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軍大授銜，王維舟一手創(chuàng)建巔峰時期擁有一萬多人的紅三十三軍，無一人授少將以上軍銜，這在我軍軍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1年零兩個月的紅三十三軍軍史上發(fā)生了什么導致這一悲壯的結局！

1931年5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開的會議。會議決定：以四川工農紅軍第一、二、三路游擊隊余部為基礎，重組川東游擊軍，王維舟任中共川東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川東軍委)書記兼游擊軍總指揮，在川東地區(qū)開展更大規(guī)模的游擊戰(zhàn)爭。

王維舟先在群眾基礎較好的虎南赤區(qū)，建立川東游擊軍第一支隊，任命蔡奎為支隊長，活動在梁山百里漕、達縣順風山一帶。

1931年夏,王維舟在開江以廣福為中心，組建川東游擊軍第二支隊，任命喬典豐為支隊長。通過大量工作,第二支隊迅速發(fā)展到1000余人,擁有長短槍150余支。

王維舟建立川東游擊軍總指揮部不久，又組建了川東游擊軍第三支隊，并親任支隊長。第三支隊活動于宣漢、達縣、江口(平昌)、萬一帶。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斗爭,川東游擊軍已達2000余人,擁有長短槍1000余支。力量擴大到東起梁山,南抵達縣,西至江口,北至城口的川東十余縣。

1932年夏，川東游擊軍改編為川東紅軍游擊隊新編第一路(以下統(tǒng)稱川東游擊軍)，王維舟繼任總指揮,楊克明兼任政委，喬典豐任副總指揮，下設部隊仍為原三個支隊，原支隊長繼任。

1932年12月15日，紅四方面軍總部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制定了“進軍川北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方針。王維舟從四川省委處得知了紅四方面軍將要入川的消息，川東游擊軍和川東群眾受到極大鼓舞，王維舟立即派人到城口縣與紅四方面軍取得聯(lián)系。

1933年初,根據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王維舟、楊克明召開軍事會議，對部隊進行整編，會議決定：“將川東游擊軍的工作重心和主要力量轉移到宣漢、達縣、城口、萬源等接近紅四方面軍主力的敵后地區(qū),以牽制軍閥劉湘、劉存厚的兵力,使紅四方面軍迅速向南發(fā)展。”

整編后的游擊軍共三個支隊2000余人,在游擊軍總指揮部的統(tǒng)一指揮下開展活動。

1933年秋，紅四方面軍在得勝山召開軍以上干部會議，制訂了宣(漢)達(縣)戰(zhàn)役計劃。王維舟得悉后,立即派蔣瓊林前往了解了宣達戰(zhàn)役的部署。按照紅軍宣達戰(zhàn)役的進軍路線，王維舟將游擊軍分成左、中、右三路配合紅四方面軍截擊敵人。

在川東游擊軍的強力配合下,紅四方面軍主力10月17日進入宣漢縣境，18日攻占隘口場,并決定由紅九軍、紅三十軍分頭向宣漢、達縣推進。19日,紅九軍副軍長兼第二十五師師長許世友率紅七十四團、紅七十五團攻下白巖寺,繼而攻占宣漢縣城。20日，紅二十五師師部、政治部進駐宣漢縣城。隨后,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前線指揮部進駐宣漢縣城。按照徐向前的命令,許世友率紅九軍第七十三團、紅四軍第二十八團趕赴下八廟。王維舟、許世友等在文家祠堂共商了圍殲南壩之敵的計劃。26日夜,紅四方面軍和游擊軍兵分四路向圣墩寺發(fā)起進攻。經一晝夜激戰(zhàn),將敵擊潰。27日,游擊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南壩場勝利會師。

會師后，紅四方面軍總部決定：將川東游擊軍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三軍，并于1933年11月2日在宣漢縣城西門操場聯(lián)合召開慶祝紅軍解放宣漢和紅三十三軍成立大會。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陳昌浩在會上宣布了紅四方面軍總部關于川東游擊軍改編為紅三十三軍的命令,并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新成立的紅三十三軍由王維舟任軍長、楊克明任政委,轄第九十七師、第九十八師、第九十九師,蔣瓊林、冉南軒、王波分任師長。

隨后，王維舟將川東游擊軍總指揮部改為紅三十三軍軍部,遷駐黃石場,并組建了軍部直屬機構:政治部、醫(yī)院、經理部和通訊班。隨后,在達縣蒲家場組建了第九十七師,在清溪場冉家埡口組建了第九十八師,在南壩場組建了九十九師。全軍共萬余人。

1933年11月初,正當紅三十三軍在前線浴血奮戰(zhàn)，反擊劉湘的“六路圍攻”之時，張國燾卻將紅三十三軍作為重點，搞起了“肅反”運動，他派陳昌浩、周純全到紅三十三軍軍部坐鎮(zhèn)“整軍”。“肅反”工作隊以是否上過中學、是否在國民黨政權中做過事等作為劃分好人、壞人的標準，層層擴大打擊對象。

在這次“肅反”中,紅三十三軍連以上干部特別是政工干部幾乎全部被換掉;第九十八師師長冉南軒,第二九八團團長吳志太、副團長劉君門等官兵50余人，第二九九團官兵200余人，第二九七團營長任俊卿等官兵30余人，第二九四團團長牟慈帆、營長李定國等官兵40余人,先后被逮捕殺害；第二九一團團長唐全弟失蹤。不久,張國燾還以第九十七師離紅三十三軍軍部太遠為由，撤銷該師建制，除師長蔣瓊林留任第九十八師師長外,將其所屬各部全部分割到了紅九軍、三十軍。至此，紅三十三軍全軍減至2個師6個團5000余人。

盡管如此，王維舟絲毫沒有動搖革命信念，他教育官兵要顧全大局，要和其他各軍調來的政工人員搞好團結。繼續(xù)配合紅四方面軍繼續(xù)反擊敵人的“六路圍攻”。

1934年1月初,張國燾在紅三十三軍展開了第二次“肅反”運動。第九十八師師長蔣瓊林、第二九四團副團長彭友之被撤職送勞役隊審查(后被殺害);第二九四團一營被編入紅四軍,二、三兩營被編入紅三十軍。其他各團也因“肅反”捕殺而人人自危,減員不少。這次“肅反”后,為穩(wěn)定軍心、整合力量,王維舟一面加強對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一面對部隊進行了整編。至此，全軍僅存3個團(第二九五、第二九六、第二九七團)9個營4000余人,由軍部直接指揮,師一級組織已經有名無實。

1934年4月初，王維舟率紅三十三軍從羅文壩開赴萬源縣城周圍，配合紅四軍部趕走敵城(口)萬(源)游擊司令陳國樞部,收復萬源縣城。這時,張國燾又在紅三十三軍展開了第三次“肅反”運動。

黃鐘堡戰(zhàn)斗中，紅三十三軍多次打退敵人的進攻,但張國燾的“肅反”工作隊卻將正在火線上指揮戰(zhàn)斗的紅三十三軍排以上干部50余人捆送后方“審查”，這50余名干部事后下落不明，第九十九師師長王波亦險遭厄運，但因是王維舟的侄子，幸免于難存活到建國后。

涌泉寺戰(zhàn)斗中,面對裝備精良的范紹增師，紅三十三軍雖然打了勝仗，但軍政委楊克明反被張國燾指責為作戰(zhàn)不力，受到撤職并調離前方的處分。

1934年6月15日，紅33軍經反復拼殺，在游擊隊配合下，攻占城口縣城，殲敵100多人，拓展蘇區(qū)200余里。迫使四川軍閥劉湘調動大量部隊東移作戰(zhàn)。他的這一舉動恰恰是紅四方面軍要達到的目的。紅三十三軍拓展了川陜蘇區(qū),完成了牽制敵人的任務,為紅軍主力在大面山、青龍觀等地反攻敵人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同年11月1日，紅四方面軍總部在通江毛浴鎮(zhèn)召開的黨政工作會議上，充分肯定了紅三十三軍的功績,還授予二九六團“百發(fā)百中”獎旗一面。

然而,戰(zhàn)功赫赫的紅三十三軍卻未能免遭張國燾的第四次“肅反”。11月上旬，第二九七團副團長唐安等數十名官兵被戴上了“改組派”、“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等帽子,一部分被押送萬源殺害,一部分被就地處決。11月中旬，王維舟接紅四方面軍總部會議通知，去巴中清江渡開會。他徒步到達清江渡時,會議已經結束。王維舟被安排在紅四方面軍總部住下后,張國既不讓他回紅三十三軍,也不給他另任職務,就這樣剝奪了王維舟對紅三十三軍的指揮權。1935年7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公開撤銷了王維舟的紅三十三軍軍長職務。

1936年1月,紅三十三軍在丹巴、崇化一帶與紅五(原紅五軍團)合編為紅五軍，董振堂任軍長，黃超任政委,羅南輝任副軍長，楊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從此，紅三十三軍番號被取消。

1937年1月，西路軍兵敗河西，紅五軍幾乎全軍覆沒，將軍們大多犧牲，其中紅三十三軍首任軍政委楊克明也犧牲于此，至此王維舟一手創(chuàng)建的紅三十三軍血脈幾乎消耗殆盡。

1955全軍大授銜時，因王維舟已離開軍隊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學院院長，沒有授予軍銜，而其它參與創(chuàng)建紅三十三軍的領導人或死于張國燾的“肅反”運動中，或在建國前戰(zhàn)死，無一人授予少將及以上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