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君

該來的，還是會來。

“賣地“愈發難以為繼之下，有的地方打起了“天空”的主意，開始“賣天”了。

日前，山東平陰縣一則出讓低空經濟30年特許經營權的公告，讓很多人驚掉下巴——原來，“天”也是可以賣錢的。

并且，“天空”不僅能賣，還能賣出“天價”——30年，9.24億。

這一幕，讓不少人覺得魔幻。但其實，這僅僅只是一個大趨勢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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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告，雖然說將這筆買賣完全等同于“賣天”，不完全準確，比如，當地還有兩座機場，特許經營者要進行低空經濟運營和維護，提供飛行執照駕培等服務，除了需要空域，應該也需要使用機場等基礎設施，但它確實是在低空經濟的招牌下，衍生出的“新生意”。

如果僅從發展低空經濟角度，這種打包出讓特許經營權的做法，其實不是不能理解。

一方面，發展低空經濟，具體的業務開展，確實需要企業來操盤；另一方面，在一個縣域市場中，又未必有那么多的企業愿意在當前的情況下入場。

于是，由一家國企來干這件事，未嘗不可。

是的，你沒聽錯，這筆看起來不錯的交易的另一方，正是當地專門新成立的獨資國企。

這么說，是不是有點左手倒右手的感覺？對，但也不對。因為這9億多，大概率不會是當地財政直接掏錢，而很可能是一筆新的貸款。

更重要的是，有了這家擁有9個多億特許經營價值的新企業后，又可以進行更多的融資。

這或許才是這筆出讓背后，最大的玄機。

說到這里，其實很多人會發現這種模式，看起來是“賣天”，有點天方夜譚，但實際上和長期以來一些地方變相“自買自賣”土地的做法，內核是一致的。

從公開信息看，僅30來萬人口的平陰縣，確實需要開辟新的“來錢”之道。

2023年，該縣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7.73億元，比上年下滑15.20%，降速超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13.2%）。

也就是說，這一次操作，可給當地帶來一筆超出一年土地出讓金的“收益”。

另外，今年前三季度，平陰縣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20.8億元，同比下跌4.8%；地域稅收20.4億元，同比下跌13.8%。

這樣的背景下，想方設法“開源”，甚至冒著“出頭”的風險，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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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面臨“開源”壓力的，遠不止是平陰縣。

一個數據很有代表性：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同比下降24.6%。

這尚是全國平均水平，一些地方可能更是直接縮水一半。

所以，眼瞅著土地“來錢”越來越難，一些地方早就在開辟新賽道上卯足了勁。

就拿特許經營權出讓來說，從景區到停車場，從學校食堂、公交線路，再到共享單車、廣告位，甚至殯儀館及殯儀館延伸服務，這幾年已在全國多地都有出讓實踐。

這里面，有的是一次性的資產變現，直接賣給了第三方；有的則是類似這次平陰縣的操作，當作了金融資產，以獲取更大的“收益”。

當然，相較于大部分地方出讓一些傳統資產的特許經營權，“賣天”算是打開了增量空間。

可以預期，如果平陰縣這一次能夠順利成行，接下來的“吃螃蟹者”會更多。

并且，立于低空經濟這個新風口上，可以拿來“賣”的，還不止是“天”。

頗為巧合，最近就有個消息很值得注意：

日前，海寧市“低空+經濟城市綜合數據資產”在上海數據交易所掛牌并啟動融資。

據了解，該數據資產主要是海寧市低空飛行領域一企業深度梳理的企業自有數據，評估價值超過2億元。

也就是說，圍繞低空經濟的一些數據資產，也有“變現”的空間。

這背后實際是指向一個更大的“開源”空間：“賣地”之后，除了“賣天”，“賣數據”也是一個新藍海。

這方面已有代表性案例：

差不多一年前，中部某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起價18億，出讓政務數據資源和智慧城市特許經營權，成為全國首例公共數據特許經營權出讓交易。

后在輿論關注之下，這個出讓行動被很快叫停。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此路不通。這座城市只是顯得稍微“超前”點而已。

就在2023年底，相關部門印發《關于加強數據資產管理的指導意見》的通知，明確提出了數據的“資產屬性”。

進入2024年，多地掀起了成立數據資產管理公司的熱潮。

報道稱，2024年以來，已經有10余家城投公司明確披露將數據資產入表，入表資產以公交、供暖、供水、交通等公共事業數據為主。

不夸張地說，“數據財政”正在加速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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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財政進入下半場后，很多地方都在想方設法開辟新的“創收”空間。

然而短期內，顯然沒法和土地收益相比。

所以，在“開源”的另一頭，是“節流”。

至于手段，過去幾年大家也都已經見識了。

從一些公共服務的縮水，到人口小縣機構優化，再到減少“鐵飯碗”等等。

不過，不管是開源還是節流，都有一個現實背景值得注意，那就是基本上都發生在中小城市。甚至，特許經營權出讓，多出現在區縣一級。

這指向的是一個無比殘酷的現實，即不同人口規模、發展基本面的地方，分化正在進一步加劇。

對很多地方而言，正如出讓特許經營權的期限多為20年、30年所隱喻的，代表的是對未來的想象力的缺乏——越來越趨于定型，看不到新的空間和可能性。

所以，對于出讓經營權及其他一些謀求“變現”的行動，固然不必“一刀切”地潑冷水，但它們所整體反應的某種現實，必須被正視：

它不僅指向的是一種現時的壓力，更預示著一種關于未來的茫然。

而不同的選擇背后，是大量城市命運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