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5/106次是京九線上的第一趟列車，28年來串起了河北、山東、安徽、江西幾個勞務(wù)輸出大省，運送的多為打工者、探親人員、返鄉(xiāng)學(xué)生，還有逆行的父母和孩子。

視頻丨新京報記者吳瑜

文丨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陳荻雁

?本文6230字視頻12分鐘

新京報記者1月17日乘坐京九線列車從北京前往深圳，抵達的次日再乘坐K106 次列車返程。在列車上，有返鄉(xiāng)的農(nóng)民工、回家的學(xué)生、逆行的父母和孩子。新京報《剝洋蔥》出品

2025年1月19日，農(nóng)歷臘月二十。上午11點10分，從深圳東開往北京西站的 K106 次列車開動。

半個小時前，檢票口一放開，戰(zhàn)斗的號角就打響了。沖在前面的大多是無座的，其中勝利者一個小時前就站在了隊伍最前頭。那些行李多的也在想辦法，一位挑了兩擔(dān)子蛇皮袋的老大爺，和他拖著三個行李箱的老伴，在開檢前五分鐘向工作人員申請挪到了一旁的特殊通道。

眼下是一年中最忙的春運期間，車到東莞東時，有182位無座旅客。餐車廚房里同時開著三個灶一塊炒，運上車的蔬菜有一百多斤，塞滿了三個冰箱，是平日菜量的三倍。有數(shù)據(jù)顯示，自1月14日至2月22日，為期40天的春運，全國鐵路發(fā)送旅客預(yù)計突破5.1億人次。

K105/106次是京九線上的第一趟列車，28年來串起了河北、山東、安徽、江西幾個勞務(wù)輸出大省，運送的多為打工者、探親人員、返鄉(xiāng)學(xué)生，還有逆行的父母和孩子。在這樣的京九線慢車上，最直白、最野生的春運場面正在發(fā)生。

一位70多歲的老人，為了回老家給父母添墳，扛了30多個小時的硬板兒（硬座）；一個爺爺領(lǐng)著孫子去看望姥姥姥爺；一個常在外過年的老“浪子”要去看90多歲的姑媽……

新年也意味著新的開始。一個帶貨主播回家前燙了新發(fā)型，希望從頭再來；一個小演員剛剛結(jié)束在北京的生活，期待著來年去橫店碰碰運氣；一個90后打工人打算來年結(jié)束漂泊，回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

春運，乘客們在排隊等候進站。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返鄉(xiāng)的農(nóng)民工

從北京豐臺站15號進站口，到列車6號車廂，有大概三百米距離。1月17日凌晨3點，李春來在這段路上跑了兩趟。

更確切地說，是挪了兩趟，他的行李實在太多了。兩個用鞋帶系緊的鼓囊囊蛇皮袋，用三四個黑色垃圾袋張開拼成的超大包裹，外加一個手提袋。更要命的是，近百斤的重量壓垮了鋁制小推車，在半路上掉了兩個車轱轆。

這些行李包括，被褥、鞋子、鍋碗瓢盆、衣服、工具，都是一點點賺來的，李春來舍不得扔，里頭也有部分是兒子的。兒子40多歲，去年在北京開塔吊，年末去西藏干電工了，消息是工友傳遞的，說賺錢多。

李春來擺在過道的行李。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李春來65歲了，戴著一頂起毛的舊帽子，夾克衫袖口、領(lǐng)口蒙上一層油。過去的一年，他在北京打了好幾份工，當(dāng)保安和搞綠化都是一天120元，有的地方管吃住，一天就能少花20元，不抽煙不喝酒，能剩下3000元。

雖然日子辛苦，但雨雪天沒法室外工作時，他會買個雞腿，整點花生米，“欸，這就是最享受的”，說“欸”的時候，他故意拉得老長，還舔了舔嘴唇。

現(xiàn)在列車正在以每小時350公里的速度往山東菏澤的家里趕，李春來吹起了小曲，看向窗外幻想自己在旅游，當(dāng)視線掃過平坦的麥田時，李春來知道，家快要到了。

馬上，他就能見到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了。他感激母親身體健康，給他在外打工創(chuàng)造了條件。今年過年他還有一個任務(wù)，向返鄉(xiāng)的工友們打聽打聽，年后上哪合適。要求很簡單，老板能按時發(fā)工資。

李春來是京九鐵路的慢車上的典型農(nóng)民工。這條線連接北京、深圳，再經(jīng)過菏澤、亳州、阜陽、南昌等勞務(wù)輸出大市，在列車員的內(nèi)部軟件上，以上幾個站點被標(biāo)記為“大客流”。

識別農(nóng)民工的方法也很簡單，通過行李。以蛇皮袋、尼龍袋、床單為主，主打一個經(jīng)濟實惠。塑料桶也挺流行的，它們原先裝的東西五花八門，油漆、堵漏液、涂料等，但現(xiàn)在它們都有相同的用途——既裝雜物，又當(dāng)?shù)首印Ｗ谶^道里的一位農(nóng)民工展示，他屁股底下的塑料桶里有工服、瓜子、電池、牙刷、繩子、鉗子、螺絲刀……

“多功能塑料桶”。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一些農(nóng)民工在大城市打零工，沒有固定場所。一旦放假，工地上臨時搭建的板房就拆了，行李得隨身帶著，回家也好，去其他地方也好，都方便。

有列車員說，前些年鐵路有規(guī)定不讓帶管制刀具，但這是“農(nóng)民工吃飯的家伙事兒，哪兒能不讓帶”，所以在攜帶品這方面，又放寬了不少。

選擇慢車而不是高鐵還有一個原因，實惠。以深圳到阜陽為例，慢車硬座180.5元，硬臥310.5元（上鋪），高鐵837元。有人調(diào)侃說硬座是“扛硬板兒”，也有人沒買到坐票，站著也要回家，站票和坐票價格一樣，但和臥鋪比有的相差一倍。

沒有什么是不值得節(jié)省的，時間不值錢，力氣也不值錢，省下的錢，花去整段乘車時間也不一定賺到。

這是大多數(shù)人的觀點。比如深夜坐在車廂連接處喝酒的王小亮，平日里他一頓飯只花3至5元，剩下的錢孝敬父母，寄給一雙兒女，還要添置家具。

去年王小亮最高興的事是在河南老家買新房了。“44歲才有了屬于自己的第一套房”，王小亮說，他花了打工20多年的積蓄才換來一套縣城30多萬的房子，可是買完就沒錢裝修了。半年多來，他把工資分成好多份，一點一點給妻子寄過去，先是一把椅子的錢，然后是一張沙發(fā)、兩張床……漸漸地拼成了一個家。

想到要在新房過年，王小亮歸心似箭。從買上票的那一天起，他就覺得歸家的日子怎么過得那么慢，“一年都過完了，怎么就差這13天。”登上車后他更覺難熬，索性和其他工友一起喝酒，喝醉了時間過得快一點，眨眼就到家了。

王小亮的新房。受訪者供圖

逆行團圓

午飯時間到了，75歲的山東聊城人徐芳全正在吃泡面。熱氣撲上了他的眼鏡片，鄰座的小孩笑他，他也回了一個咧嘴笑，露出滿口銀牙。

牙是三四年前補的，50塊錢一顆，花了1000塊。錢是兒子出的，車票也是。他的兒子在深圳打拼十多年，保安、物業(yè)、司機都干過，攢下的錢買了房，已定居深圳了。日子升級，車票也升級了，從坐票到臥鋪票，徐芳全可以在列車上躺平了。

自從老伴去世后，家里就剩徐芳全一人了，逆行和孩子團聚，他堅持了十多年。為了去看兒子，徐芳全準(zhǔn)備充分。前兩天，他去買了幾桶香油，是當(dāng)?shù)靥禺a(chǎn)老字號的，在深圳的兒子總惦記著。出發(fā)前，他換上了菱格背心加燈芯絨夾克，那是他最體面的衣服。然后再從家門口走2.5公里的鄉(xiāng)村野路到村道上攔公交，一路坐到火車站。

在深圳過年，徐芳全一般要待上十天半個月的，他哪兒也不想去，在家陪兒孫就知足了。他也不是沒想過待在孩子身邊，但兒子也有一大家子要養(yǎng)活。另一個原因是，他也舍不得家，家里有能聊到一起的鄉(xiāng)親，有大院子，還有那十來畝玉米地。賣玉米加上養(yǎng)老金，一個月能得八九百。徐芳全的觀念是，能賺錢養(yǎng)活自己，就決不麻煩孩子。

徐芳全正在吃泡面。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徐芳全從沒打過工。上世紀(jì)90年代，村子興起打工熱，孩子才幾歲大，他舍不得出去。說到這里，他想到自己的父親，1956年父親被分配到哈爾濱農(nóng)學(xué)院上班，一直干到退休。父子倆就那么一直分隔兩地，60多年前的春節(jié)，他也曾“逆行”，獨自坐著火車北上去找父親，東北的冷，一路的艱辛他至今難忘。

如今的京九鐵路上，也有許多“逆行”孩子，比如正在看數(shù)學(xué)課本的15歲高一男孩張帥，幾分鐘前他剛從衡水上車，目的地是終點站北京。

父親是安徽人，母親是河北人，夫妻倆在北京打工多年。母親去北京早些，大約20多年前就跟著張帥的姥姥姥爺去了。剛開始是在街上賣花，現(xiàn)在升級成婚慶花卉。

離家久了，張帥覺得團聚好像更珍貴了。想家也變得具像化起來，比如一長串的菜單，想吃媽媽做的紅燒肉，爸爸燒的土豆絲，奶奶蒸的大包子，還有弟弟存的糖。張帥有一個八歲的弟弟，每次在他回學(xué)校的那天起，弟弟就會存下五顏六色的糖，自己只吃一點，留下好多給哥哥。

四年來，在張帥的心里，父母的分量逐漸加重。他比從前更能察覺他們的艱辛。父親給人做司機，早上6點起，晚12點才到家。母親的手上總是有傷，有的是鮮花刺傷的，也有的是假花邊緣的鐵絲劃拉的。

今年過年，張帥給自己安排了兩個任務(wù)：多陪陪父母，和把成績搞上去。

張帥在車上學(xué)習(xí)。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不回家的人

夜深了，在燈火通明的硬座車廂，多數(shù)人抵不住困意。有人把臉埋在窗簾里；有人運氣好霸占著三排座椅，橫躺著；有人手撐著二郎腿；也有人趴在同伴的腿上。

打工人黃繼林沒有睡，他緊挨著車廂頭的充電插座，坐著等手機充滿電，等得不耐煩了，他就站起來去過道抽會煙。這一路對他來說有點難熬，從始發(fā)站巴彥淖爾到倒數(shù)第二站東莞東，他要扛24個小時的“硬板兒”。

問起去東莞干什么，起初他說是去過年的。后來他又改口說是去工作的。在東莞，工友給他介紹了一個在廠里的活，今年過年就這么定了。冬季是農(nóng)閑時期，大城市的勞務(wù)市場正人員緊張，趁著春假去打工能賺比平時多三倍的錢。

掰著手指算，過去的一年，黃繼林“去的地方寬了”，有6個，在南寧砍甘蔗，在內(nèi)蒙古摘辣椒，在浙江打磨拋光，還有貴州、安徽、重慶，都干了些什么他不愿細說。最后一個打工地是這趟列車的起始站巴彥淖爾，叫什么名字他想了半天也沒回憶起來。

黃繼林今年52歲，帶毛領(lǐng)的皮夾克緊緊地包裹上半身，架在鼻梁上的眼鏡似乎用了很久，鏡片上一片朦朧。

去年沒怎么賺到錢，他不覺得糟心，自稱心態(tài)好的訣竅是“懶漢掙錢全靠來年。”相比較真金白銀，黃繼林覺得朋友多才是財富，因為他從不扯皮，以真心換真心。所以“有的朋友蠻喜歡我，走到哪兒都想帶著我走”。

三個不回家的兄弟，從左到右，黃繼林、張霖、李兆奇。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這回也不例外，帶著他走的朋友是李兆奇和張霖，他們認識11年了，平時互相幫襯，哪有好活都邀著一塊。眼下這趟活是張霖找來的。前幾天，一個在廣東開勞務(wù)公司的朋友告訴他，過年很多工廠都缺人，他就吆喝上黃繼林一起去看看。

李兆奇說，張霖是他們中的“老大”，干活的這一年，其他兩個哥們都說是“打工”，但在張霖的描述下，變成了陪他倆玩一玩，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在大西北和大西南來回跑動，現(xiàn)在又去華南。至于賺錢，他說得輕飄飄的，“錢夠用就行，不在乎多少。”

張霖也是他們中唯一帶著媳婦的，“他對老婆很好的”，黃繼林豎著拇指夸“老大”，“是個男人。”但黃繼林自己的媳婦“不在人間”了。十年前，一場車禍后，媳婦去世了。他說兩人感情特別好，從沒吵過架，媳婦下葬那會，他三天三夜沒吃東西，喝酒麻痹自己。他的父母也“沒了”，“家里太孤單了”，黃繼林說。但換個角度想，沒牽掛也意味著沒負擔(dān)，錢能存就存，能花就花，一個月抽煙花四五百也沒人數(shù)落了。

李兆奇的情況和他差不多，家里就他一個人，閑不住。媳婦和他離婚了，現(xiàn)在有了新的家庭，對此他也不愿再提，“又是傷心事。”

雖然今年過年不回家，但他們仨湊在一起，也是一個“家”。“朋友和朋友一起過春節(jié)，比在家里開心”，至于過年那天在干什么，雖然他們還想象不出來，但“肯定不是愁眉苦臉的樣子”，張霖說。

在車廂連接處睡覺的農(nóng)民工。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母親的新年

雖然買了臥鋪，但章玲怡沒怎么睡。兩個孩子一個六歲，一個八歲，在車廂里上躥下跳，一會頭磕著了，一會爭奪手機。章玲怡一邊照看兩個“煩人又調(diào)皮”的孩子，一邊和對面鋪的另一位母親交流育兒和婚后生活。

這會她正帶著孩子們從山東聊城出發(fā)，回江西老家過年。在聊城，她和丈夫開了八年的眼鏡店。快過年了，生意冷清下來，她帶著孩子先一步回家，丈夫隨后再回。

章玲怡30歲了，模樣和打扮還像個孩子，皮膚白白的，學(xué)生頭，笑的時候露出兩個小梨渦，白色的毛衣上繡著一只小狗，扣子是七彩的。她18歲結(jié)婚，21歲就生下第一個孩子。

孩子們一天天長大，煩惱也越長越大。丈夫在外應(yīng)酬多，她既要看店又要接送孩子、輔導(dǎo)作業(yè)、做家務(wù)，事情多得數(shù)不完。

但是再怎么累，章玲怡也不愿把孩子扔在老家，留守兒童的心酸她太清楚了。小時候她和爺爺生活了13年，過年也沒能和在山東打工的父母團聚，她不理解為什么別的小朋友扎了新頭花，穿了新衣服，而她只有爛棉襖穿。在心里，她怨過父母。

章玲怡和孩子們。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章玲怡還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姐姐。18歲起，為了給父母減輕負擔(dān)，弟弟的生活費加輔導(dǎo)班費、學(xué)費也落在她身上。如今弟弟上大學(xué)了，她一個月要給三四千。為此，她不得不拼命賺錢，在很多個深夜躲著丈夫孩子流淚。

一想到回家，章玲怡就什么煩惱都忘了。過年和母親、婆婆在一起，她可以少做好多家務(wù)，忘掉妻子和母親的角色，重新變回一個女孩。和朋友逛街拍照，和丈夫像談戀愛那會一樣，過二人世界。

張巧麗和她正好相反，在外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她是獨立的事業(yè)女性。只有回到家，她才脫去社會身份，變回一個母親。

坐在車廂里，張巧麗非常顯眼。黑色泡泡袖、飄逸的蕾絲領(lǐng)、大卷發(fā)用彩色發(fā)帶綁在頭頂，是時下流行的韓國少女打扮。大概沒人想到，她是個40多歲的單親媽媽，有三個女兒。

說起三個“很漂亮的女兒”，張巧麗得意地數(shù)起來，大女兒已經(jīng)在北京工作了，二女兒是舞蹈特長生，剛參加完藝考，三女兒是射擊運動員，去年在省里拿到了冠軍，“我這輩子掙錢就是為了培養(yǎng)她們。”

張巧麗是四川人，曾在北京創(chuàng)業(yè)，三個孩子也是在那里長大的。她說，那時候北京霧霾多，一次去南昌工作時，愛上了那邊的空氣，買了房子，把孩子接過去上學(xué)。后來她在北京創(chuàng)業(yè)失敗，又跟閨密跑到銀川準(zhǔn)備重新開始，目前還在打基礎(chǔ)。

失敗了一次，又重新開始，張巧麗需要很大的勇氣。說到這里，她第一次皺起眉頭，現(xiàn)出額頭上的重重皺紋，不過短暫一瞬過后就舒展開了。

前一天中午張巧麗從銀川出發(fā)，凌晨2點多在衡水轉(zhuǎn)車，才搭上這趟京九線去南昌，路上要花去一天半的時間。一路顛簸，就是為了陪女兒們過個團圓年。

“公主媽媽”張巧麗。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連接半個世紀(jì)的打工史

在這趟車上，你總能找到不止一次坐過京九鐵路的人。

劉麗已經(jīng)忘了到底幾次了。她的家鄉(xiāng)阜陽是個勞務(wù)輸出大市，每年有大量勞動力前往珠三角、長三角務(wù)工。1992年的春天，鄧小平南巡之后，深圳一度人頭攢動，全國各地的人紛紛去那里淘金。劉麗的父母也在上個世紀(jì)90年代一頭扎進了打工潮，成為深圳的建設(shè)者。

從此，劉麗的人生就和京九鐵路連在了一起。

高中時，她走這條路線，從阜陽到深圳探望父母。讀大專時，她又坐上它，從阜陽到北京，春運時再坐回老家。

現(xiàn)在，她已經(jīng)30歲了，這條鐵路載著她去和丈夫重逢。去年，夫妻倆結(jié)束了在京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丈夫去深圳打工，她則搬到丈夫老家商丘看孩子。

“逆行”父親郭永杰也是阜陽人，上個世紀(jì)90年代末已經(jīng)50歲的他南下到汕頭打工。那是一個冬天，正是農(nóng)閑的時候，隔壁老鄉(xiāng)吆喝著要不一起去汕頭看看，他就跟著一起去了。他回憶，那時村里70%的農(nóng)民都去打工了。

在工地里給人搬磚，從早上7點干到晚上12點，一天才得十幾塊錢，但這些錢再少，也比種地強，這樣的日子郭永杰過了10年，差不多坐了20趟春運列車。剛開始還是燒煤的蒸汽火車，咔嚓咔嚓響得人睡不著覺。

郭永杰第一次坐火車，京九線剛開通沒幾年，這條路上的第一列車是1996 年 9 月 1 日由北京西站開往深圳站的 105 次，現(xiàn)在這趟車車次為 K105 次，“K”是快車的意思。

K105/106的列車長常紅軍記得，他剛參加工作的1998年，超員率能達到70%-80%，是現(xiàn)在的一倍多。這趟車途經(jīng)河北、山東、安徽、江西幾個勞務(wù)輸出大省，一到春運就人滿為患。

上個世紀(jì)90年代時，列車員會專門成立關(guān)門小分隊。每個門抽幾名骨干從外關(guān)門，把吊在車上擠不進去的乘客往外拽。一些農(nóng)民工十天半個月都上不去車，多留一天，車票就要多改簽一張。一次，有人拿著一沓改簽車票直直跪在常紅軍面前。

對于那時的乘客來說，只要擠得上去，什么都能忍耐。常紅軍記得那時候，人只要坐上車了就得憋著不能喝水，就算能擠到廁所，不到一平方米的廁所也塞了十個人，沒有地方騰挪。臨到站半個小時，列車員就要準(zhǔn)備穿過人群了，他們的辦法是踩著椅子邊、桌子、行李等一切能落腳的地方，一點點挪過去。

車剛啟動，常紅軍在布置工作。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20多年來，常紅軍在列車上見證了打工者的變化。現(xiàn)在，南下的打工族大部分集中在二三十歲左右，不少人拎著電腦包，穿西裝。那些五十歲往上的農(nóng)民工也沒從前那么苦了，愿意買臥鋪的，拖行李箱的變多了。從前只要能上車就行了，沒人關(guān)心吃什么喝什么，現(xiàn)在人們越來越講究了，帶上車的飯菜和零食都屬于“享受型”的，比如雞腿、鴨脖、火腿腸。

這條路上的風(fēng)景也變了。常紅軍記得從前都是土房子，但現(xiàn)在有了高樓大廈，農(nóng)民的房子也更講究審美了，西式的羅馬柱、徽派的青瓦，各式各樣的。

隨著高鐵、動車、民航的發(fā)展和私家車的普及，回家的人流越來越分散了，這趟車變得沒那么擠了。K105次前面的K字頭也不再意味著快車了，但它仍有存在的意義。春運時，除了更加接地氣的熱鬧，也有一種沉靜在車廂里流淌，在歸途中人們放下對物質(zhì)的追逐，心中只有最初的牽絆。

夜里12點，在K105次五號硬座車廂，一位70多歲的老人趴在桌子上睡著了。18歲時的一次事故讓他落下殘疾，如今他已定居深圳，兒孫滿堂，生活幸福。和大多數(shù)老人不同，他不愛回憶過去，但他還仍惦記著一件事。1月20日這天，他坐了30個小時的硬板兒，回到已成過去式的故鄉(xiāng)，準(zhǔn)備在新年里給去世十多年的父母添墳。

（文中李春來、張帥、黃繼林、李兆奇、張霖、張巧麗、劉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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