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

一

稅費改革之后，義務工和村級"三提五統"被取消，村級公共品供給主要依賴自上而下的項目資源輸入。農村要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主動向上"爭資跑項"，土地綜合整治、農業綜合開發靠的多是這種項目。

實踐中農村公共品供給的狀況依然不容樂觀，學術界認識到項目制供給公共品的模式有嚴重弊端。第一是不平衡性，越是偏遠落后的地區，越是難以得到資源輸入，基層組織越是缺乏關系和能力爭資跑項。第二是效率低，大量的資源投入公共品供給卻得到相對較少的公共品。其原因在于項目制供給公共品的規范性很強，采取地方政府發包給承包商的形式，形成市場化的公共品供給模式，缺乏基層組織和農民群眾的廣泛參與。因此，項目制供給公共品有時難以滿足農民的需求。為了應對現代經濟社會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許多地區農民自主組織起來提供公共品，資源投入少而效率很高。在皖南農村，我們觀察到自然村中的積極分子組成"新農村建設理事會",動員村民出資出力修建道路、為溝渠清淤，地方政府給予一定的補貼。在湖北大冶和江西余江，我們觀察到宗族組織轉化為新農村建設理事會，把國家建設與自然灣的基礎設施建設結合起來，把國家新農村建設的行政意志與宗族意志結合起來，從而對農民個體更具號召力。我在恩施山區農村貓子山村調研，發現到處都有農民自發組織起來。

二

劉奇高，一個退休鄉村干部，2011年組織貓子山村村民低成本修建山路11.2公里。這條山路原來非常狹窄，是村里留下的中老年人年復一年地用鋤頭挖出來的。因為缺乏大規模的組織，修建速度很慢。有一處道路，由于堅硬巖石阻擋只有半米寬，旁邊就是深溝，翻車不知道多少次。劉奇高開群眾會動員群眾參與修路，號召沿途村民集資、出義務工和安排伙食，向村里走出去的大老板要求贊助，向政府部門要求幫助。他還與沿途村民進行協商，處理占土地占山林不賠償的事宜。

半年多功夫，劉奇高組織的群眾隊伍以極快的速度和極低的成本修建好公路。據他估算，修路的資金主要用于炸藥和挖掘機，一共使用40萬元，其中農民集資8萬元、政府補貼15萬元。同樣是修建11公里山路，項目制就要花費約400萬元。為什么貓子山修路的成本如此之低？關鍵就在于將農民組織起來，節約了一切可以節約的成本。

農民自發形成的組織內部是高度熟人化的。劉奇高組織的修路委員會，由他本人任組長，"每到一個地方，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喊老百姓開會，有一戶不同意就不修路"，委員會工作得到當地群眾、村級組織和鄉鎮政府的大力支持。做工作的不僅有修路委員會，而且有當地群眾，許多外出務工的農民還會專門回來做工作。從貓子山到楠木橋有4公里路是太陽鄉所轄，太陽鄉的書記和主任幫忙協調了電工等各項事宜。

劉奇高已經退休，那兩年在家照顧老父親，恰好在一次吃酒席時得知貓子山村和楠木橋村農民出行極為艱難，想出面組織修路。這件事別人做不了，因為需要組織能力，需要"恩威并用"。劉奇高有主持公道的能力，他經濟條件上等，開過酒廠、做過生漆買賣，又可以調用政府等各方關系資源，并有著極高的威望。在恩施山區，劉奇高這樣的人無疑是稀少的。當地缺乏宗族性的內生社會組織，人與人的關聯是原子化的，農民很少需要在生產生活中進行大規模的合作。鄉村需要能人，他得有超過一般農民的威望，讓其他農民敬佩和畏懼。

如果采取國家項目的方式繞過基層組織，就需要設置各種經濟組織來推進這一事務。這些組織與農民、與地方政府之間是純粹的市場交易關系，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基于謀利的性質，這些組織及其成員秉持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而不是盡可能提高供給公共品的數量和質量。結果一定是巨大的項目資金投入和低下的公共品供給效率。

據劉奇高說，沿途農民300多戶，幾乎沒有不參與支持的。農民自愿捐資，最低100元，一般捐幾百元。捐資最高的是一個很早外出務工經商已經遷出村里的農民，目前資產上百萬元，他在劉奇高動員下捐了兩萬元。不愿意出錢的農民極少，比如家里非常窮的、不準備在這里居住的、山林和土地被修路占得多的等。一個老人雖然生活非常困難，也捐資100元用于修路，讓劉奇高十分感動。

農民出力更為重要，他們通常每天從早到晚施工，一直持續到臘月二十六日夜晚，整個工程中一直在出義務工。據劉奇高估計，出義務工總數達到5000人，最多時一天有300人在出義務工。稅費改革之后義務工在一些農村很少繼續存在，農民一出工就要求付工資。出資出力的另外一種方式是沿途各農戶安排伙食，每日4臺挖機上工，有8個師傅，另外加上三四個組織者，他們一天三餐的伙食均到農戶家免費安排。資源匱乏條件下，農民能夠修建這么大的一項工程，不把群眾的積極主動性動員起來是不可能的。修路時，當地出現了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農民出義務工時感覺到是為自己勞動，在為工程隊伍安排伙食時覺得無比光榮。

在項目制供給公共品過程中，農民不出資出力，項目工程人員、組織者和農民無關，工程成本急劇上升。表面上農民節約了資金和人力，卻由于農民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未調動起來，國家投入的大量項目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農民實質上吃了虧。反之，如果國家能夠把農民組織起來，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主動性，那么使用同樣多的資金就可以供給更多的公共品、滿足更多地區的農民公共品需求。就不會窘困到要從貧困山區農民那里一家一戶籌集數十萬元用于修路。

在修建道路過程中，必然會損害農民承包土地和山林的利益，若是國家來修路必須要作出賠償，而若按照國家標準，劉奇高及修路組織是賠不起的。最多有一戶農民被占用2畝多山林，更普遍的情形是被占了幾分地。在反復做工作的努力下，最后農戶均放棄了要求賠償。為什么農戶不要求賠償？因為農民組織進入千家萬戶動員，讓群眾明白"修建道路是為沿途的農戶服務"的道理。有的家庭中老人不理解，子女回來做老人的工作。貓子山和楠木橋的農戶太渴望這條道路，幾十年農戶自發修路卻只能修建一條僅能走摩托車的道路。不是農民沒有積極性，而是缺乏一個能人出來振臂一呼，現在有這個能人出來，農民哪有不支持修路的道理？農民不僅出資出力、積極安排伙食，還甘于犧牲自己的利益。群眾大會頻頻召開，即使有"釘子戶"，也在輿論壓力下被迫低頭。

恩施山區農村是原子化的，生產隊內部的鄰里關系是生產生活中最重要的關系，是基本的人情圈，是農民合伙互助合作的基礎，農民不敢冒犯集體情感和輿論。例如，原來山區建房主要以石材和木材為主，需要數十個勞力幫忙，紅白喜事也需要幾十個人幫忙，對于一直只想搭便車而不出資出力的人，大家在這些情況下就聯合起來不幫助他。

三

恩施山區扶貧最重要的內容是公共品的供給。公共品供給的高成本是制約山區農民收入的因素，應當建立一套農民組織化機制降低這一成本。恩施山區農村公共品供給誠然有資源數量不足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制度問題。目前主導的項目制忽視基層組織，繞過基層組織直接由地方政府"塊塊"與承包商打交道，從而把公共品供給市場化，降低資源利用效率。在公共品供給過程中，把群眾組織起來進行有效動員是解決公共品供給低效率問題的關鍵。貓子山村修路有一個退休干部劉奇高，如何通過黨委政府的機制創新培育更多劉奇高這樣的積極分子是山區扶貧的重要任務。目前可以做的是改進項目制的實施方式，充分發揮基層組織的積極性，動員廣大群眾參與進來，表達他們的公共品供給偏好。

選自夏柱智著《亦城亦鄉 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