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南之地曾經是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其地理范圍包括瓦橋關（今河北省雄縣）、益津關（今河北省霸州市）、淤口關（今河北省霸州信安）及其以南的瀛（今河北省河間）、莫（今河北省任丘）二州。屬于華北地區中部。這一地區屬于華北平原的中部，地勢起伏較低，巨馬河等河流流經其中，水陸交通便利。

關南地有著較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條件，對于遼宋雙方而言均有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白溝”曾在遼宋關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遼宋邊境上的重要分界點，白溝上游故道與南巨馬河、易水河基本保持一致，下游故道東流霸縣直到滹沱河、御河，匯入海河流域，從而形成了遼宋邊界上的雄州--霸州一信安一線的地理態勢。

早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在莫州建有城鎮聚落。而雄州和霸州分屬于易水河南岸的瓦子濟橋和益津渡，未建城鎮，直到唐末，始建軍城。信安，亦稱淤口關，唐末始建，位于永濟渠與巨馬河交叉之處。后周世宗收復關南地區后將瓦橋關改為雄州、益津關改為霸州、淤口關改為淤口寨子，北宋時期又改淤口寨子為信安軍。

關南地以北，地勢起伏較大，多山地和丘陵。自古以來，山中關隘多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要沖。唐朝以前，多以山隘長城作為阻擋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五代時期，隨著大片土地的丟失及燕云十六州歸遼，使得這道屏障的保護力降低。

對于遼方而言，若擁有該區域，其強大的騎兵便可長驅直入，直逼黃淮，對北宋的防御體系是極為不利的。宋方如果能把關南地據為己有，擁有白溝這樣的具有軍事意義的分界點，就可以在雙方對峙或交戰的過程中，在山腳平原上形成緩沖地帶，加之雄州--霸州一信安這樣的組合，以及人工挖掘的“水長城”，在對遼的騎兵作戰中就會占據主動，產生較大的影響。

水長城

在遼軍南下對宋作戰時，關南地是遼宋邊界上最容易突破的地區。關南地以西，地勢起伏較大，呈上升趨勢，不利于軍隊奔襲和突破。宋方雖對關南地重兵防守，但雄、莫二州依然是遼宋交通上的縫隙，因而雄、莫二州的軍事地位不言而明。通過地形圖可知，關南地這一區域，位于兩邊低中間略高的高土梁帶狀，作為軍事緩沖地帶，其地形分布對遼宋雙方各有利弊。

于遼而言，擁有關南地，就可以在利用其地形優勢的基礎上將此地的良田水洼盡歸己有，同時亦可將遼宋之間的分界線向南推移，能減緩該地“水長城”對軍隊南下作戰的阻隔，亦可處理好影響騎兵作戰的速度問題。

于宋而言，如繼續擁有關南地，在其邊界上便可以形成除燕山外的第二層保護網，這樣，一則可以阻擋遼軍南下，二來可以做軍事守備之地。如果失去該地，第二層保護屏障將不復存在，遼軍可順勢而下，馳騁平原。對于具有如此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的區域，遼方必然伺機占領，以期進一步南下或是統一中國。

唐朝滅亡后，中原地區出現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和后周政權相繼短命而亡。在這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內，契丹族也多次向南出兵開疆擴土，參與五代各政權之間的爭斗。

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養子李從珂與明宗之女婿石敬瑭爭奪帝位，就將覬覦中原的契丹牽扯了進來。李從珂是后唐明宗的養子，李叢珂）時年十余歲，明宗養為己子。”關于后唐明宗與石敬瑭的翁婿關系則有“敬瑭為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為永寧公主，敬瑭娶明宗女永寧公主。李從珂在元老重臣的支持下登上了皇位，做起了皇帝。然石敬瑭卻不愿屈服于李從珂之下，但能夠籠絡的力量又不足以搶奪皇位，便向千里之外的契丹求援。并且不顧幕僚劉知遠等人的反對，堅持以向契丹割地、事以父禮作為回報，從而得到了遼太宗耶律德光的支持。

天顯十一年（936年），《契丹國志》載：“十一月，契丹帝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帝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是為高祖。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云、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獻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

耶律德光借此機會南下中原，將燕云地區納入遼朝版圖。天顯十一年十一月（936年），耶律德光擁立石敬瑭為“兒皇帝”，稱“后晉高祖”。

在這場養子與女婿的家國之爭中，雖然石敬瑭如愿做了皇帝，但卻割讓了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燕云地區給契丹，燕云歸遼之后，隨著契丹統治者對境內統治的加強，遼代的五個京城逐漸形成。太宗以皇都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改南京為東京，圣宗城中京，興宗升云州為西京。這樣，石敬瑭割獻的十六州中幽州和云州分別成為遼朝南京和西京的管轄區，分屬于南京道和西京道。遼宋兩國對關南地的爭奪就是始于燕云地區歸屬權的易手，石晉割讓燕云地區為后世糾紛留下了隱患。

燕云地區的戰略地位史籍有明確記載：“幽州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誠天府之國。而太行之山自平陽之絳西來，北為居庸，東入于海，龍飛鳳舞，綿亙千里。重關峻口，一可當萬。獨開南面，以朝萬國，非天造此形勝也哉！”宋代以來“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中原地區失去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

此后契丹與中原王朝針對十六州的一些地區展開了長時期爭奪。關南地屬于燕云地區的一部分，又擁有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是雙方爭奪的主要地段，也是中原王朝北上，試圖統一中國的第一站。

遼穆宗應歷九年（959年），周世宗在取得對南唐的軍事勝利后，為統一中國發動了對遼的軍事進攻，意圖奪取遼朝控制的幽州。其前期的戰略部署是：

一要控制定州西山，防止北漢增援契丹。

二是從滄州走水道進入契丹境內，以連通遼的瀛、莫二州。

顯德六年（959年）四月，周世宗到達滄州后，率領大軍直逼契丹境內，出現了“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之知”的局面。其原因可能為利用水路運兵，保證出師的隱秘性，從而能夠出奇制勝。之后周世宗到達乾寧軍，時契丹寧州刺史舉城來降。

周世宗在乾寧軍大練水軍，任命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路都部署，統率大軍水陸并進，兵鋒所指，遼守將相繼投降。隨后周世宗便乘船北上，到達獨流口后轉滹沱河西行，達到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延暉投降。

益津關守將投降兩日后，契丹瓦橋關守將姚內斌也被趙匡胤招降。五月初，遼莫州刺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彥暉相繼投降。至此，失去的關南之地盡歸后周所有，遂改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周世宗一個月便輕取關南，兵之所至，遼朝守將相繼投降。《遼史》載：“周主復北侵，與其將傅元卿、李崇進等分道并進，圍瀛州，陷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垂迫固安。思溫不知計所出，但云車駕旦夕至；麾下士奮躍請戰，不從。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駭，往往遁入西山。思溫以邊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請親征。會周主榮以病歸，思溫退至益津，偽言不知所在。”

可以發現，遼軍之所以相繼敗北是因為南京留守蕭思溫抵抗不力，避戰自保，使周師勢如破竹。周世宗收復關南地后，力排眾議，準備趁機收復幽州，但卻突發疾病而亡，后周的軍事行動便無大的進展，基本上結束了對遼的攻勢。周世宗復地關南之舉是中原政權與遼朝在這個地區最早的爭奪。

后周世宗去世后，趙匡胤黃袍加身，奪取后周大權，建立趙宋政權，關南地歸入宋。遼圣宗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契丹大規模向北宋進攻，高正說契丹這次大規模的進攻就是想索要周世宗時奪取的關南地，“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愧多矣。”

當時，遼朝南下攻宋很大程度上還是想要打破宋人的燕云情結，阻止其對燕云地區的大規模進攻，打擊北宋對遼境內反遼行動的支持。同時遼朝南下作戰，可以彰顯其國力，震懾敵國，亦可獲取大量財物，充實國庫。

因而，索要關南地只是遼方大舉南下的借口，并非其最終目的。面對遼方欲收回關南地的要求，宋真宗說“為民屈己，誠所不辭，但關南地極無名，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必若固求，當絕一戰，所念河北重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于體無傷。”宋真宗想要以金錢的形式解決“關南地糾”，但絕不愿意把關南地拱手讓人，遼雖聲言要拿回關南地，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也暫時放下了對領土的要求，最終雙方和議，但是一個重要的和議條件就是北宋每年給遼三十萬歲幣。關南地是保住了，但是在遼宋關系的歷史上卻開啟了以繳納“歲幣”保地的先例。可以認為，關南地問題在“澶淵之盟”訂立后并沒有徹底解決，而是轉變了一種存在形式，為遼興宗年再次以關南地發難北宋埋下了伏筆。

筆者認為澶淵之盟實際上是宋朝承認了南北對立，是中國第二個南北朝的開始，自唐以后三百年的南北分裂也就此形成。

重熙十一年（1042年）春，遼宋雙方圍繞關南地的歸屬權問題糾紛再起，史稱“關南爭地”。

重熙十一年（1042年）初，宣徽使蕭特末和翰林院學士劉六符，帶著“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浚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的旨意，前往北宋談判。

在談判過程中，劉六符實際上是遼方談判中的首席代表。在談判中，遼方始終保持較為強硬的態度，劉六符先是責備宋朝，興師伐夏，疏浚水澤。后又對宋使富弼說“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不能滿足，就要引起戰爭，以此迫使宋庭屈服。遼興宗也明確表示“得地則歡好可久”。對此，宋方使臣富弼予以回絕，表示“北朝若欲割地，則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

而且，面對遼方強硬的態度，宋廷明確了兩個原則，一為堅決不割地，二是可以通過“和親”或“增歲幣”的方式解決爭端。其實，增歲幣正符合興宗和劉六符之預期。遼方雖表面上答應在“和親”和“增歲幣”上二者選其一，但興宗挑起如此風波，意在獲得實際利益。通過和談方式增加歲幣，正是劉六符所力爭的目標。然遼方并未遞交給宋方“畢議”的誓書，因而也為再次談判埋下了伏筆。

重熙十一年（1042）年七月，宋廷遣富弼和張茂實使遼，雙方進一步商談增幣問題。圍繞具體的增幣數量，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宋朝把遼是否能調停宋夏矛盾作為增幣數量的重要前提，指出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這一舉動引起劉六符的不悅，其據理力爭，欲令富弼做出讓步，遭到富弼的斷然拒絕。當時北宋希望與西夏停戰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甚至不惜以冒犯遼帝為代價，實際目的是令遼向其藩屬國西夏施加壓力，以結束曠日持久的宋夏戰爭。而遼朝的根本目的在于想要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因此婉拒了宋方提出的“婚事”。最終，經過雙方的反復商定，宋廷每年輸遼之歲幣在澶淵盟約的基礎上遞增二十萬，遼方接受增幣的誓書，至此，雙方就增幣問題達成一致意見。

對宋朝而言是無奈之舉,北宋自建國以來,就確定了強干弱枝和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文治勝于漢唐,武力太弱,屢受契丹和西夏的威脅。寶元元年(1038年),西北的李元昊起兵反宋,宋廷在采取哪種守戰策略方面出現了嚴重分歧,當時經略西北的范仲淹和韓琦分別主張進攻與防守,由于雙方矛盾,導致了宋軍好水川(1041年)等戰役的失利。宋無力再戰,只能圍困西夏,亦沒有能力擊退西夏。

慶歷元年(1041年),張方平上疏建議“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戎為害”,仁宗“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可見,仁宗當時確實不主張輕易開戰,朝中部分大臣也主張同西夏和解。北有契丹虎視眈眈,一邊屯兵邊境,大有奪回關南之勢,一邊遣使索求關南故地。若西夏和契丹相互結合,進攻北宋,則恐為宋之大患。仁宗看得還是比較長遠的,戰事不能輕易開打,抵御西夏已是非常吃力,如何再與契丹抗衡?只能對契丹增幣，讓遼調解宋夏之間的矛盾。

遼雖未能如愿收復關南地，但也依然名利雙收。遼迫使宋在“澶淵之盟”三十萬歲幣的基礎上又增加二十萬歲幣，對于遼朝統治區內的經濟建設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而更為重要的影響還體現在政治地位方面。“關南爭地”事件后，在當時的東亞大陸上，遼朝的地位和影響達到頂峰。此時的西夏和高麗均為遼朝的藩屬國，而宋也在歲幣面前加“貢”，遼便以“共主”身份自居。

關南爭地”事件后遼朝調停宋夏矛盾取得了很大成效，雙方停戰。在遼宋雙方之前的交涉中，宋方曾明確表示，遼如果能讓夏國復納款，才能獲得二十萬的歲幣，不然的話就只有十萬。那么遼興宗最終索要二十萬歲幣，這也是他答應宋朝讓夏國復納款的證明，遼宋雙方和談中以西夏做交易。而遼朝在和談后對西夏的舉動，引起了夏主李元昊的不滿。因為，“契丹始與元昊相約，以困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幣，因此有隙，屢出怨辭。契丹恐其侵軼，于是壓元昊境筑威塞州以備之。而呆兒族累殺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來，遂舉兵西伐。”遼獨享二十萬歲幣，導致西夏國主李元昊不滿，在一定程度上引發遼夏戰爭，給本來比較安寧的遼朝西南地區帶來了麻煩。

宋廷不僅增加了給遼廷的歲幣，而且于歲幣前還要加“貢”字，但是和談的結果卻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遼和西夏的雙面夾擊，有利于邊境環境和國內環境的穩定，關南戰略要地的歸屬權也仍然掌握在北宋手中，戰略要地并未失去。

遼朝在“關南爭地”事件中既贏得了體面，又獲取了實在利益。雖然遼興宗君臣并未真想挑起遼宋間新的戰爭，但其強硬的態度給了宋仁宗君臣極大的壓力。宋認為其在“關南爭地”事件中蒙羞，既要賠錢還要稱“貢”，遼朝的“榮”自然是宋朝的“辱”，徹底激發了當時部分主政大臣的改革決心。他們紛紛向仁宗上書，以此為“恥”，激勵仁宗進行改革。

富弼進言：“增金帛與敵和，非臣本志也，愿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范仲淹上言：“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后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蔡襄上疏：“契丹乘隙，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竟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大為恥辱。度其禍患，譬若疽瘡，但未潰爾。”歐陽修進言：“竊以契丹故習，遇強則伏，見弱便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這些主政大臣認為，想要解決好邊境危機，就必須要改革以富國強兵。慶歷三年（1043年），仁宗在群臣“一雪國恥”的呼聲中，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富弼等為樞密副使，開始了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即“慶歷新政”。所以說，“關南爭地”對北宋政治上最為重要的影響就是直接導致了“慶歷新政”。

慶歷二年（1042年）十月，宋就遣梁適使遼，要求興宗履行承諾，令夏復納款，興宗當即表示“可指麾立定”，而這一舉動，正是北宋“以夷制夷”外交策略運用的開始。宋在“關南爭地”交涉過程中，多增十萬歲幣以作遼制約西夏的報酬。李元昊接到興宗給其的詔書后，遣使與宋議和，但其內心深處對遼“坐受中國所益之幣”產生強烈不滿，從而與遼發生戰爭。所以，關南地交涉，足見北宋增幣策略運用，將宋夏矛盾甩向遼廷，陷興宗于困境。由于遼廷調停宋夏矛盾，最終雙方于重熙十二年（1043年）二月停戰。當時宋朝在與遼朝的對抗中處于不利地位，爭取西夏加入到自己的陣營，宋夏聯合對抗強遼或更為穩妥。總之，“關南爭地”事件后，北宋得以從宋夏戰爭中抽身，為北宋贏得了相對穩定的外交環境。宋朝歷經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逐漸走上強盛，更是在河熙開邊，將版圖擴張到今天青海的湟水流域，解決戰馬的問題，對西夏形成了大包圍，但金朝的橫空出世，最終使得北宋滅亡，徹底成為難為南方的小朝廷，統一天下對宋而言只是鏡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