從事審判工作32年，辦理刑事、民事案件無數的老法官王金玲，怎么都沒有想到，在其退休兩年之后的2020年10月，被河北省邯鄲市復興區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9萬、挪用公款7萬余元提起公訴，后被判處有期徒刑20個月。

刑滿釋放的王金玲，因堅持自己無罪，從此走上了“喊冤”申訴之路。

2024年10月29日、30日，王金玲刑事案件申訴聽證會在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

聽證會上，王金玲拋出了大量書證，以及被隱匿的證據。基于事實與證據，王金玲表示，所謂的受賄9萬元，其中5萬元是罰金，4萬元是賠償款；5萬元罰金中的2萬元根據判決，已按時任院長安某某的指令上交法院，多余的3萬元退還交款人；4萬元的賠償款，因未調解成功，也退還當事人。

而被認定為挪用公款的7萬余元，在被認定期內，王金玲用于接收辦案款項的工資及相關賬戶總額始終保持10萬至30萬之間，總體資金高于涉案資金，何來挪用之說？

案發之前，王金玲主辦再審案被冒名減刑十五六年，與時任院長引發矛盾

2013年10月底，時年50歲，已任館陶縣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監督庭庭長14年的王金玲，出任刑事審判庭庭長一職。

在王金玲上任刑庭庭長之前，該院2011年審判的一宗團伙盜竊案（【2011】館刑初字第5號）的被告之一張某仁，已向館陶縣法院申訴。

該院立案后，于2014年4月3日，召開了第一次審委會。會上，主辦人王金玲依據規則提出，該案僅張某仁一人提出再審申請，應當遵從誰申請、審理誰的原則，本次再審只對張某仁一人。王金玲的提議，得到與會成員的一致簽字認可。

2015年4月9日，由王金玲負責審理的張某仁再審案開庭。庭審后，安某某要求對本案的幾個被告都減刑。王金玲則說，“那咱們再去中院溝通學習一下”。

這次對話之后，王金玲于2015年8月19被調離刑庭。

一天后，在沒有做工作交接的情況下，繼任者趙某，只向王金玲要了張某仁再審案的卷宗，就介入了張某仁減刑再審案件。

此案宣判后，他們又拿了一沓該案的資料讓王金玲簽字，未果。

后來王金玲發現，張某仁的再審減刑案，不僅給張某仁減刑，還對流竄多地作案的慣犯、累犯喬某某等人，共計減刑約十五六年。該案雖經王金玲開庭審理，但開完庭未出判決書其就被調離。

司法證據材料顯示，在張某仁案的減刑材料及判決書上，王金玲的名字被冒用，并在該案的合議庭會議筆錄、第二次審委會筆錄和判決書原件上出現了篡改、加注、造假王金玲的簽字內容。該冒名減刑問題，現已被邯鄲市委巡察組和館陶縣委聯合組成的“王金玲案件專班”查清、查實。

“這是‘冒名減刑’”，王金玲說，“由于自己在張某仁的減刑案件審理中，沒有配合安某某，自己由此被其視為異己”。

王金玲與安某某因冒名減刑結下“梁子”后，就被調離刑庭，于2015年11月，出任民事審判庭第一庭庭長一職。

此后，又發生了一件事，讓王金玲徹底得罪了安某某。

2016年，王金玲主審一宗致兩人死亡交通事故案，審理中，依據交警隊出具的責任認定書，對原被告雙方的責任依法作出認定，但在賠償主體責任劃分上，安某某又對王金玲多加指責。

該案，王金玲依法作出的（2016）冀0433民初1047號民事判決書中載明，被告崔某某在實習期駕駛的牽引掛車（大貨車）致兩人死亡，存在重大過錯，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為此，該判決認為：交強險承保人依法應在責任額內進行賠償，在商業險范圍內不承擔賠償責任；基于該車輛事發時掛靠在暢某公司名下，因此， 該公司也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此后，該案的原告柴某某不服，又上訴到邯鄲市中院，結果，中院維持了一審王金玲的判決。

對于中院維持的該案判決，安某某卻對王金玲表示不滿，于2017年7月24日晚上12點左右，在工作群內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發起批判。曾質問王金玲，為什么不讓保險公司全部承擔賠償責任？與此同時，王金玲不僅被免去民事庭庭長的職務，同時還被免掉了員額法官辦理案件的資格。

王金玲據理力爭稱：不能因為某些不可明示的原因，理應讓暢某公司承擔的賠償責任，轉移到保險公司身上；而按照相關法律規定、組織程序，即使停止法官的審判權、審判員以上職務的行為，均須由同級人大常委會決定。

此后，王金玲針對安某某在微信工作群發起的侮辱、批判行為，向省、市法院領導進行了反映，相關部門曾對此做出簽轉交辦查處。不久后，河北省高院和邯鄲市中院，又恢復了王金玲辦理案件的資格。

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結束。

2018年6月11日，在安某某的主持下，館陶縣法院成立了查辦王金玲的三個專案組，列出了七大問題，八個方面對其進行全面調查。此舉，被三個專案組成員拒絕后，安某某最只能成立了由干部人事檔案全部造假，長期制造假案的“假法官”高某玲一人，且直屬于安某某一人領導的“執行辦”，專門負責調查王金玲所辦過的案件。

高某玲冒名學籍的報道內容

需要說明的是，該假法官高某玲冒名頂替取得的學歷、學籍，已于2022年6月，被巡視館陶的河北省委巡視組責令公示注銷。

高某玲學歷造假事實

需要指出的是，安某某調查王金玲的行為，是以“館陶縣法院黨組擴大會議”的決定出現在王金玲的案卷當中。但是，這一所謂的“決定”，在2023年7月至9月由中共館陶縣委組織的“王金玲案件專班”的調查中發現，當日并沒有召開該次會議，系偽造證據。

即便如此，在歷時800多天，調查審閱了近4年來、王金玲審理的300多個案件、近3千冊案卷后，專案組并未發現王金玲有違法違紀問題。

繳納的罰金、退還的保證金，均被認定為受賄款

王金玲案發后，讓很多人感到意外。

司法材料顯示，王金玲案，始于辦理案件中的罰金、賠償款和保證金的收取與退還工作。

2013年元旦期間，館陶縣境內高速公路發生車輛連環相撞，造成7死4傷的特大惡性交通肇事案。

2013年6月3日，河南濮陽人蘇某樺因涉嫌該宗交通肇事罪，被館陶縣公安局刑事拘留，6月10日被取保候審。

王金玲任刑庭庭長之前，該案件已起訴到館陶縣法院。前任庭長已分案到具體承辦人手中，但因案情重大、復雜，多次超審限，且無任何進展，2014年下半年，王金玲主動接手該案的辦理。

王金玲接手后發現，該案死傷者親屬多達60人，事故車輛的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的分配、賠償計算十分復雜，而相關當事人又在河南、河北兩地提起多起民事、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為此，王金玲及時整合分散在河北、河南兩地法院十余個民事或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歸籠并案后，死者家屬就到法院催辦，經溝通發現，死傷者家屬確實經濟困難，王金玲就多次要求蘇某樺積極配合法院，盡快籌集賠償款，安撫、賠償死傷者父母及妻兒老小，將化解對立情緒放在該案的工作首位。

為此，王金玲與肇事者蘇某樺、死者家屬進行溝通協調。協調過程中，蘇某樺先后分兩次繳納了4萬元的賠償款。而后的協調過程中，兩死者家屬要求，在保險賠償之外，每家再賠償15萬元就可以和解，蘇某樺表示拿不出那么多，后死者家屬降至每家12萬元，對此協調方案，蘇某樺同意，表示再去籌集20萬元。

后來，由于蘇某樺最終沒有籌得足額的賠償金，調解無果。

案件到了審限后，于2015年3月20日，蘇某樺被館陶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

一審判決后，蘇某樺因身體原因沒有被收監，期間還聯系王金玲，問現在能否籌集賠償款進行賠償，以在二審獲得輕判。王金玲則表示，已給你留足了時間，你即使與受害人達成調解獲得諒解，也只能到二審去解決，此前繳納4萬元賠償款，也須經過你的同意，才能轉給受害人或轉到館陶縣法院執行局。

2015年8月8日，邯鄲中院維持了一審判決，蘇某樺入獄服刑。

2018年5月20日，蘇某樺刑滿釋放后，王金玲將4萬元賠償款退還蘇某樺。蘇某樺為此也出具了一份收據。

就該4萬元，在王金玲刑事案件中，被認定為受賄。而另一筆認定為受賄款的5萬元，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5年初，館陶縣王橋鄉北孫店西村人常某鋒因涉嫌銷售假藥被公安立案偵查，后被審查起訴，此間，時任北孫店西村支部書記姚某嶺，一直是其取保候審的保證人。

案件移送到法院審理階段，姚某嶺仍是常某峰的保證人。彼時，姚某嶺找到王金玲溝通，希望通過多繳納罰金，以取得法院的輕判。此后，姚某嶺分兩次先后將2萬、3萬元罰金交給王金玲。姚某嶺向王金玲保證，該5萬元是自己的錢，與常某峰無關。

常某峰案，后經上級法院平衡，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并處罰金2萬元。該2萬元罰款，經王金玲繳納至法院賬戶。

此后，常某鋒之子的常某民，向館陶法院及院長安某某反映王金玲收受其現金5萬元。王金玲則通過短信等方式，于2015年11月15日，向院領導安某某溝通解釋，稱姚某嶺繳納5萬元罰金，其中的2萬元上交了法院，另外3萬元于2015年8月下旬，退還了姚某嶺。此后，5年來沒人提及這筆5萬元的款項，直到2020年8月15日，該5萬元又被館陶紀委以受賄款的名義進行審查。

最后，常某鋒案涉案的2萬元上交的罰金、多余并退還的3萬元罰金，在王金玲的刑事判決中，均被認定為受賄款。

當地基層法院法官為便利辦案，收支不分家、罰款創收任務惹禍？

一個習以為常的“慣例”是，邯鄲市各地基層法院的法官們為了“方便”辦案，都存在收支不分家，用自己的個人賬戶收取辦案費用的情況。從上述王金玲案的事實可見，其在辦理案件時，就存在收支不分家，罰款創收等問題。

2013年10月底到2018年8月間，王金玲辦理案件所使用的個人工資賬戶，進出的辦案資金流水近千萬元，主要構成是罰金、賠償款、執行款、執行費和保證金。

王金玲稱，法官們使用個人賬戶直接保管資金，當事人較為放心，也便于案件的辦理，在為案件雙方當事人完成調解后，后面的執行款支付更為便捷、有效，而與此同時，這樣操作，也有利于院里布置的罰金任務和法院績效考核目標26率（包括結案率、維持率等）的完成，以自己為例，在刑事庭任職期間，每年布置的罰金任務高達60萬元，實際上從2013年10月底至2015年6月，完成上繳罰金100多萬元，創院里歷史新高，甚至到了為防止罰金任務增加，而控制罰金上交的數額和節奏。

如此一來，卻為王金玲帶來了第二項罪名——挪用公款罪。

2016年9月，王金玲擔任一宗交通事故案的審判長。車主賈某峰的事故車輛被查封，因該案涉及賠償死（傷）者，而事故車輛被查封后當事人無經濟來源，為解決案件的賠償資金，經賈某峰申請，王金玲與受害人協商同意，讓賈某峰繳納解除查封車輛變現為最大值10萬元賠償款，轉入個人賬戶，以實現提前解除事故車輛查封的目的。

2016年12月1日，賈某峰將10萬元匯入王金玲提供的銀行賬戶（其丈夫任某某）后，肇事車輛得以提前解封。其間，2017年3月、7月，王金玲從任某某的賬戶兩次轉賬給他人后，任某某的賬戶余額為28705.43元。

2018年5月，賈某峰案開始執行，王金玲先后兩次于同年5月、6月，將總計10萬元款項，從其個人賬戶轉款至館陶縣法院執行局工作人員程某某的銀行賬戶和法院的賬戶上。該10萬元，滿足該案所有的賠償款、訴訟費、執行費后，仍有結余。

但這筆10萬元的款項，最終卻讓王金玲以挪用公款70325.73元入罪。

對于該7萬余元的挪用公款罪名，王金玲及其辯護律師當時都提出了辯護意見認為，在收取賈某峰的10萬元至2018年6月案件執行款轉付到法院期間，涉案的王金玲工資卡等銀行賬號上，總資金額保持在10萬至30萬元之間，足以覆蓋7萬元所謂的被挪用公款，故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

從上述事實可見，王金玲被控受賄、挪用公款兩個罪名的起因，皆與館陶法院允許全院干警使用個人賬戶臨時保管辦案款項、收支不分家、完成罰金任務、實現結案率調解率和管理混亂有關。

被指控犯罪事實與多項書證相悖，王金玲堅稱自己無罪

2021年9月，王金玲以受賄9萬、挪用公款7萬元余元，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20個月。一審筆錄上王金玲的簽名時間顯示，一審判決書送達6天之后，才讓王金玲在一審的筆錄上核對簽字。

王金玲出獄后，在核對筆錄、梳理案件卷宗及工作經歷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的案件存在諸多問題。

首先，館陶縣法院法官在辦理案件時，收取當事人罰金、保證金到其個人賬戶，案結后退還多余款項是“慣例”，甚至在法院領導層直接授意下如此操作，而僅有王金玲因此獲罪。

王金玲的銀行流水記錄顯示，2013年11月18日，王金玲剛剛出任刑事庭庭長一職不到兩周，法院相關負責人就安排財務，往其工資卡賬戶上打入了8萬元的執行案件救助款，再由王金玲從其工資賬戶匯入對公的財政賬戶。

相關證據顯示，館陶法院副院長呂某某，在王金玲辦理一宗假冒偽劣食品案件中，呂某某個人收取了被告夫妻二人預交的30萬元罰金。該案判決生效后，呂某某經過王金玲之手，將被告兩人23萬元和6萬元的罰金，上交財政的罰沒賬戶，剩余1萬元打入王金玲賬戶后，再由王金玲退回被告夫妻。

在司法卷宗中，由館陶法院原院長安某某提交、已作為證據當庭出示三次的王金玲與安某某的短信對話記錄顯示：

2015年12月3日晚上6點15分，安某某發短信給王金玲“把罰沒收入抓緊上交”；

王金玲回復說，明天偕同院財務上交至于縣財政；

安某某并沒立即回復王金玲，而是在經過一夜之后，于2015年12月4日上午8點36分，回復王金玲，讓其“今天上午十點前將罰沒款交到院財務張某某處”。當日，王金玲就按照安某某的指令，將9.4萬元罰沒款轉到財務人員李某的個人賬戶。

由此可見，館陶縣由上而下，一直都是個人賬戶、公私不分在處理罰沒款等辦案資金。

“這樣的做法，就是我們工作的日常”，王金玲說，“我與安某某如此重要的3頁工作短信對話內容，作為證據反復三次出示，然而，在一二審判決書中被悉數隱匿”。

其二，王金玲受賄罪的涉案資金，是其日常工作的內容之一。

在常某峰案中，應該繳納的2萬元罰金，已于2015年12月4日，上交到法院會計個人賬戶；同時，王金玲提供的與時任院領導安某某的短信聊天記錄，與法院財務人員的銀行流水，以及財務出具9.4萬元的罰金票據，均證實該2萬元已經上交。

而檢方以及法院的生效判決中，都沒有客觀證據證明，王金玲沒有上繳案涉的2萬元罰金。

王金玲稱，“5年前就已經作為罰金上交法院，安某某也明知該筆款項，為何在案結事了多年之后，隱瞞真相，再次構陷成受賄款？”

該案中，由于姚某嶺預交了5萬元罰金，判決后，根據多退少補原則，多余的3萬元，王金玲也悉數退還。

需要說明的是，姚某嶺作為本案的關鍵證人之一，經王金玲申請，并沒有被批準出席法庭作證，接受質詢。

此外，在蘇某樺交通肇事案中，其繳納的4萬元賠償款，因該案沒有達成調解，王金玲悉數退還蘇某樺，蘇某樺也向其出具了一份收到該筆款項的收據。

故此，王金玲被控9萬元的受賄款，多個證據顯示是其工作日常，不是犯罪。

需要指出的是，若王金玲此類工作日常就是犯罪，那么，館陶法院其他法官類似的操作，也涉嫌構成犯罪，但為何偏偏王金玲被判刑？

其三，縣紀委關于王金玲案的處理意見，王金玲認為是本案的關鍵證據，但在法庭上出示、宣讀后，也被生效判決所隱匿。

2020年8月10日，館陶縣紀委對王金玲采取了留置措施，針對案涉的所謂受賄、挪用公款等問題，也于同年8月17日作出了《關于給予館陶縣人民法院刑庭、民一庭原庭長王金玲同志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的決定》。

該處分決定顯示，王金玲所涉違紀違法情節只做紀律處分，并未被認定構成犯罪，并未移送檢察機關起訴。

同一年，邯鄲市原市委書記高宏志等多名干部投案自首，其中，多人受到留黨察看處分，但均未移送檢察機關起訴。為何唯獨王金玲被檢察機關起訴了？

起訴書顯示，館陶縣檢察院在紀委對王金玲作出紀律處分決定的兩天之后，于同年8月19日，決定對其刑拘，8月28日決定對其逮捕。

王金玲表示，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一開始并沒有收到縣紀委給自己下發的處分決定書，而在該處分決定書中，有紀委對常某峰案件中被判處2萬元罰金、并已經上交館陶法院財務的認定。

王金玲稱，在自己的案件中，館陶縣法院偽造證據，檢察機關隱匿多份關鍵證據，對申請關鍵證人出庭作證的一事也未予理會。

其中，館陶縣法院提供的證據材料中，說明王金玲共收取了蘇某樺兩筆2萬元共4萬元的賠償款，其中認定為受賄的2萬元，是在王金玲出任刑庭庭長之前給付的，明顯與事實不符。

還有，在張某仁申請再審的減刑案中，王金玲被冒名審判，還出了判決書，以及審委會的討論筆錄等關鍵證據，一直被隱匿。對此，王金玲認為，此證據的隱匿，掩蓋了因自己堅持原則，未予配合違法減刑，安某某對自己進行打擊報復的事實。

在受賄一案中，姚某嶺作為關鍵證人，一個擔任了二十多年村黨組織部書記和多屆縣鄉人大代表的老黨員干部，其威望很高，但由于不識字，故只能出庭作證，但王金玲的這一請求，未得到審理法院同意。

事實上，在得知常某峰的兒子常某民到館陶法院反映王金玲收取其5萬元現金后，姚某嶺對其破口打罵，并動手打了其兩耳光，稱錢是自己的，代為預交的罰金，與常某峰無關，不能侮辱王金玲，侮辱王金玲“不得好S”，并表示愿意出庭作證。

此外，在王金玲被留置、羈押期間，針對自己被指控的受賄、挪用公款等涉嫌犯罪的情節，曾手書496頁的陳述、舉證、辯解和說明材料，均被隱匿。

王金玲稱，上述材料能夠完整、充分地證明自己無罪，但這些關鍵證據，均未在生效的判決書中出現，不僅如此，指控本人犯罪的8冊卷宗證據全部對我隱匿，嚴重剝奪了我的全部訴訟權利，這樣一來，自己案件的相關事實，就無法完整、客觀地展現，以致冤假錯案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