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心，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方志學家，是晚清民國間荊楚大地知名學者中的杰出代表。從23歲第一次到武漢至71歲回到羅田，王葆心來往于武漢48年，其中長居于武漢的時間約為28年，歷任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武昌師范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其間兼任湖北國學館館長、湖北通志館籌備處主任、《湖北通志》總纂。大江學術特轉發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文化與歷史研究所莫晸博士新著《王葆心評傳》的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在范鍇《漢口叢談》的基礎上一續再續并非重梁架屋，也不是老話重談。對比一下范鍇書中的內容，就會發現王葆心循著范鍇構架的路徑為《漢口叢談》帶來了新的風景，攫取了時代風云，贈予漢口嫩枝新葉。即使是范鍇使用過的資料，王葆心在重新使用時也進行了必要的考訂，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刪替。同是筆記，王葆心不動聲色地把時代的變遷記載下來。如《再續漢口叢談》第三卷第27則：

庚午秋，匪亂正亟，舊人多避地武漢者。于是省府諸君，約集社聯吟，以遣羈旅歲月。夏君靈炳所居之湖上園，水明木瑟，即以為文宴之地。

“靈炳”就是夏斗寅，“湖上園”是位于武昌的笛湖精舍。據此可以推出庚午年為1930年，王葆心在為《待社集》作序時寫道：“吾則謂今日舉國皆貴人，實則舉國無一福人。”點明了1930年蔣、馮、閻大戰給國家帶來的災難，諷刺了因爭權奪利的“貴人”多，造成的“舉國無一福人”的慘相。文字穆穆有容，內涵深刻無比。故而應將王葆心的《續漢口叢談》與《再續漢口叢談》作為鄉邦文獻來看。

一 、武漢沿革

《續漢口叢談》卷一第3則至13則，記述了武漢的沿革。第3則中點明漢口鎮、朱仙鎮、景德鎮、佛山鎮為明清四大鎮，王葆心著書之時，漢口已成為當時中國除上海之外最大的城市。王葆心根據史籍所載，首先用陳壽所著之《三國志》指“石陽市盛”,石陽即東晉之漢陽、今之黃陂，說明江漢之商業繁榮狀況。黃初五年(224)東吳孫權圍文聘于石陽，可見石陽當地在三國時候就已經有城了。在東晉時候，石陽改為漢陽，設漢陽縣。根據史書，王葆心考察了當時的漢水走古水道，所以當時的軍事用地是夏口，而商業繁華之地則在漢陽。

第4則記：“典午南來以后，市場應在今夏口，大江南岸，武昌文昌門外，鲇魚套口一帶。”王葆心判斷梁、陳古市斷不在今北岸之漢口。第5則中用唐盧綸和羅隱的詩句證明唐代漢口商鋪抵漢陽南岸；又用賈至和李白的詩句證實來往于漢陽的商船從上游四川來，到下游揚州去。寫到宋代的漢口事跡，以范成大和陸游的記載為準，直接引用范成大的《吳船錄》:“鸚鵡洲前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閉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王葆心依據胡寅《南紀樓》詩中所言，指明宋代的市場“沿六朝唐人套口舊市之余波。厥后由南市迤北至鸚鵡洲，漸為中央聚點”。又言：“厥后斯洲以市密人稠，日以蝕削。兼之漢水入江之口，改而逼近，江流因之增高，斯洲遂沉淪。而商市乃天然移歸北岸矣。”至元末明初“省城當七省沖，江夏附郭，水陸交通，百貨云集。元暨明初，匯于金沙洲。崇禎間，鸚鵡洲沒于江，更匯于壇角。舟車絡繹，熙來攘往，號稱極盛。兵燹以來，開濠清野，市廛邱墟”。“明代市場，由鸚鵡洲抵漢陽南紀門， 漸漸下延，至東門，抵鐵關，為崇信坊地。”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云：“禹貢磯之旁為鐵門關，商舶云集，圜匱外屏。”漢口之盛見之于明代。王葆心引用明代的《堤防考》,寫明“自成化初，漢水忽于排砂口下，郭絲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由魯山麓入江，而故道遂淪為瀟湘湖、為后湖、為玉帶河、為黃花地。今都歸淤塞矣”。漢口得力于漢水改道，在明朝取代武昌和漢陽成為商業 重鎮。

同治年間，《漢陽縣志·雜記》載唐裔潢《風水論》有云：“漢口初 亦蘆洲耳。明洪武間，未有人住。至天順間，始有民人張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蓋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張添爵等房屋六百三十間，下岸 有徐文高等房屋六百五十間。漢口漸盛，蓋有小河水通商賈，可以泊船，故今為天下名區。”三鎮中的漢口真正成為商市應在嘉靖年間。

二、漢口盛于商，衰于火

嘉靖漢口成市，至明崇禎初年已經十分繁盛。蒲度之在其《碩邁園集》中這樣記載：“惟是鄂城周遭幾二十余里，長衢蜒蜿，曲巷逶迤。道上行人習習如蟻。余一蓋一輿，至軹不得進。每一哄之市，而百貨羅列，似游五都；璠瑪奪目，若入蜃樓；寶光燭斗，洵一大都會也。迄今滔滔江漢，尚余大王之雄風焉。”這樣繁華的都會是在萬歷三十六年(1608)大火之后逐漸恢復的。清初《漢陽府志》載：“萬歷三十六年。漢陽縣。正旦。自漢口崇信坊火起，延燒東陽坊一帶，至蓮花堤，轉入城。毀朝宗樓，及門內人戶。”從明朝末年起，張獻忠和左良玉及清兵南下造成的破敗，到雍乾年間才得到全面恢復并取得一定發展。在嘉慶十五年(1810)武漢又遭遇了一場大火，“大火延爇，殆數萬家。街市中截，彌望盡成焦土。然以貨物所集之區，不難重構。一月之內，室堵齊興，凡百販鬻，俱復其常。其時遍地皆小鼠，長不盈咫，或白晝游行，見人亦不甚畏避”。本則信息反映了武漢已有雄厚的商業基礎， 巨大的災害之后能迅速迎來商業重建；又反映了一種怪異的情況，大火將藏身于洞穴之中的部分老鼠炙烤出洞而致“遍地皆小鼠”。

前兩次大火災還是在陸地上燒，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場大火在下新河燒起。起因是鹽船上一鹽丁抽吸鴉片，“一火倏騰，漸延及什物船篷，以至于焚檣竿。俄而火燭長川，船人競起，理篙棧者、竄逸者皆自夢魂中，迷駭昏亂，不知所之。而又千船固結，倉促不可割分。上流火勢劇烈，炎炎若飛炮；下流風逆，即解纜亦不得出”。

僅僅6年之后，太平軍在1855年4月3日分水陸兩路對武昌發起總攻，首以水路潛入鲇魚套火燒彭玉麟水師，致清軍潰敗。從7月15 日至25日，胡林翼、彭玉麟與太平軍大戰漢口，“均用火攻，毀賊船賊營，而居民亦罹此劫也”。太平軍第三次占領武昌和湘軍對武昌的收復，留給武昌居民的是房屋破敗、親人死亡，一片生靈涂炭。給近代武 漢最大的破壞是1911年辛亥首義后，袁世凱派馮國璋率北洋軍南下鎮壓。“自九月初九日夜(1911年10月31日),清軍進據華界，即縱火焚燒，慘無人理。茲將被焚地址調查志之：一河街上至大通巷河下止。一中街至安善堂止。一后街至馬路止。一下街至招商局止。一黃陂街后僅帝王宮、萬壽宮兩處尚存，余盡被燒。一大智門一帶至新馬路興業銀行旁止。統計華界房屋燒去十成之九，漢鎮精華至此殆盡。”

通過對五次大火災的記述，王葆心著重強調了防火對于武漢的重要性，并列舉了關于漢口多火災的兩種不同說法：一種是由于流民沿市、沿江、沿堤之棚戶屯列如林，導致易發生火災；另一說與風水有關。王葆心頗具現代意識，認為預防在先，“與今之保安水龍會用意正合”,且舉漢口租界極少發生火災為例證。

三 、地名掌故

王葆心用搜集到的大量資料來顯示武漢的變遷，引用陸游的《入蜀記》、范成大的《吳船錄》點明南市在鸚鵡洲，并親加按語：

漢市，宋以前之大勢，六朝時在套口一帶，其地外江內湖，四面環水，故業能盛。唐宋時，在鸚鵡洲左右，其地亦四面環水，故亦能盛。明成化以前，在大江之內，在玉帶河并襄河之外，其水勢形如帶，亦四面環水，故更能盛。此歷代遷徙之由，亦遷徙后必能興盛之由也。近日有人建后湖開河環繞入江之議，亦仿此種舊市之式略復成化前之舊也。

通過按語將后來漢水入江之口改道，導致古鸚鵡洲沉淪，因而南市的商戶們不得不逐漸遷徙至北岸的原因表明。南宋陸游《入蜀記》中記載 “市邑雄富，列肆繁錯……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足以證明在南宋中期的都城杭州和建康的繁榮也沒有超過武昌，而武昌的繁榮就是通過南市顯示出來的。漢水的改道將南市的繁華轉移到江北。公安派文人袁中道《由草市至漢口周中》詩云：“陵谷十年變，川原未可分。長湖百里水，中有楚王墳。”寫出了地形變化給城市帶來的改變。漢水改道是武漢三鎮形成的原因。

隨著居民增加，商賈云集，漢口成為楚中“第一繁盛”之地。明朝設巡檢司，清初分為仁義、禮智兩司，至通商后設江漢關監督于大智門坊。此時漢口已形成四個居民區，順漢水而下依次分為居仁坊、由義坊、循禮坊、大智坊，全長約為7.5公里。

漢口租界設于咸豐十一年(1861),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最后確定位置，基本形成了漢口上至硫口下延直至諶家磯的規模。

漢口許多地名形成于明代。因明武宗無子，寧獻王世子從鐘祥取道漢口進京，故而在漢口留下鑾輿遺跡，并因此產生了與明世宗相關的地名。進入清朝后，以訛傳訛，由音變發展到意變。如接駕嘴碼頭后變為薛家嘴，進入民國后變為集家嘴；報駕巷變為鮑家巷；送駕墩后變為宋家墩。回龍寺在大智坊，明世宗親臨該寺，賜名為回龍寺，清咸豐年間戰亂后寺已無存。

王葆心對武漢龜、蛇山的名稱的沿革進行了闡述：蛇山延至江邊的磯石稱為黃鵠磯，故蛇山也被稱為黃鵠山。黃鵠山的名稱從六朝使用到唐代；宋代時被改稱為石城山，因將隨州大洪山的佛足移到蛇山供養， 蛇山又有了洪山之稱；元朝將洪山改名為高冠山，王葆心認為可能是源于酈道元《水經注》中的“高觀枕流”,“觀”訛為“冠”;明代楚昭王朱楨更名為長春山，接著又改名為金華山，典故出自朱元璋在黃鶴樓將陳友諒所藏金花賞于士卒的故事；進入清朝后，因陸游《入蜀記》中有石城山裊繞如蛇狀”的描述，本地士紳才定名為蛇山。龜山在屈原的作品中稱為“大墳”。唐代以后不少學者主張龜山應是古代的大別山。王葆心不贊成這一說法。他認為大別山應是在今天羅田、麻城、英山一帶。

王葆心對武漢不少地名或列舉或考校，為研究武漢城市史研究者提供了資料。

四 、園林建筑

建筑物是凝固的城市歷史，園林建筑則是中國城市建筑物中文人雅趣興味的體現。因其借景造意、移步換景，師自然之造化，將設計者匠心融詩情畫意于一體。王葆心記載了明季有名的水明樓，引公安派文學家袁宏道《坐王章甫水明樓(漢陽)》云：“巒光設色淺深間，萬瓦鱗鱗鑒碧灣。孤塔自來當沔口，高僧相過說廬山。常時杯底沈黃鶴，每就堂中乳白鴻。南北精藍青比比，蒲團才得個人閑。”首聯說出了水明樓依山而建，山色變化映照著它，一灣碧水像鏡子一樣反映著水明樓的屋頂。后王章甫轉讓了水明樓，在距離城西關外兩里路的地方建起了葵園。葵園北眺古琴臺，南望鸚鵡洲，順江觀下游之景，蛇山之下黃鵠磯頭，白云悠悠嬉戲于黃鶴樓；龜山之側流花湖畔，波濤聲聲敲擊于晴川閣。四周開闊之景，葵園幽靜之處，使畫師得天然之色，詩人有會心之吟。袁宏道來到葵園，寫下了《漢陽過王章甫葵園和二仲韻》:“戶外郎遙嶺，寒香漸出林。增池緣畝闊，疏竹為庭蔭。煙雪裁為句，風泉寫入琴。欲知桐性老，火里試蕉音。”“煙雪裁為句，風泉寫入琴”足以證明葵園將自然與人融為一體。在葵園中有一奇石“縐透殊倫”,被命名為“翠微峰”。在這塊奇石旁鑿有一井——“翠微古井”。清順治年間王氏 家道中落、難以為繼，漢川張存恭以270兩白銀將葵園買了。幾位佛教 信眾集資從張家手中購回葵園。白光明、主峰兄弟游歷至漢陽，經信眾邀請和捐贈，在葵園修建歸元寺。《歸元禪寺碑記》中這樣描述：“風動葵園，葵本無目，向日而繁，焦本無耳，聞雷而蓀，無根樹子，蓋世如云……”文人的風雅、葵園的幽靜被青燈古佛代替了。

《續漢口叢談》中還記載了光緒十五年(1889)歸元寺長老恩普禪師募建五百尊羅漢，設羅漢堂，另在羅漢堂前建一放生池，時人以投食池中龜為樂。

在當時，明代萬歷年間蕭丁泰所修建的吸江亭為江漢園林之最，是黃鶴樓、晴川閣之外最適宜于眺望江景的景點。

王葆心糾正了長春觀修于南宋年間的記載。《江夏舊志》云：“宋淳熙八年，仙師王重陽偕真人邱長春師徒，捻紙塑太上像，神情肅穆，須眉如生。后有群盜疑像為金，竊之不能舉，盜愈疑。又一日，復持刀來刮金，刀甫行，太上視竊人一笑，盜驚遁去。”王葆心認為淳熙是宋孝宗年號，宋、金為敵國，王重陽、邱長春為北方人，生平從未涉足江漢，故《江夏舊志》中所載純屬虛妄。所以長春觀的修建應不早于元朝。民國年間的長春觀是官文任湖廣總督時，李世忠修建的。古琴臺，王葆心認為北宋已有之。關于琴臺的位置，《漢陽府志》說在大別山 (龜山)尾，嘉慶《湖北通志》云：“平塘渡在漢口西十里，一名琴臺。”《漢陽縣識》說：“據城五十里漢陰山，一名馬鞍山，下有集賢村，傳為鐘子期故里。”王葆心認為嘉慶年間，畢沅任湖廣總督時，在月湖西修建了亭臺樓榭，名為古琴臺，由當時著名學者汪容甫代畢沅寫了銘文，將月湖旁的古琴臺飾為名跡。

王葆心對晴川閣的毀修做了詳細記述：晴川閣最早是明代漢陽知府范志堅修建，隆慶六年(1572)重建。雍正年間經多次修繕，乾隆五十二年(1787)知府楊芳春重修。咸豐年間，太平軍焚毀晴川閣。同治三年(1864)鐘鈞謙重新建。

王葆心還對漢口的淮園、怡園、白園、豫家園、藹園都做了詳細的考證和記述。通過對園林建筑的敘述，王葆心從另一個角度表現了漢口地區社會風貌和文人心態。

五 、神凌八表黃鶴樓

黃鶴樓是武漢的歷史標志，在江南四大名樓中修建最早，修建于三國時期吳黃武二年(223)。最早是“置戍而樓興”,經東晉及南朝的修整，其軍事用途逐漸消失，到唐代成為登高賞景的佳處。崔顥題詩在當時影響不大，李白見崔顥所題之詩后擱筆，在金陵鳳凰臺擬崔顥之詩題詠。李白之詩使崔顥的詩名益顯。黃鶴樓也成為游人必至，詩人必然品題的景點。李白有《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等詩，詩作流傳極廣，使黃鶴樓更為世人所知。

唐永泰元年(765)閆伯瑾在《黃鶴樓記》中云：“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江西城西南角，因磯為樓，名為黃鶴樓。”唐朝文獻的兩種記敘，足以證明唐朝黃鶴樓址和清朝光緒年間黃鶴樓址吻合。到了宋代，唐黃鶴樓已不存在了。陸游在《入蜀記》中說黃鶴樓為天下絕景，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陸游向當地老吏詢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宋代黃鶴樓址與清代的黃鶴樓址不在一處。

王葆心引用潘耒的《黃鶴樓》詩“武昌三面臨江水，橫山如屏亙城里。西峰蜿蜒欲入江，壓以高樓半天咫。三層迥與三霄齊，八面平當八風起。遙看縹緲接蜃樓，近睇崢嶸疊霞綺”,敘述了黃鶴樓的位置、形制、外觀及從不同距離對黃鶴樓的觀感。對黃鶴樓的興廢，王葆心根據沈棠溪的《游記》敘述了黃鶴樓在清代修建的歷史。

順治間，楚督蔡毓榮鎮鄂，購良材，招良匠建之。時有黃鶴樓高九丈之謠。嘉慶中重建，求大木不可得，將增石礎以益之。發其址，則四十余礎，皆中穿貫以鐵索。若旗布綺交，雖萬牛不能撼。制府百文敏公聞之曰：“此磐石不拔之基，不能易，亦不能益。”于是懲貪吏，平鹽價，減庫息，士民感之。為懸“三月楚治”之額于樓上。至咸豐乙卯，粵寇一炬，委諸荊礫。凡十年，制府官文恭爵相倡捐修茸，因而修采木材，偏及荊巫。越兩載，乙卯告成。此清代興廢大端也。

光緒十年(1884)農歷八月初四，“漢陽門外董家坡民房起火，延燒黃鶴樓”。這次黃鶴樓被焚直至20世紀80年代才得以重建。

光緒十年被焚之后世人多次呼吁重修，1932年時夏斗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倡議重修黃鶴樓，為籌集資金邀請王葆心寫了《重修武昌黃鶴樓募資啟》。該文1700字，敘寫了有關黃鶴樓的神話傳說，鋪陳了文人墨客吟唱黃鶴樓的詩文及登樓逸事，記錄了在清朝“火經三發，工屆八興”的興廢歷程。在此基礎上點明了重修黃鶴樓的意義為“今日再造此樓，是即以存十七朝之文獻故跡也……是即以長泰東西中華之聲價也……是即以增中外游眺之清曠也”。遺憾的是，王葆心未能在有生之年目睹黃鶴樓之再現。

六 、武漢三業

王葆心對地方經濟向來重視。奇怪的是，《續漢口叢談》和《再續漢口叢談》中并未談到武漢的茶業、鹽業、手工業。這可能是由于王葆心來武漢，無論求學、教書均居住在武昌，且所交游的對象大多為讀書人。此時武漢的茶業多在租界，鹽業在漢正街淮鹽巷一帶，手工業多在前、后花樓街，他接觸不多，故而了解不深。《續漢口叢談》、《再續漢口叢談》中王葆心只討論了武漢的煙業、布業和水上交通業。

王葆心最初不了解煙店門市牌面書寫“社塘衡煙”之意，在閱讀了同治《衡陽縣志·貨殖傳》,知道“塘”字乃“壇”字之訛。從明朝后期開始，“社壇衡煙”在海內流行，“社壇”是城北舊壇地，“四方求煙草者，得真衡產，一爇即辨，種煙草者相望。近五六十載，福建所產盛行，衡煙易絀”。王葆心指出了《衡陽縣志》中的錯誤：“福建煙草之利，實開自明季由南洋輸來。某說部曾載崇禎中禁煙極嚴，犯者至死。 有閩省舉子不知新令，挾帶入都，為崇文門所獲，其仆乃出代死。 而 《帶經堂詩話》《兩般秋雨庵隨筆》所稱引，皆稱閩產擅勝，其來已舊。 ”指明衡陽產煙不僅在福建之后，而且時間較短。

王葆心對武漢的布業也做了考證。在西洋布未在武漢流行時，武漢市面上的布店多掛著“蘇松布匹”的匾額。其來源是許元仲《三異筆談》中的記載：

滬瀆梭布，衣被天下，良賈起家。張少司馬之太翁以此致富巨萬，五更篝燈，收布千匹，運售閶門，匹可贏五十文，計一晨可五十金，所謂雞鳴布也。曼園既貴，托其妹子趙公主其事，某年橫云山人假歸，以五十萬金屬為其營運。后十年，王趙與曼園獲利皆相埒，趙臨終囑其二子收業，置產萬畝。后新安朱泰源、金陵李宏升，均折閱而去，蓋逆知布業之將衰矣。貨殖之才，誠能億中， 異哉!

對于《三異筆談》中所言“吳人賴布以自殖，南宋以來已著”,王葆心根據《松江府志》進行了駁斥。《松江府志》稱：

番布出上海烏泥涇。元元貞間有黃道婆者，自壓州來，始教制 桿彈紡織之具。至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明成化間，貢于大內，饋于貴近。

王葆心認為元末以后因技術與工具的進步，蘇松地區布業得以興盛。他還介紹了府布即流行于漢口的府河口之布，但隨著“洋莊灌入，年盛一年，而土貨之利盡被蝕矣”,客觀地反映了在外國資本主義商品輸入后中國本土商業所受到的沖擊。

對武漢的水上交通，王葆心引用嘉靖《湖北通志》:“洋子江渡，由漢陽門以達漢口，由平湖門以達漢陽。明萬歷二年，左布政使陳瑞置巨艦八只，由江夏縣歲補水手十二名，募渡人領之，后仍民渡。”關于漢口的渡船，王葆心記載了一則趣話：“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蕩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兩文，值銀不及一厘。即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

以漢口為代表的武漢地區經濟、商業日益興盛，往來貿易不絕，第二次鴉片戰爭武漢被迫開埠，1861年后英國的輪船開進了漢口。

七、記載節孝，崇尚教化

經多年傳統教育，王葆心深受理學家道德倫理的熏陶，在《續漢口叢談》和《再續漢口叢談》中記載了不少孝子、節婦的事跡，其中儼然 有教化勸善之意。

王葆心引用《江夏志·人物》云：

明李之茂，事母郭氏至孝。母亡，甫斂，適獻逆陷城。舉家避去，獨茂留殯側。賊詰之。曰：“不忍舍母耳!”賊曰：“孝子也。”留蠢于門而去。鄰人多匿其室獲免者。今猶名孝子巷。巷在正覺寺側。

從王葆心對張獻忠的敘述來看，對其評價極低，但即使是張獻忠軍隊中的暴掠之徒也懂得尊重孝子。孝在王葆心心中不僅是一種道德，更是一種維護社會風俗的重要力量。

在《再續漢口叢談》卷一中，王葆心記載了“省城有孝子巷，其名至可風世”。《漢口小志·藝文》又記載了黃金階、黃儀父子兩代孝子的事跡。在黃氏孝子的事跡后，王葆心又引用了《漢陽縣志》中所載的孝子李延梓和李約的事跡。李延梓在嚴父嫡母逝世后，尋找生母張氏，遍歷湘南江右，最后在宜昌的尼姑庵中認母，迎回家中奉養18年。這可 能是楚劇《庵堂認母》的原型。他還記述了一個賣魚的人李約，30年如一日地贍養眼盲的母親。李約不僅在物質上保障母親生活，在精神上也竭盡所能，“夜篝燈誦暇詞小說，或述晝間聞見新奇事狀，甚且臆造傅會，以博母歡娛”。更為奇特的是，李約在母親死后一慟而絕。王葆心認為，人們記住孝子是因為名教風尚之篤厚，后人為孝子立名，“亦見古道之不沒也”。

在《再續漢口叢談》卷二中，王葆心記載了漢陽門外褒揚衡陽烈女徐青鸞事跡的詩碑，對江夏馬烈女和在長沙聽劉克魯向他講述的武昌府烈婦的事跡也進行了敘述。三位烈婦恪守封建道德，在面臨生死關頭都表現了不屈服于惡勢力、義不受辱的剛烈秉性。即使從捍衛尊嚴的角度著眼，同樣值得今天的人欽佩。

王葆心在此卷中還記錄了呂石素的《馬烈女歌》,最后幾句點明作者對馬烈女的欽佩。“人生長短誰不死，刀鋸水火從所是。粉黛能張禮義維，卻愧須眉號男子。”顯然，王葆心贊同呂石素的看法。

另外，從王葆心認為明末遺臣之女杜小英“正命于武漢”,言：“此種文而且節之事，豈可不一昭揭，以光耀吾土!”足見王葆心認為烈女能為地方帶來榮譽。故而，王葆心在這一點上頗有遺老遺少之風。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莫晸，湖南桃源人，歷史學博士，武漢市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區域文化史和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承擔湖北省社科項目“國學大師王葆心名人文化資源研究”，國家“十三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革命家家風》。出版《物阜匯通——長江流域的商品與集散》《拳劍縱橫——長江流域的武林與流派》等著作，發表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