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

在當今全球化日益復雜的環境下，特別是隨著科技發展和全球競爭加劇，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愈加成為跨國企業的核心資產和競爭力，中國科技企業和高端制造業的IP出海也成為必然趨勢。

走出去智庫(CGGT)特約法律專家、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傅廣銳和余悅認為，IP出海是一項復雜而具有挑戰性的任務，企業需全面考慮稅務、合規和管理等方面的問題，制定科學的定制化的應對策略?？紤]到目前國際政治影響，建議企業建立系統的技術進出口合規管理體系，及時關注政策變化，避免因違法操作而遭受處罰。

中企IP出海有哪些方式？稅務如何安排？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金杜律師事務所傅廣銳、余悅等律師的文章，供關注美國IP出海的讀者參閱。

要點

1、境內企業取得境外合作方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等收入，可能涉及境內及境外兩方面的稅務處理，主要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可能還涉及印花稅等其他稅費。

2、因境內外稅制差異，基于不同的商業安排，就同一筆收入，可能存在境內外收入定性的差異，進而影響境內外稅收轄區的國內法規則適用、稅收協定待遇適用，以及中國稅收抵免等。

3、針對已經或準備在境外業務地設立經營實體的境內企業，可以考慮通過境外關聯方和合理的關聯交易安排，在滿足業務需要和法律合規的基礎上，一定程度上實現更優的稅務安排，以及外匯資金調度等商業考慮。

正文

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技術創新的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高科技企業將目光投向國際市場，尋求通過IP許可或技術轉讓的方式實現國際化擴張。然而，IP出海的過程中始終有一個問題環繞——大部分中國企業在國內開展技術研發和積累過程中鮮有對許可IP的歸屬和權利范圍進行過梳理，實踐中有可能是國內外存在不同關聯主體開展研發產生IP，但究竟以哪個主體作為IP持有主體，哪個主體對外開展IP合作，往往毫無頭緒。多種路徑該如何選擇是企業在IP出海時必須要考慮的問題，除了商業考慮外，這其中既涉及到稅務規劃的問題，也涉及到合規風險管理的問題。

本文旨在為準備向境外進行技術許可的中國高科技企業提供實務指導，幫助企業在IP出海前選擇合適的路徑，并對這其中涉及的稅務規劃策略和合規風險管理提供建議。

01、企業在不同階段涉及的IP路徑安排

在IP出海過程中，中國高科技企業通常會考慮通過境內主體直接授予許可（直接模式），或者先向境外關聯方授予許可，再由境外關聯方向合作方授予許可（間接模式）。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跨國公司常用的IP管理和許可路徑——在境內和/或境外設立IP Holding Company （IPHC）作為全球IP或者境外IP的統一持有主體（即常見的IP中央管理模式），再由該IPHC在后續技術許可交易中作為許可方（IPHC模式）。不同路徑下，企業面臨的稅務和合規問題各不相同，需根據企業具體情況和項目背景進行定制化的細致規劃。

1.0版本：境內主體直接授予許可（直接模式）：

直接模式是指境內企業直接向境外合作方授予技術許可。這種模式較為簡單直接，適用于企業在境外市場初期的探索階段，通常此時企業在境外并無成熟的業務基礎。在該模式下，企業無需在境外設立專門的實體，只需通過合同約定技術許可的相關條款。

在直接模式下，企業一般需重點關注以下幾個要點：

知識產權保護：如何確保境外合作方在取得許可IP和相關技術資料后，按照許可協議的許可范圍實施許可的技術，并采取妥當的措施保證技術安全是許可方最為關注的問題。許可方可在協議中詳細、明確約定許可范圍和區分許可權限、使用限制以及被許可方應當采取的各類安全保障措施。除此之外，還應當考慮在協議中就違反前述約定的行為設置較重的違約責任（比如暫停提供技術支持、設置高額違約金、終止許可）以威懾被許可方。

境外知識產權侵權風險：由于在境外并無成熟的業務基礎，企業向境外授予技術許可后面臨的境外知識產權侵權風險也通常是未知的。規避風險的常見辦法是，在技術許可之前進行專利自由實施調查(FTO)，以了解潛在的侵權風險并采取相應的風險規避措施（比如技術方案調整）；另一種方法是，在與合作方的許可合同中降低或控制在知識產權侵權情況下自身需要承擔的責任。

境內外及跨國稅務協調：境內企業取得境外合作方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等收入，可能涉及境內及境外兩方面的稅務處理，主要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可能還涉及印花稅等其他稅費。在所得稅方面，中國與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簽署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其中通常對特許權使用費存在優惠安排。企業在起草和談判許可合同的許可費和稅務條款時應當注意提前了解境內外稅收轄區當地稅務規則以及可能適用的稅收協定規定，合理安排跨國稅務事宜以合理控制整體稅務成本。

2.0版本：通過境外主體授予許可（間接模式）：

間接模式是指企業通過其在境外設立的關聯方向境外合作方授予技術許可。這種模式適用于企業已經在境外市場有一定業務基礎，且希望通過境外實體進行技術安排、市場拓展和管理等。這種模式也是目前很多外資企業在中國采用的模式——境外知識產權持有主體向中國子公司授予一個范圍廣泛、條件寬松的許可，以便中國子公司直接向中國客戶提供產品、服務或者技術許可。在該模式下，企業需要先與境外關聯方簽署一份知識產權許可協議，而后境外關聯方可憑此許可向境外合作方再授予許可。

間接模式的優勢在于可以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境外業務，提升企業在當地市場的競爭力，但同時也增加了稅務和合規管理的復雜性，在處理這些問題時，需要通盤考慮稅務和合規管理的整體影響。在此模式下，企業一般需重點關注以下問題：

關聯交易的合規性：各國稅法普遍要求關聯方之間的交易定價應當符合獨立交易原則，視不同情況，不合理的關聯交易定價既可能被中國稅務機關關注和挑戰，也可能被境外相關國家/地區稅務機關關注和挑戰。如果稅務機關認為關聯方之間的轉讓定價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比如明顯偏離市場價格），稅務機關可能采取特別納稅調整等手段，導致企業整體稅收負擔增加，甚至引發其他稅務合規風險。

對境外關聯方的管控：境外關聯方作為境外技術許可的“中轉站”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為避免境外關聯方不當管理或利用許可技術給境內企業造成損失（尤其是境外合資公司），境內企業可考慮在內部許可協議中對境外關聯方的管理、使用和對外許可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在一些重要的環節（比如對外許可、采取維權行動等）還可以設置境內企業的審批環節。

3.0版本：設立專門的IP持有主體授予許可（IPHC模式）：

IPHC模式是指企業通過在境內和/或境外設立的IPHC專門持有和管理企業的全球或境外的知識產權，同時該IPHC作為知識產權權利人也是對外進行技術許可的許可方。這種模式適用于具有大量的知識產權資產的企業，且該企業希望通過集中管理和運營實現風險控制和稅務規劃。該模式在跨國企業中也較為常見，比如上海高院(2014)滬高民三(知)終字第120號民事判決書曾提到某知名跨國公司采用此模式——“M公司的研發工作及相關知識產權管理均采用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模式，包括被告M中國公司在內的全球M公司族成員研發、獲取的知識產權向M公司的子公司即被告M創新公司轉移，再由M創新公司許可給M全球公司族成員使用”。此處的M創新公司即為典型的IPHC主體。

IPHC模式的優勢在于可以實現全球范圍內的知識產權集中管理、優化稅務結構，但也同時需要企業在設立和運營IPHC時進行詳細的規劃和管理。在此模式下，企業一般需重點關注以下問題：

IPHC設立地的選擇：理論上，根據出海企業實際業務需要、法律可行性及整體稅務規劃等考慮，IPHC設立地點可選擇境內或境外，或境內和境外同時設立IPHC（雙平臺模式）。其中，從稅務規劃角度，出海企業可考慮選擇稅收優惠政策較好的國家或地區設立IPHC，確保在合法合規的情況下實現全球IP布局的最優解。具體請見下文第3章節的介紹。

合理安排集團內部交易：境外IPHC作為許可方將從境外合作方處直接收取許可費。在此情況下，需要關注境內企業與境外IPHC之間的交易安排和相關協議（比如前述M公司、M中國公司及M創新公司三方簽訂的《合同研究協議》及《知識產權協議》），并在交易安排中設置公允的關聯交易定價，以滿足合規性以及合理稅務規劃的需求。

知識產權合規問題：較其他兩種模式，在IPHC模式下企業需要額外考慮部分知識產權合規問題，比如職務發明獎酬支付、國外專利申請保密審查等。具體請見下文第3章節的介紹。

02、不同路徑下的稅務考量

1. 直接模式

境內企業直接向境外業務合作方進行技術許可的情況下，可能涉及境內及境外兩方面的稅務處理，主要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影響，可能還涉及印花稅等其他稅費。

（1）企業所得稅

?中國稅務處理

境內企業取得特許權使用費收入，通常需要在中國境內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或基于特定減免稅優惠享受更優的稅務處理。例如，高新技術企業、海南自貿港15%優惠稅率，以及集成電路和軟件企業兩免三減半、五免五減半，以及滿足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等優惠政策。

同時，如相關收入已在境外支付方繳納所得稅的，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有可能在中國適用稅收抵免待遇，從而一定程度上消除雙重征稅問題。

提請注意，因境內外稅制差異，基于不同的商業安排，就同一筆收入，可能存在境內外收入定性的差異，進而影響境內外稅收轄區的國內法規則適用、稅收協定待遇適用，以及中國稅收抵免等。因此，境內企業應注意提前規劃，減小潛在稅務爭議和不利稅務影響。

?境外稅務處理

境內企業在境外可能產生的所得稅納稅義務，通常需要進行兩步判斷。第一步，基于境外相關稅收轄區（通常為收入來源地）國內法規定，判斷在當地可能產生的納稅義務。需要注意，就特許權使用費性質的收入，基于不同國家/地區稅制差異，收入來源地可能包括IP使用地、支付方所在地等。在征管程序上，通常采取預提稅方式，由境外支付方（扣繳義務人）進行代扣代繳。

第二步，在收入來源地國內法規定的基礎上，基于中國與相關稅收轄區之間簽訂的稅收協定等安排（如有），可能爭取適用更優的稅收協定待遇。例如，根據中國和比利時的稅收協定的規定，在滿足一定條件的前提下，特許權使用費適用的預提所得稅率為7%。

（2）增值稅

?中國稅務處理

根據財稅（2016）36號文的規定，納稅人提供技術轉讓、技術開發和與之相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免征增值稅。在跨境交易場景下，境內企業向境外企業轉讓技術，適用增值稅零稅率。此外，境內企業向境外企業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費的知識產權服務，免征增值稅。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優惠規則的適用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律備案程序。

?境外稅務處理

增值稅方面的境外稅務處理，通常取決于境外相關稅收轄區的國內法規定。例如，中國香港、美國（聯邦層面）未開征增值稅，新加坡、澳大利亞征收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針對技術許可或轉讓交易，是否產生增值稅納稅義務，可能需結合境外稅收轄區的稅制設計、IP交易內容、合同條款安排等因素具體判斷。如涉及境外增值稅，通常境外被授權方可予以抵扣。

此外，境內企業需特別注意相關程序合規要求，例如，合同備案、稅務登記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稅費成本。

（3）其他

除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外，技術許可交易還可能涉及印花稅等。例如，在境內書立，或在境外書立在境內使用的商標專用權、著作權、專利權、專有技術使用權轉讓書據，按價款的萬分之三繳納印花稅。其中，在境外書立在境內使用的應稅憑證，標的為商標專用權、著作權、專利權、專有技術使用權的，包括其銷售方或者購買方在境內的情形。

綜上，在直接模式下，可能涉及境內外兩方面的稅務處理，包括國內法規則和稅收協定適用，境內外稅務處理的協調匹配，以及稅收程序合規要求。境內企業應特別注意，在技術許可協議中就不同稅種的經濟承擔方式予以明確約定，同時就代扣代繳、稅收程序合規等權利義務亦進行明確約定。此外，具體技術許可內容、合同條款、資金支付安排等，應匹配和支持相應稅務處理方式，以避免潛在稅務風險和爭議。

2. 間接模式

針對已經或準備在境外業務地設立經營實體的境內企業，可以考慮通過境外關聯方和合理的關聯交易安排，在滿足業務需要和法律合規的基礎上，一定程度上實現更優的稅務安排，以及外匯資金調度等商業考慮。

間接模式下，因增加境外關聯方作為中間交易主體，可能涉及境內企業、境外關聯方、境外業務合作方三方面的稅務處理。

（1）境內企業與境外關聯方之間的技術許可

境內企業與境外關聯方之間的跨境技術許可交易，理論上相關企業所得稅、增值稅處理與直接模式類似。在程序合規方面，境外關聯方同樣可能需完成境外相關代扣代繳、納稅申報等稅收程序要求。

與直接模式不同的是，因跨境技術許可交易發生在關聯方之間，在企業所得稅方面需注意滿足轉讓定價合規的要求?？傮w而言，關聯方之間的交易定價應當符合獨立交易原則；在進行具體定價分析時，需要考慮各關聯方承擔的功能、風險、資產情況，選取合適的轉讓定價方法，進行經濟分析，以確定合理的關聯交易定價。

需要提請境內企業注意的是，跨境關聯交易通常是各個稅收轄區的監管重點。我們關注到，近期已有中國稅務機關對采用間接模式的境內企業進行轉讓定價調整的多個實踐案例，上述案例反映的問題往往是境外關聯方缺乏充分的經濟實質，取得的利潤水平與其功能、風險、資產不匹配，也與其對價值鏈的貢獻不匹配。以中國為例，轉讓定價的追征期為10年，如涉及轉讓定價方面的特別納稅調整，往往產生高額的補繳稅金和利息，并可能產生雙重征稅問題。

對于管理上述跨境轉讓定價風險，我們建議：a)境內企業在設計間接模式之初，即基于企業集團的客觀情況，進行專業的轉讓定價分析，并隨著業務模式的深入，對轉讓定價分析進行必要調整；b)留存與轉讓定價分析相關的書面資料，包括集團內部的轉讓定價政策，以及需要對外披露的本地文檔等；c）關注轉讓定價政策的執行落地，持續監管，留存相關資料，并進行必要調整；d）如有必要，考慮申請單邊或雙邊預約定價安排，與中國和/或境外關聯方所在國/地區的稅務機關就定價達成一致；e）如已涉及單邊的轉讓定價調整，通過相互協商程序等稅收救濟規則，減小雙重征稅的影響。

（2）境外關聯方與境外業務合作方之間的技術許可

如境外關聯方與境外業務合作方位于同一稅收轄區的，理論上僅涉及當地稅務處理問題，包括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等。如屬于不同稅收轄區的，則構成第二道跨境技術許可交易，需要綜合判斷兩個稅收轄區國內法規則適用，以及適用的稅收協定安排、稅收抵免規則等問題。

3. IPHC模式

綜合境內外業務發展，集團可以考慮選擇更為復雜的IPHC模式，選擇合理的IPHC設立地點，建立相應經濟實質，充分利用當地的稅制優惠。

進一步地，集團可以統籌規劃整體供應鏈布局，綜合考慮貨物交易、服務交易，以及IP交易等整體安排。在上述IPHC布局的基礎上，明確集團各參與交易的關聯公司的職能分工和定位，相應進行合理的利潤分配和歸集，完善關聯交易和轉讓定價制度，以合理規劃集團整體稅負成本。

例如，在IPHC設立地選擇方面，在亞太范圍內，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基于其當地稅制優勢、廣泛的稅收協定網絡，以及貿易、外匯、融資等便利制度，成為中國出海企業常用的境外投資（第一層）控股地。為進一步吸引境外投資、推動當地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方面的發展，目前新加坡及香港地區均針對IP相關收入及業務活動提供特定的稅收優惠政策。

總體而言，新加坡企業所得稅稅率一般為17%。滿足特定條件的企業，其相關知識產權收入適用的所得稅稅率可能低至10%或5%，并可能適用稅收減免、加計扣除等優惠項目。而香港地區的利得稅稅率一般為16.5%。根據近期剛剛生效的專利盒（Patent Box）制度，符合特定條件的知識產權，其源自香港的相關利潤可享受5%的特惠稅率。

在享受優惠和便利的同時，IPHC相關運營維護成本，以及法律及稅務合規要求也相對更高。從稅務合規的角度，通常需要關注以下問題：

IPHC模式下，因境內外關聯方之間可能發生各類技術轉讓、技術許可交易，可能涉及多個稅收轄區的稅務處理和稅收協定適用等問題，以及跨境關聯交易相關合規要求?？缇酬P聯交易的關注重點請見上文第3.2部分介紹。

基于國際反避稅要求，包括BVI、開曼、新加坡、香港在內的傳統避稅地或低稅率地區，均對其國內稅制進行修訂，增加當地經濟實質要求。其中，針對IP相關交易安排，通常適用較高的經濟實質要求，單純持有IP使用權或所有權可能無法滿足條件。

進一步地，為適用IP相關特定稅收優惠政策，如前述新加坡和香港與IP相關的優惠制度，境外IPHC通常需具備更高的經濟實質要求，從事一定的本地研發活動，具備相應的研發能力，包括人員、技術、資產等，并產生相應研發成本。

IPHC模式具有IP集中管理、風險隔離、稅務規劃等多項優勢，同時營運維護成本，以及相關法律和稅務合規成本也較高。對擁有較多IP資產，較頻繁的跨境或境外IP交易，或擁有較大規模境外運營的企業集團而言，設立境外IPHC并進行全面的供應鏈規劃可能為更合適的選擇。

通常而言，需要在企業全球業務布局、IP交易等商業需求的基礎上，綜合法律合規要求，以及轉讓定價等稅務合規要求進行綜合考慮，并注意相關法律協議和材料的配套支持，確保在合法合規的情況下實現全球IP布局的最優解。

03、不同路徑的落地和合規方面的考量

采用不同的出海路徑涉及到集團內部之間的各類協議安排，我們在下文進行簡要介紹。相應地，除了稅務問題外，企業在采取不同的路徑時還需關注其他各類合規問題。我們在下文從技術進出口合規、專利申請保密審查和支付職務發明獎酬這幾個角度進行簡要介紹。

1. 不同路徑下的合同簽署和許可/轉讓安排

在直接模式下，IP許可的路徑最為簡單直接——境內企業作為IP持有人直接與境外合作方簽署技術許可協議。但需要注意的是，作為許可方的境內企業有可能并不是全部許可IP的名義權利人，而是作為集團對外許可的工具（licensing vehicle）。在這種情況下，較為嚴謹的被許可方會要求作為許可方的境內主體提供其與集團內部各個IP權利人的書面許可協議來證明該境內主體有權授予許可，或者要求該境內主體在許可協議里陳述保證其已經取得并將在許可期限內維持集團內部許可的有效性。

在間接模式下，境內企業需要與境外關聯方事先簽署一份集團內部許可協議（通常許可的范圍較廣泛），以授權境外關聯方繼續對外許可。之后，境外關聯方再與境外合作方在當地簽署許可協議，最終完成許可的落地。相應地，境外合作方先向該境外關聯方支付許可費，之后境外關聯方再通過事先簽署的集團內部許可協議將許可費分潤給境內企業。

在IPHC模式下，如前所述，境內企業需要與境外IPHC事先簽署研發和IP轉讓相關的協議，境內企業將其在境內研發取得IP轉讓給IPHC，并后續由IPHC負責在境內外的專利申請和維護。之后，IPHC作為IP權利人再與境外合作方簽署技術許可協議。

2. 其他合規考慮

（1）技術進出口合規

前述任一種模式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技術進出口合規。比如，在IPHC模式下，企業的境內研發中心會將境內產生的知識產權轉讓給IPHC；同樣地，境外IPHC也可能會將其擁有的知識產權許可給境內主體實施。而企業在進行技術進出口時，必須遵守出口國及進口國與技術進出口相關的法律法規。

以中國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對技術實行目錄管理，即根據進出口技術的敏感性將其劃分為禁止類、限制類與自由類技術，并相應制定禁止、限制進口技術目錄與禁止、限制出口技術目錄。對于禁止出口（進口）的技術，企業不得出口（進口）；對于限制出口（進口）的技術，企業應當事先從商務部門取得出口（進口）的行政許可；對于自由出口（進口）的技術，企業可自由出口（進口），但應當按照要求在當地商務部門登記合同。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和《兩用物項和技術進出口許可證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也對兩用物項、軍品、核以及其他與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相關的貨物、技術、服務等敏感物項（包括物項相關的技術資料等數據）施加了進出口管制。企業在進出口該等物項時應當查看相關的管制目錄（比如《兩用物項和技術進出口許可證管理目錄》以及商務部會同其他部門不時發布的出口管制公告），以確認進出口的合規要求。

此外，企業在不同模式下還應考慮境外關聯方、IPHC以及境外合作方所在地的技術進出口合規要求，確保技術轉移能夠合規落地。考慮到目前國際政治影響，建議企業建立系統的技術進出口合規管理體系，及時關注政策變化，避免因違法操作而遭受處罰。

（2）外國專利申請保密審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法》”）的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將在中國完成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向外國申請專利的，應當事先報經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進行保密審查；若未經保密審查而直接向境外申請專利，該技術方案后續將無法獲得中國專利保護。我國建立向外國申請專利保密審查制度，既是為了避免先進或敏感技術的泄露，維護我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及時掌握向外國申請專利的信息，從而完善專利管理工作。

實踐中，企業向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就外國專利申請提交保密審查的路徑包括以下三種：

（i）直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保密審查請求，并詳細說明技術方案；

（ii）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交中國專利申請，之后再申請保密審查；或者

（iii）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直接提交專利國際申請（即PCT申請），視為同時提出了保密審查請求。

在IPHC模式下，企業可能需要將在中國境內完成的發明創造轉讓給境外IPHC并由境外IPHC在直接申請外國專利。此情況下，企業應當格外注意該保密審查的要求、加強內部專利申請的統一管理，防止違規操作。

（3）支付職務發明獎酬

職務發明是企業研發活動的重要成果，為激勵研發人員的創新積極性，我國《專利法》設置了職務發明獎酬制度——“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應當對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給予獎勵；發明創造專利實施后，根據其推廣應用的范圍和取得的經濟效益，對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給予合理的報酬?！睂嵺`中，中國企業通常會制定職務發明獎酬制度或與員工簽署協議明確約定職務發明獎酬支付的方式和金額，既可以是固定金額的獎酬，也可以是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

盡管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某些企業在落實職務發明獎酬制度時仍可能會對支付獎酬的主體產生疑問，甚至引發與員工之間的糾紛。這主要是因為《專利法》規定的支付獎酬的主體是“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從字面意義上解讀，是指職務發明被申請專利后，從國家知識產權局獲得專利授權的單位。但如果員工所任職的單位出于集團內部安排或商業考慮將職務發明申請專利的權利或專利申請權轉讓給關聯方（比如境外的IPHC），之后由該關聯方申請專利并最終取得專利授權，此時發明人所在單位并非“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是否還需要向發明人支付獎酬呢？對此，我國法院在司法判決中亮明了觀點。

最高院在王某訴H公司職務發明創造發明人獎勵糾紛案[1]中指出：“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是指特定職務發明創造所歸屬的單位，一旦該職務發明創造被批準授予專利權，職務發明創造的所屬單位就有義務對發明人予以獎勵；專利申請權作為私權利，職務發明創造的所屬單位有權對職務發明創造的專利申請權進行轉讓處分，因此即使職務發明創造獲得專利授權時的所屬單位與職務發明創造的原屬單位不一致，也并不影響職務發明創造的原屬單位對職務發明創造發明人的獎勵義務。

也就是說，對于在中國境內產生的發明創造，若境內企業出于集團內部政策交由境外IPHC申請專利，境內企業仍有義務向員工發明人支付職務發明獎酬。對此，出海企業在設計內部知識產權和員工管理制度時應予以考慮，確保員工發明人能獲得應得的職務發明獎酬，以避免引發糾紛。

小結

IP出海是一項復雜而具有挑戰性的任務，企業需全面考慮稅務、合規和管理等方面的問題，制定科學的定制化的應對策略。本文通過對不同企業不同階段的IP路徑安排、稅務考量和合規管理的簡要探討，提供了一系列實操建議，以期幫助企業在IP出海過程中實現稅務優化和風險防控。希望本文提供的策略和建議，能為準備向境外進行技術許可的中國高科技企業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助力企業在國際化發展的道路上走得更穩、更遠。

*本文對任何提及“香港”的表述應解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腳注：

[1] 最高院（2019）最高法民申171號民事判決書。

本文作者

傅廣銳

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知識產權部

業務領域：知識產權、信息技術、隱私和數據保護

傅廣銳律師的執業領域為知識產權、信息技術以及數據隱私相關法律事務。傅律師對于復雜的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知識產權許可和轉讓，知識產權驅動的融資并購、合資和策略聯盟交易、以及知識產權侵權、權屬、技術合同糾紛案件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他還曾代表多家高科技企業和在華跨國公司客戶制定和實施關于數字化轉型和業務創新方面的合規策略和建議，并就網絡安全和個人信息風險核查、整改方案設計及合規體系搭建等提供解決方案。傅律師是中國律師和專利代理師，并擁有美國紐約州律師資格，他的技術背景使他更容易地理解在交易和相關監管中所涉及的技術驅動所在。

余悅

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合規業務部

業務領域：稅務合規、稅務咨詢、稅務爭議解決、轉讓定價及私人財富管理

余律師在中國稅務領域擁有超過15年專業經驗。余律師為企業并購重組提供稅務解決方案，幫助企業制定和實施轉讓定價政策，為高凈值人士提供稅務規劃等。余律師在協助企業應對稅務調查、稽查、轉讓定價調查、行政復議等方面亦擁有豐富經驗，成功幫助企業處理多個富有挑戰性的稅務爭議案件。余律師被《法律500強》評為中國稅務領域“特別推薦律師”。

周琪

金杜律師事務所主辦律師

知識產權部

丁瑩

金杜律師事務所主辦律師

合規業務部

來源：金杜律師事務所

免責聲明

本文僅代表原作者觀點，不代表走出去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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