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這種錯覺的主要原因是之前的考核影響，現在認罪認罰適用率已經不再考核了，但司法慣性還在，這種不再考核帶來的認罪認罰適用率降低會隨著時間逐漸顯現出來。

明年這個時候認罪認罰的使用率會出現一個明顯的降低。

沒了考核，正好相反，是嫌疑人追著辦案人。

很多案件，不主動自愿的認罪認罰，就喪失了不起訴或從寬的絕好機會。

部分拿不準的案件或者說有爭議的案件，簽了認罪認罰實際上就是在降低證明標準，減少開庭的對抗性，讓不可控的因素變少，有些案件無論是承辦人還是領導都希望看到這種局面。

最典型的就是快播案，后面王欣認罪認罰換取從寬處理。

以下是王欣的庭審發言：

王欣：我也認罪認罰，我對指控的事實和罪名沒有意見，在我第一次開庭的時候對證據我沒有否認過，只是說當時我的觀點是認為我們沒有主觀的違法犯罪行為，我偏執地認為我沒有犯罪。但是通過這么長時間的思考，我覺得我有必要對自己深刻地反思。我認為在這個事情我們有一定的錯誤，傳播淫穢視頻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從大部分承辦檢察官（尤其是基層檢察官）的角度來說，如果不是為了考核，真的不喜歡用認罪認罰制度。

認罪認罰根本就節約不了多少司法資源，說句不好聽的，就是把審判階段的部分工作提前罷了，對檢察院承辦人來說是給自己增加了負擔，當然了，法院承辦人的工作量就下去了，樂得清閑。

咱們國家的認罪認罰要求的前提是案件事實清楚，也就是證據標準不能降低。

但有一個悖論：如果案件事實真的非常清楚了，證據標準也不降低，那用認罪認罰節約司法成本的意義在哪里？

作為承辦人，一個案子經過審查起訴，證據形成了鎖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我何必去搞認罪認罰，還要多做文書，還要搞同步錄音錄像。

同步錄音錄像是最扯淡的，一個隨時可以撤回的東西去搞同錄有什么意義？

辯護人簽字見證足夠了，還要和被告人、法官、辯護人協商，工作量增加不少，頭發也要多掉幾根。

到了庭上，如果法檢兩家關系不好，盜竊8000元，有前科，量刑七個月，法院判了六個月，這個案子還屬于訴判不一。

還要去寫各種材料，還要去報備，有這個時間，不如前期案件搞得扎扎實實，只要案件事實沒有認定錯，罪名沒有認定錯，法院愿意判多少就判多少。這才是基層檢察人員的想法。

從認罪認罰當年推出的背景來看，實際上就是檢察機關在丟失了職務犯罪偵查權之后，不得不出去劃一塊地盤回來，公安的偵查權動不了，那就只能找法院刑事審判要一塊。

拿來了認罪認罰，某種意義上就是在架空刑事審判，法院也不爽。

檢察官開心嗎？也不開心，量刑是法院的事情，何必越俎代庖。

而且有一說一，對于檢察院自身人才隊伍的培養也不是什么好事，激烈庭審對抗消失之后，這幾年公訴人的出庭能力已經是越來越差了。

說是以庭審為中心，實際上公訴人、審判人員都已經淪為了吉祥物，反正有了認罪認罰，被告人什么都認，那還糾結什么。

辯護律師開心嗎？也不開心，搞了認罪認罰，庭審的時候還實質性辯護嗎？

不說的話是不是顯得這律師費我收了沒用，說的話萬一真的得罪了法檢兩家，撤回了認罪認罰協議，我怎么和當事人交代？

結果就是一方面高喊以庭審為中心，一方面庭審越來越弱化。

律所合伙人，司法部死刑復核援助律師，貴州省律師協會涉訪涉訴委員會委員，貴陽市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辦有無罪免死緩刑不起訴等案例。15599189933

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