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悠悠千載，人們對趙孟頫這段書論的理解，紛繁蕪雜。

“筆法重于結構”、“結字包含在筆法之中”、“筆法就是用筆”、“筆法不變，結體跟隨時代”，等等。諸如此類的觀點，只因探討的角度不盡相同，所處的層面存在偏差，涉及的域界不對等，加之表達的方式各具特色，致使這段書論的終極指向如霧里看花般難以清晰透徹，在實際的運用與交流過程中，常常如亂麻般產生諸多分歧，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也會出現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的狀況。

我認為，學習、運用趙氏的此段書論，首先務必要審慎思量該論萌生的時代背景。魏晉筆法，一路歷經南北朝、隋、唐、宋，逐步由質樸轉向妍美，從高雅瀟灑漸次趨向流俗淺陋，魏晉書法原有的韻味日益凋零。追古復興，重歸正途，這無疑是宋元交替之際，書法界所直面的重大課題。站在書法史的層面來審度，趙氏拋出此論的核心要義在于復興魏晉書法，引領并有力地推動書法沿著歷史的長河穩健前行、健康發展。用筆、結字，皆宗法魏晉的經典法帖。全面、整體的審視：“用筆千古不易”中的“不易”，強調的是“用筆”的重要性恒久不變，“用筆”的關鍵作用始終如一，“用筆”在結字中的掌控意義堅定不移。如此眾多的“不變”，倘若只是狹隘地理解為“筆法”不變，那么無疑會丟失諸多深邃的內涵，此乃誤讀之一。其二，讓用筆與結字進行對比，區分出高低上下、孰輕孰重。這般理解，顯然是對趙孟頫書論的生硬割裂與片面剖析，嚴重偏離了其原本的初衷和意圖。趙孟頫強調王羲之的字勢出于“天然”，不僅講遵循古法乃是學書不二法門，亦對王羲之的極高天分表達贊佩，以王羲之登峰造極的卓越成就來佐證其書法應當追求高古的論斷。

趙孟頫所言之“用筆”，究竟涵蓋了哪些內容？明了這一點，關乎對其書論的真切、深刻理解。用筆的概念，牽涉到駕馭、使用毛筆的一系列繁雜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寫字的時空把控、路徑的抉擇、技術的運用，除了這些，還有書者的文化視野、美學取向也摻雜其中。用筆既是有形的具體存在，也是無形的抽象感知，形而上與形而下相互交融、彼此滲透，用筆的玄奧精妙之處恰恰就隱匿于此。趙孟頫書論中的“用筆”概念，其內涵與外延遠遠不是“四筆”（起行收接）“三法”（筆字章）所能夠涵蓋與表達的。

用筆之法，即為筆法，筆法的概念與用筆緊密相依，卻又存在區別。暫且不必急于為筆法以確切的定義，不妨先看看筆法的獲取歷程。學習書法的歸縮，就是收獲、運用筆法。通用的辦法與途徑，便是通過臨、摹，從法帖當中悉心領會寫字的技術要領，認真學習寫字的程序與規范，深切理解寫字的底層邏輯。因此，筆法永遠是一個持續學習仿效、古為今用，人為我用、不斷更新提升的動態過程。筆法絕不可孤立、靜止、抽象地去定義，而應當將其安放在相應的時空環境之中去認知、去體悟。倘若將“筆法”與“結字”生硬地分開，并刻意區分輕重，那無疑會將書論引入狹隘局促與膚淺浮泛的尷尬境地。

趙孟頫，元代頂級的書畫藝術大家，又系藝壇領袖，這段書論所承載的使命非同凡響，它當是元代書壇的風向標、指南針。我們應當更多地將目光投注于歷史的深遠維度，從繼承與創新、古為今用、古今接續的宏大課題上進行解讀，探其本來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