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08

January

07.01.2025

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

（Artemisia Gentileschi）

《朱迪斯與赫羅弗尼斯》

（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

1611-1612年，油畫，158.8cmx125.5cm

國立卡波迪蒙特博物館

大家曾經看過這幅畫嗎？畫中的女人使盡力氣，用她有力的胳膊，割下了那位強壯仇敵的頭顱，畫中的女英雄叫做朱迪斯，而繪畫出這幅畫的女人則是來自17世紀意大利的女性藝術家：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Artemisia Gentileschi, 1593-1652年）。

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

（ Artemisia Gentileschi ）

《自畫像作為繪畫的寓言》

（ Self-Portrait as La Pittura ）

1638-1639 ，油畫， 98.6cmx72.5cm

倫敦國家藝廊

1980年代，這位女性藝術家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被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史家杰拉德（Mary D. Garrard, 1937-至今）從17世紀盛大的喚回，成為女性主義藝術史的經典歌頌人物。然而這樣的歌頌并非單純，在藝術史中，當人們提及她時，除了想起她時常以血腥暴力的女性主角畫作為題之外，更多人提及那場大名鼎鼎的訴訟案，也就是她遭受她父親的所請來的繪畫老師——阿戈斯蒂諾·塔西（Agostino Tassi, 1578-1644年）性侵案件，許多論述都指出，此案件對她的生活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將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從17世紀喚回到現代的重要女性主義藝術史家杰拉德指出：只要追溯到《朱迪斯與赫羅弗尼斯》（Judith slaying Holofernes, 1611-1612年）即是看到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的個人成長經歷，此幅畫作是其個體表達的載體，甚至將畫中的女性英雄與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直接連結，譽為復仇女英雄的畫作。

然而這樣持劍斬首仇敵之女性，展現出強烈的弒父情懷或是「女人在上」樣態之圖像，該如何在女性藝術家難以立足的17世紀意大利被人接受？在這樣的背景下，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真的可以為了自己內心的復仇欲望而隨心所欲地創作嗎？

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的選擇：朱迪斯與女英雄

首先，談談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的家庭，1593年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出生在羅馬的畫家家庭，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的父親奧拉齊奧（Orazio Gentileschi, 1563-1639年）為當地小有名氣的畫家，雖然贊助人或是委托的收入不算少，但是根據1622年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那場性侵案的法庭上，奧拉齊奧被鄰居爆料其在有錢時揮霍無度，因此家境并不好，無法使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能夠毫不顧慮的創作，每一幅畫作所耗費的時間與材料費，加上模特兒和畫室的費用極高，這使贊助人的愛好左右著畫家的選擇。因此要了解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選擇朱迪斯這樣如此血腥、暴力的畫作，必得先關注到此主題究竟是如何被市場所接受的。

拉維妮亞·豐塔那

（Lavinia Fontana）

《朱迪斯與赫羅弗尼斯》

（Judith and Holofernes）

1592-1594，油畫，210cmx172cm

帕爾馬斯圖爾特美術館

《朱迪斯與赫羅弗尼斯》的故事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約兩世紀的《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之中，其他版本則是于《圣經》中以女性命名的三本《次經》：《朱迪斯》（Book of Judith）、《以斯帖記》（Esther）、《路得記》（Ruth）的其中之一。其講述的是一位名為朱迪斯（Judith）的猶太寡婦為保衛自己的家園伯圖利雅（Bethulia），來到了敵方的營地，誘惑敵方將領，而后砍下敵方將軍赫羅弗尼斯（Holofernes）的頭顱，返回家園獲得勝利，故事以朱迪斯的斬首而聞名。

關于朱迪斯的形象，在《朱迪斯之劍》（The Sword of Judith: Judith Studi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2010莫阿門）一書中以接受史的方式加以細談，作者從宗教意涵談起，在基督教的傳統里，她被與圣母連結，塑造為貞潔的、抵御外敵的形象，其負面的特質則被壓抑，例如：欺騙、誘惑與暴力，成為宗教中美德的化身。世俗意涵上，由于中世紀拉巴努斯·毛魯斯（Hrabanus Maurus, 780-856年）將朱迪斯的形象獻給同名為朱迪斯的女王，作為貞潔與對抗外敵的象征，自此將世俗的形象與宗教的形象連結。到了十五世紀晚期，朱迪斯開始出現了兩個特征：美貌和欺騙，并在圖像上開始呈現出肉欲和性感，而且這樣的圖像反過來影響了朱迪斯形象：「在文學的研究中，人們對血腥和性的期待似乎對早期將朱迪斯視為「圣女」（pudicitia）或「圣母」（Virgin Mary）的傳統感到失望。」

凱文·布萊恩（Kevin R. Brine,）指出這個故事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其能夠永遠「承重」，即在不同的時代和背景下承載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神學意義。因故事存在著悖論，意味著在不同目的下的解讀，將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例如：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流變中，朱迪斯被解釋為傳達神意的工具和人民的救世主，其身分由世俗的政治勝利擴大到了戰勝魔鬼和罪惡本身。在《分殊正典：女性主義欲望與藝術史書寫》（Differencing the Canon: Feminism and the Writing of Art’s Histories, 1999）中，女性主義藝術史家格里塞爾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 1949-至今）也提到了相同的概念，作者寫到《朱迪斯》是一形象復雜的意識形態投射，書中引用米克·巴爾（Mieke Bal, 1946-至今）對神話故事解讀的概念，她將神話視為空白的屏幕（screen），能夠讓觀者或創作者去投射，在其中再創主體性，例如：羅蘭·巴特（Roland Bathes, 1915-1980年）筆下的現代《朱迪斯》，將朱迪斯斬殺赫羅弗尼斯的復雜心理狀態歸因于性和自我的復仇，使朱迪斯的斬殺從政治理由變成了有關于性的復仇。

朱迪斯并非單純的女性，她可以是圣母、抵御外敵的圣女，同時也可以是欲望的身體，也就是說，這樣復雜的解讀，使創作者和觀眾對于同一個朱迪斯可能會有全然不同或是互相對立的解讀，杰拉德于《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意大利巴洛克藝術中的女英雄形象》（Artemisia Gentileschi: the image of the female hero in Italian Baroque art, 1989年）一書中對于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于市場中受歡迎的例子剛好印證了這樣的對立：作者將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的朱迪斯形象解讀為女強人（femme forte）的圖像實踐，并且帶有個人復仇的意味。然而，對于藏家來說，女性主導的形象符合了贊助人的色情幻想，他們成為了滿足男性的幻想對象，這與面對現實世界中的女性角色進行斬殺所產生的恐懼是截然不同的，也因為朱迪斯具有承載復雜形象的能力，使此主題自文藝復興起，成為藝術家工作室的流行。

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

（Artemisia Gentileschi）

《朱迪斯與女仆和赫羅弗尼斯的頭顱》

（Judith and Her Maidservant with the Head of Holofernes）

1623-1625年，油畫，184.15cmx141.61cm

美國密執安州底特律藝術中心

時代之眼：藝術家復雜的選擇入口

藉由本文中粗略的梳理，了解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所處的生活環境，使她的選擇高度受到委托人或是市場的喜好影響，可以說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對朱迪斯圖像的選擇絕非僅透過其個人生平就能解釋，但也并非否定其遭遇造成的影響。僅能說藉由以上的梳理，我們稍稍打開了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藝術選擇的冰山一角。在眾多的藝術史的書寫中，提到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與當時代的其他女性藝術家有所不同，或許能夠將當時代女性藝術家擺置在一起比較，一窺阿特米希婭·津迪勒奇的藝術選擇。然而「女性」就能夠理所當然的被擺置在一起比較？這是否會陷進一種性別書寫的陷阱？都值得深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