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枯木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從忽必烈定國號“大元”開始歷時98年。雖然在歷史長河中十分短暫，不過卻對后世有著幾點重要貢獻。首先是疆域超越歷代，為大中國多民族融合打下基礎；其次是實行行省制度，對后世行政體制影響巨大；再就是，科技文化進一步大發展，其中尤以元曲戲劇極為繁榮，為元代文藝形式的主要代表。

就酒令文化而言，雖然元代是少數民族統治，并且酒政制度多有不同。然而，這一傳統文化形式不但沒有衰弱，得以傳承延續，反而更加繁榮。其中尤以雅令最具代表，不但題材繁多，文辭優美，而且加入了雜劇和元曲形式。使得雅令成為雅俗共賞的酒令，迅速普及到城市鄉村。下面我們就元代歷史背景和酒令文化做一簡單介紹。

一、元朝的社會背景

1、少數民族特權

元朝是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為了維護蒙古貴族特權，因而實行“民分四等”的政策，把人分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漢人，四等南人。“民分四等”雖然在歷史文獻記載中沒有明確詔令，然而體現在很多法令和律令中。

諸如《元史·志·卷五十八·刑法四》“殺傷”條：“諸殺人者死，仍于家屬征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無銀者征中統鈔一十錠，會赦免罪者倍之”。而“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并全征燒埋銀。”意思是一般人殺人處死，蒙古人則可以戴罪從軍出征，只出50兩銀子就得以免罪。

2、長期廢除科舉

再如元代不太重視科舉制度和漢族知識分子，廢除科舉多達四十余年，直到中期才開始恢復，然而錄取有限。《元史·志·卷四十五·百官八·選舉》：“以科目取士，自延祐（1315年）至元統（1333年）凡七科，具見前志。既罷復興之后，至正二年（1342年）三月戊寅，廷試舉人”。合計元朝舉行了十六次科舉考試，考中進士的共計1139人。

3、蔑視漢人知識分子

即便是開科取士，也貶低和很少重用漢族知識分子，如在數量上傾斜蒙古色目人，至正十九年（1359年）錄取進士：“取合格蒙古、色目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南人十五名，通六十有五名”。

錄取后，任用品秩不同：同樣是國子生員，“蒙古七名，正六品；色目六名，從六品；漢人七名，正七品”。在提拔上，漢人更是難以進入中樞，如至正十二年（1352年）下詔“省院臺不用南人，似有偏負”。意思是長達七十余年，元代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等中樞機構不任用南人（江南漢人）。

4、漢化受阻

在元朝整體等級制度下，使得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矛盾對立。雖然也有不少皇帝崇尚漢文化，然而屢屢遭到保守勢力的不滿，諸如引起“南坡之變”使得統治階層內亂頻發。而由于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民間起義不斷，最后元朝內外憂患，終于被明軍殲滅和驅逐，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二、元朝的酒政制度

1、榷酤制和買撲制并存

宋代的酒政制度，實行官方榷酤和民間“買撲”釀造并存。《宋史·志·卷一百三十八·食貨下》“酒”條：“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買撲”：宋代對酒（其他商品也有）實行的一種包稅制度，設定酒稅額，任人撲買。然后官方提供釀具和酒曲，釀戶自備米，在官方場所釀造，盈虧自負。）

元朝的酒政則略有不同，最早延續遼、金的酒政制度，對酒實行榷酤制度，禁止私釀。《元史·志·卷四十七·食貨二》“酒醋課”條：“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1231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榷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征收課稅所，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1234年），頒酒曲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改變榷酤制度，采用宋朝“買撲”先進經驗。《元史·食貨二》：“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

《元史·本紀·卷十三·世祖本紀》：“（八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酤，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為五貫。”大意從至元二十二年開始，釀酒一石米課稅五兩銀鈔，酒戶自負盈虧。

2、嚴禁私釀（逃稅）

元代實行買撲制度后，對于私釀現象進行懲罰。《元史·志·卷五十七·刑法三》“食貨”條：“諸私造唆魯麻酒者，同私酒法，杖七十，徒二年，財產一半沒官，有首告者，于沒官物內一半給賞。諸蒙古、漢軍輒醞造私酒醋曲者，依常法。諸犯禁飲私酒者，笞三十七。諸犯界酒，十瓶以下，罰中統鈔一十兩，笞二十七，十瓶以上，罰鈔四十兩，笞四十七，酒給元主。酒雖多，罰止五十兩，罪止六十。”

其中“唆魯麻酒”為“sarma”音譯，西域蒸餾酒（燒酒）的一種。可以看出，元代對于私釀燒酒和米酒進行嚴懲，不但處刑罰還沒收一半家財。同時對于購買私酒和過界銷售（犯界酒）的行為也進行懲罰。

3、元代酒稅占天下稅收1/7

有的文章認為元代農業蕭條，經濟不如宋代，對飲酒嚴加限制，因而元代釀酒業和飲酒之風不隆盛。其實不然，元代只是對私釀行為進行懲罰，對于飲酒很少限制，這從稅收上可以看出。

《宋史·志·卷一百三十八·食貨下》記載：“（宋仁宗）皇祐中（1049年~1054年），酒曲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大致為一千五百萬貫。《元史·志·卷四十七·食貨二》“酒醋課”條記載，元代酒的“天下每歲總入之數”合計46.9萬錠（筆者統計，云南比價不詳除外），也就是全國大致每年五十萬錠銀鈔。

即酒的稅收一年兩千五百萬兩，要比宋代多一千萬兩。而元代一年稅收，《世祖本紀》記載：“（至元二十九年），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酒稅占到全國稅收的15.7%，可見元代飲酒風氣之盛。

另外還有可以證明的是，同條“酒醋課”記載至大三年（1310年），元大都有槽坊54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以之計算，大都（北京城）每天釀酒就有1350石，合計202.5噸（元代1石大約150斤），一年多達7.39萬噸酒（包括黃酒和燒酒）。

要知道據《元史·志·卷十一·地理一》記載，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全國人口58，834，711人，大都人口不過才401，350人，平均每人每天半斤酒！厲不厲害？！

（未完待續）

2022/03/14榆木齋

主要參考書目：

《宋史》元代脫脫和阿魯圖先后主持修撰

《元史》明代宋濂等主持編修

《草木子》元末葉子奇撰著

《安雅堂酒令》元代曹紹編制

《本草綱目》明代李時珍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