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在生活上要無微不至地關心官兵的疾苦，要把士兵當作是自己的親兄弟來愛護、幫助，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如果一個指揮員不能做到這一點，到戰時又怎么要他們和你共生死、完成戰斗任務呢？”

這是對越作戰英雄王銀章將軍對部下干部們的諄諄教誨，同時也是他軍旅生涯對下級官兵的真實實踐。

1940年10月出生于湖南張家界市慈利縣的王銀章，19歲時參加解放軍，來到了廣州軍區下轄的陸軍55軍服役，其頂頭上司便是從國軍起義而來的55軍首任軍長陳明仁上將。

55軍長期駐防在廣東、廣西一帶，下轄163師、164師、165師共3個主力師；王銀章憑借自己的努力，用了短短20年時間，就成為團級干部，榮升為55軍163師489團的團長，后來還晉升為野戰師主官、惠州軍分區的主官等職。

但對王銀章來說，在他軍旅生涯中，最令人難忘的主要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王銀章有幸能親率部隊奔赴對越作戰前線，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

在黎筍掌控越南主導權后，一方面強化與蘇聯的結盟，獲得大量軍事援助，自恃為僅次于美國和蘇聯的“世界第三軍事強國”，另一方面則學美蘇走上國強必霸的道路，妄圖建立“印支聯邦”，出兵侵略柬埔寨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還大肆挑釁北方巨鄰，在南海和中越邊境咄咄逼人。

為了打擊越南的囂張氣焰，我國就決定于1979年2月12日從西線的云南省和東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兩個作戰方向同時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

王銀章所在的55軍，就和41軍、42軍、43軍、54軍、50軍共同組成東線作戰兵團，由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親自指揮。

根據作戰部署，許世友把55軍放在距離越南首都河內最近的友誼關方向，作為威逼河內的關鍵一步，這已然凸顯了55軍的重要作戰地位，而友誼關就在越南諒山省和廣西崇左的邊界地帶，所以55軍成為同登戰役、諒山戰役的主力部隊，撬開了東線進軍越南的大門。

在55軍163師師長邊貴祥和政委吳恩慶的領導下，王銀章團長率領的489團，和487團、488團并肩戰斗，突進了越南諒山省腹地，對首都河內市形成了直接的戰略威脅。

當然了，沖在最前，也意味著傷亡最大。根據王銀章的回憶，他率部進攻作戰時，越軍憑借天險，外加明碉暗堡實施火力交叉作戰，我軍在短兵交接中打的很難，基本都是前面的戰友倒下，后面的戰友前赴后繼地沖上去，靠著巨大的犧牲奪占了一個又一個制高點，從而為后續部隊打贏同登戰役、諒山戰役創造了有利戰機。

王銀章的489團也成為163師榮立戰功最多、犧牲勇士最多的主力團。

可以說，王銀章在前線作戰中，率部敢打猛沖，為戰局的勝利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他所領導的489團也被55軍授予“勇往直前，戰無不勝”的錦旗。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越反擊作戰中，55軍163師也是29個參戰師中殲敵最多的師級部隊，殲敵人數達到五千多人；而殲敵最多的團是163師487團，斃敵1932名；殲敵最多的營是163師488團3營，斃敵1005名；殲敵最多的連是163師488團3營7連，斃敵470多人。

以至于越南人民軍對55軍163師師長邊貴祥恨之入骨，還打出了“消滅163，活捉邊瞎子”的口號，在軍中也流傳有“東有55，西有149”的順口溜，指的就是東線作戰成績最大的是55軍，西線作戰成績最大的是昆明軍區13軍代為指揮的成都軍區50軍149師。

第二就是，王銀章在恢復軍銜制時能以師長的身份破格晉升軍級才享有的少將銜。

對越反擊作戰勝利后，基于王銀章在戰場的突出表現，他先后晉升163師副師長、師長等職。在百萬大裁軍時期，55軍被撤銷，下轄的163師編入了42集團軍。

因此在1988年恢復軍銜制時，48歲的王銀章是以42集團軍163師師長的身份被授予的少將銜，成為當時1289名被授少將銜的軍官中屈指可數的野戰師師長之一。

按照我們現在的晉銜慣例，師長作為正師級干部，往往只被授予大校銜，出現最多的就是高職低授，比如海軍政委魏金山、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等將領，都是大軍區級，卻在1988年只被授予了中將銜。

可對于王銀章這樣以師長的身份晉升少將的低職高授情形則比較少見，但也屬于正常范圍。

因為當時的軍銜制度，規定正師職的編制軍銜為一職三銜，包含少將銜、大校銜、上校銜，基準軍銜為大校，把王銀章師長晉升為少將，實則是根據他往年的戰功和領兵、帶兵表現所進行的破格晉升，恰恰說明了王銀章將軍出色的一面。

既然晉升到少將軍銜了，本以為王銀章會順勢晉升到集團軍的軍級行列，不說是正軍級的軍長，當一個副軍級干部也行。誰知，在他晉升將官軍銜的2年后，王銀章卻徹底離開了野戰部隊，跟軍長崗位無緣。

根據工作需要，王銀章在上世紀90年代初調任解放軍惠州軍分區，擔任軍政主官，后來還任職過惠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成為副廳級干部，直到2003年10月才過上退休生活，剛好是副大軍區級將領最高服役年限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