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建國前夕的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毛主席莊嚴宣告: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
這是毛主席對人民軍隊立體化發展的殷殷期盼。
其實,在毛主席說這句話之前,已經多次提及要組建空軍,主要是為了應對美國的侵略挑釁行為,以及日后為統一臺灣做準備。
當時陸軍在三大革命戰爭中戰斗力最強、部隊人數最多、武器裝備最豐富,唯獨人民海軍和人民空軍的建設是一片空白。因此,加快建立海軍和空軍就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
要想建立空軍,就得先有空軍領導班子主持空軍組建工作,那么究竟誰合適呢?
中央看中了解放軍第4野戰軍第14兵團司令員劉亞樓。
1949年3月28日起,林彪統率的東北野戰軍正式改稱為解放軍第4野戰軍,劉亞樓被任命為第14兵團司令員,莫文驊任政委。
就在部隊改編才半個月,中央就命令4野和14兵團從平津地區南下,以掃清國民黨軍殘敵,但劉亞樓此時留在了北京處理四野的工作交接和14兵團的組建工作。
劉亞樓本以為能處理完這些工作后,就能南下回到14兵團,繼續率兵打仗。沒想到,他留在北京的1個月時間里,軍委卻突然讓他擔任共和國的第一任空軍司令員,中央的決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但他還是接下了國家的重擔,全權負責組建空軍。
面對一清二白的空軍組建工作,并沒有難住劉亞樓,他很快就提出了三大條件:一是準備空軍地勤人員;二是要準備航空兵師、團領導機構;三是要有飛機裝備。
唯獨第三項是難點,在革命戰爭年代,我黨一直在領導打仗,根本沒有時間來建立完善的工業體系,更別說建造飛機等空軍裝備了。
那怎么辦呢?
只能向外國采購。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唯一有能力且愿意賣給中國空軍裝備的國家只有蘇聯。無奈之下,為了加快中國空軍的組建進度,劉亞樓只能厚著臉皮跟蘇聯談判,以獲得蘇聯的援助。
在這一過程中,劉亞樓多次赴蘇聯爭取援助談判。1949年8月1日,劉亞樓正式率團奔赴蘇聯展開援助談判事宜,由于當時劉少奇仍在蘇聯進行學習訪問,為劉亞樓的軍事援助談判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減輕了他們的壓力。
因此,劉亞樓與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和蘇聯空軍總司令維爾希寧元帥談得都比較順利,蘇聯答應幫助中國建立6所航校及1所飛機修理總廠,并賣給中國各型飛機434架,派出878名蘇聯專家來中國協助工作。
可以說,劉亞樓的蘇聯談判之行非常順利,成功解決了共和國空軍有軍無機的問題。至此,空軍組建的時機業已成熟,1949年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由劉亞樓擔任共和國首任空軍司令員,蕭華擔任首任空軍政委。
在劉亞樓的領導下,中國空軍各方面建設逐步走向正軌,并在隨后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立下了卓越的戰功。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志愿軍空軍先后出動戰機2.6萬余架次,擊落330架敵機,擊傷95架。
事實證明,劉亞樓所領導組建的中國空軍經得起戰爭的檢驗,是有空中作戰能力的。
鑒于劉亞樓的革命貢獻,1955年他被授予了開國上將軍銜。
不過,與中國空軍同一時期組建的中國海軍,其第一任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卻在1955年被授予了大將軍銜,公安軍司令員羅瑞卿、組建裝甲兵的許光達同樣都被授予了大將軍銜,為何劉亞樓組建了空軍卻僅僅被授予上將軍銜呢?
況且當時在大將軍銜中確實有設置空軍大將軍銜的,只是沒有人有資格被授予空軍大將,這就說明了劉亞樓根本不夠大將的資歷。
縱觀空軍司令劉亞樓上將與海軍司令蕭勁光大將的人生經歷,他們兩人的革命經歷至少有兩處不同:
第一:劉亞樓的革命資歷比蕭勁光的革命資歷淺;
劉亞樓是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并在同年加入紅軍閩西游擊隊,成為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一步步從一名基層的班長成長為紅軍師長,參加過強渡烏江、進攻遵義、四渡赤水、奪取瀘定橋等戰役戰斗,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才擔任紅1軍團紅2師師長。
在同一時期,蕭勁光的職位比劉亞樓高得多。
蕭勁光是在1922年加入的中國共產黨,屬于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31年他擔任紅5軍團政委,職位比董振堂、左權的職位還高,著名將領左權此時僅僅是紅5軍團下轄的紅15軍政委。
而劉亞樓在當年還是紅1軍團紅12軍的一名連長,一個連級軍官遠遠低于一名軍團級主官(戰區級將領)的級別。所以,劉亞樓從革命起步開始就已經落后于蕭勁光大將了。
第二:劉亞樓的革命周期比蕭勁光的革命周期短;
根據元帥、大將、上將授銜的標準,基本都需要經歷三大革命戰爭,可是劉亞樓卻缺席了重要的8年抗日戰爭。
抗戰爆發前期,劉亞樓并未赴前線指揮部隊打仗,而是留在后方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協助林彪、羅瑞卿等人組織教學工作,并于1939年遠赴蘇聯進入了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劉亞樓這一去就是6年時間,直到1945年8月才隨蘇聯紅軍進入東北打擊日本關東軍。其后,他在林彪統率的東北野戰軍擔任參謀長一職。
因此,劉亞樓僅僅在土地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參與指揮作戰,與蕭勁光參與指揮中國三大革命戰爭全過程不同。
蕭勁光在土地革命戰爭之前,還在國民革命軍任職參與北伐戰爭,擔任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6師黨代表,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
從紅軍時期的紅7軍團政委,到抗日戰爭時期的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再到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兼參謀長,蕭勁光都擔任高級領導職務,尤其是1948年解放吉林省會長春時,曾開創了人民解放軍通過“久困長圍”戰法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
所以,劉亞樓的革命履歷與蕭勁光的履歷相比確實有差距,這成為他比蕭勁光軍銜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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