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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戴維·懷特（David M. Wight）在“石油三部曲”中分析了石油美元的歷史背景和形成過程。作者認為，戰后迄今，不論什么范圍的“經濟全球化”，均為美元主導下國際貿易擴張和資本流動的增加。未來，包括關稅在內的各種貿易手段激可能成為常態，甚至可能出現約束資本流動的措施。然而，考慮到美國在西方世界的角色和地位，這種取向不會成為主流，全球化仍將繼續。

*本文節選自《石油美元三部曲》，2024年12月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作者[美] 戴維·懷特（David M. Wight）。

一

1979年初，鄧小平在訪美的飛機上提到，同美國建立良好關系的國家普遍取得了經濟發展。

1978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團訪問了包括西德在內的西歐五國；同年，鄧小平先后訪問了日本和曾被稱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新加坡。其時，西德早已經完成戰后西方經濟復蘇中的第一個奇跡，日本GDP則在1968年超越西德，位居西方陣營第二。

鄧小平訪日之時，正值西方國家討論“日本經濟奇跡”、醞釀著后來學者所稱“日本第一”的當口。先進工業化帶來的強烈視覺沖擊，要求決策者思考這種變化的原因。美國是西方的領導者，西德、日本和新加坡的經濟成績，離不開美國的幫助。這是前述鄧小平訪美時的背景。

不過，1979年前后，恰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經濟形勢處于低谷之時。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的滯脹還在持續，第二次石油危機已在路上，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公開表示“美國公眾沒了信心”。美國雙赤字攀升，美元遭遇了20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代表美國參加中美建交美國駐華大使館開館儀式并同中國商討第一個雙邊貿易協議的傳奇財政部長布盧門撒爾曾急赴沙特，勸后者繼續將“石油美元”回流美國，購買美國國債、維護美元匯率穩定。

1978年，在波恩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上，美國希望西德、日本能共同發揮“西方經濟火車頭”的作用，但效果不明顯，后兩者繼續靠向美國出口拉動經濟增長。

卡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能源政策來應對石油危機。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也是在1979年，隨著沃爾克接任美聯儲主席，其強勢貨幣政策逆轉了美元頹勢，油價在1982年見頂后快速回落，加之西方經濟體之間的資本流動管制放松，全球資本流動開啟新階段。這期間，“石油美元”逐漸讓位給日本的“貿易黑字美元”，美國步入“大緩和”時期，西方經濟隨之走出停滯困擾，實現穩步增長。

很難說中國的決策者是準確地意識到且精準地把握了美國經濟的拐點，相信更多是迫于當時國內經濟形勢的壓力。日本和沙特自冷戰之初即被美國納入己方陣營，而當時的中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既無經歷也無緣，有限的外匯儲備選擇的是日漸沒落的英鎊。

改革開放的決策者及研究者對戰后貨幣和貿易秩序尚處于學習階段。比如：什么是合資企業？面對拉美債務危機，中國是否準備大規模利用外資？在美國官員建議中國加入GATT時，國內相關方面最初的反應如何？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包括人力資源、知識儲備等基礎設施方面，對“跟上美國的節奏”準備不足。對中國經濟而言，開放首先是一個學習過程，美國經濟在1980年前后的觸底反彈，給當時的中國帶來的直接影響并不大。

1992年“南方談話”之后，伴隨“市場經濟體制”概念的提出，中國躋身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的步伐加快。此時距離鄧小平訪美已然過去了13 年。其后的9年里，中美經貿關系波折與進展并存，但與中國的期望相距甚遠。中國自2001年12月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才真正全面參與全球化，經濟總量和社會福祉均大幅提升，在歷史上前所未有：GDP超過德、日；此前處于半失業狀態的勞動力，可以通過其在紐約第五大道上銷售的產品獲得貨幣收入；可同時享受雙休的福利。

二

日本、新加坡的發達，是戰后西方經濟“局部全球化”的結果；中國加入WTO之后的成績，則得益于更大范圍的全球化。戰后迄今，不論什么范圍的“經濟全球化”，均為美元主導下國際貿易擴張和資本流動的增加。

1944年7月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以協定（布雷頓森林協定是《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的總稱）的形式，確認了美元既有的全球主導貨幣地位。說“既有地位”，是因為美元的這一角色可以回溯到一戰后的20世紀20年代，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以及抗戰時期美元發揮的作用也是印證。

或許是因為布雷頓森林會議參與者對固定匯率制的歷史記憶，又或者是人性追求低波動性的趨向使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協定秉承了固定匯率制。協定條款不曾提及但卻默認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條件，是美國同意按35美元/盎司* 的價格，兌換其他成員當局手中積累的（經常項目）盈余。

這是1934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簽署《黃金儲備法案》后對外宣布的，是美國單方面的承諾。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同黃金脫鉤，即為放棄這一承諾。從《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條款的角度，美國的做法并不構成違約。1971年之后的歷史發展表明，布雷頓森林會議本質上明確了美元本位，只是那些參會的歷史人物割舍不掉黃金信仰。

協定的主要緣起，是為避免重演此前各成員為爭取貿易優勢而競相貶值本幣的做法（“以鄰為壑”），重塑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和貿易秩序。美元主導地位的確立，使得同期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通常被稱為“世界銀行”）以及后續的GATT（1947年），乃至更晚近的世界貿易組織（1995 年）成為可能。

試想，如果各參與經濟體不是為了賺美元，那么美國主導的諸多貿易協定里的限制條款和規范完全沒有遵守的必要，相關的國際組織也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可能。戰后至今的國際經濟秩序，即為以美元本位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貿易規則。

所謂美元本位，就是美元為國際最重要的商品以及金融交易中的定價和結算貨幣，其他幣種相對美元確定匯率，并最終積累美元為主的儲備。或有這類情況，國際貿易以美元、歐元之外的小幣種結算，但其定價必定是按美元測算，然后換算成其他幣種進行交易。其目的多為規避某種限制，最直接的結果是增加了交易成本。

通過前述美國的承諾，美國繼續著金匯兌本位的安排。后續的歷史發展表明，其開放條件下，貨幣的國際地位、對外幣值，是由市場參與者共同決定的，發行國政府難憑一己之力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協定僅對經常項目的資金流動做了約定；1980年前，西方的跨國資本流動受限，但西方經濟體的戰后復興仰賴美國，技術/設備引進自美國，馬歇爾計劃無法滿足這些經濟體的資金需求。1950年前后，西方因此出現了“美元荒”，黃金價格甚至低于美國給出的35美元/盎司水平。

這一格局在進入20世紀60年代之后徹底逆轉，“美元泛濫”使得不少國家或明或暗用美元自美國兌換黃金，其中以法國最為高調，戴高樂用軍艦將黃金自美國運回法國的做法，便常被流傳為“挑戰美元囂張的特權”的“佳話”。但如前述，官方無力左右本幣匯率，事后不久，戴高樂便因法郎貶值（系重要原因之一）而下野。

不過這不影響法國為穩定幣值尋求美國的幫助。當美國之外的美元積累遠超美國的黃金儲備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就只是時間問題。這同樣是美國無法左右、西方各國合力（無論真誠與否）也無法逆轉的。即便美元是西方貨幣體系里的主導貨幣，美國是西方世界的領導者，美國也斷不會以犧牲本國利益來繼續受制于黃金枷鎖的束縛。美國社會經濟不保，如何保住布雷頓森林體系安排？保住了又有什么意義？這同美國后續其他的財政、貨幣政策目的吻合—美國本國利益為先，時下亦然。

這是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終結黃金美元兌換承諾最重要的原因，說唯一也不為過。尼克松當時針對脫鉤可能造成外溢沖擊的那一句“我管他該死的（意大利）里拉”，是最真實的應激表達；當然，康納利公開場合轉述的他人的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則更為赤裸裸。

時任西德國防部長，后來相繼擔任西德經濟部長和總理的施密特，在得知尼克松的決定時脫口而出：“這表明美國至少是不愿意在貨幣事務上再充當西方的頭領了。”外人同樣心知肚明。如此背景之下，去尋找一個替代黃金繼續禁錮美元和美國經濟的約束，是在質疑西方決策者的智商，更不要提這個替代品是比黃金更難控制的石油。

要破除“美元綁定石油”的訛傳，沒有比美國同沙特間的協議更有說服力的了。我在《石油美元》的附錄中，補充了1974年6月8日美國與沙特簽署的聯合聲明（即坊間所傳的“協議”）的原文。

因為其時西方并沒有考慮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且其他西方經濟體寧肯清除黃金約束而仍繼續固定匯率制，所以有了沃爾克乘坐軍機穿梭協調各國間的匯率安排。出于決策者管理的考慮，以及受其信仰遺產的影響，即便1974年之后浮動匯率制成為事實，仍不妨礙1987年七國集團（G7）在盧浮宮召開的會議上繼續固定匯率制的嘗試，哪怕以失敗告終。

1971年之后，英鎊沒落中繼，其他貨幣無能力也無意愿并肩美元，沒有替代者的美元因此并沒有崩潰，雖然東西方媒體的類似預言自此從沒有停止過。這讓“特里芬兩難”的提出者羅伯特·特里芬也倍感詫異。雖然不乏偶爾出現“回歸金本位”的聲音，但顯然趨勢不可逆。在《石油央行》中，“石油美元”最重要的持有者沙特，為提高手中的美元資產收益，千方百計“爭搶”沙特境內稀缺的通信資源以應對投資市場瞬息變化的經歷，說明黃金已經不宜承擔貨幣角色。

1976年的牙買加會議取消黃金官方價格，黃金的貨幣角色終結。20世紀 70年代“石油美元”的興起，通過協助解決美國國內經濟問題，穩定了美元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開啟了全球化的新格局。

這個新格局就是“石油美元回流”美國，緩解后者的赤字和通脹壓力，美國從而得以進一步維持貿易逆差，拉動其他經濟體的出口。尼克松在其財金官員的建議下將美元同黃金脫鉤，同時也在其任上搭建了“石油美元回流”的閉環。他安排其第二任期的新財長威廉·西蒙赴沙特，說服后者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國債（即“回流”），給出的指令是“不成不歸”（no coming back empty-handed）。西蒙作為經辦人，成功地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石油美元”回流，還包括其作為“歐洲美元”的重要構成，通過歐美金融機構，不受監管約束，“回流”到其他的石油貿易赤字國和資金需求國（包括拉美）。“石油美元”本質上同20世紀80年代之后日本的美元貿易順差、中國入世之后的美元貿易順差相同，主要是自美國的貿易順差，差別在于“石油美元”源于單一的出口產品—石油，而日本和中國的順差貿易品則豐富得多。

“石油美元回流”為后來的日本和中國美元順差的國際流動提供了樣板，三者恰好形成了時間上的接續，并在2008年之前，成為美國國債最重要的境外資金來源。這種格局實則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脈的全球化模式，也恰是美元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

20世紀60年代以來，沙特貨幣里亞爾相繼經歷了貴金屬（金/銀）本位、釘住特別提款權（SDR）及一籃子貨幣，最終于1986年釘住美元并持續至今。這一制度安排非常有代表性，即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出口經濟體繼續堅持的固定匯率制。由于石油價格波動會導致沙特的出口收入大起大落，沙特里亞爾的固定匯率制不如人民幣匯率機制在安排上更具典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2.0特點，即相對穩定可控（類釘住）的匯率安排，保證持續不斷的出口順差。

這些順差大國積累的龐大美元儲備，是對美元最重要的信任票，也即市場參與者對美元的支持，順差國進而成為美元國際地位的利益攸關方、美元體系和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維護者，無論這種維護是有意還是無意。當然，這些經濟體也受益于這一格局。不考慮美國自身因素，美元資產持有者的做法，使得西德馬克、日元以及后來的歐元都很難撼動美元的地位，即“美元霸權”。毋庸置疑，長遠而言，美國自身才是美元地位的決定性因素，而不是任何第三方。

三

尼克松當年反制沙特石油禁運威脅時的反應—“沒有（美國的）需求，你們的石油就賣不出去”，顯然低估了西方社會經濟發展（工業化）對能源需求的增長。中國也是在1993年由石油出口國變成了進口國。

“石油美元”是全球化的結果，反過來又促進了全球化，這體現了全球化過程中貿易發展和資金流動的相互促進。

能源不同于其他工業品。雖然沙特官員不認為石油行業存在周期，但沙特的石油收入顯然隨著油價波動而如潮汐一般起落，因為自然資源的產能受限。日本和中國的可貿易工業品則完全不同，產能相對需求可以近乎于無限提高。這是日本和中國參與全球化的經歷，是典型的東亞增長模式，差別只在于參與的先后和經濟體量。

美元資本會因包括稅收等影響收益的因素繼續全球化，而產能遠超本土需求的經濟體則更迫切要求繼續全球化。但從終端產品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國—美國的角度，全球化給社會各階層的影響則是苦樂不均，典型表現即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不斷擴大的“銹帶”，這會使全球化成為美國及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國內政治問題，形成反對全球化的力量。如前所述，美國必須以其國內的社會經濟訴求為首要考慮。

可以預見，包括關稅在內的各種貿易手段會成為常態，甚至可能出現約束資本流動的措施。戰后的經濟全球化基于“美元本位”展開，盡管美國國內不乏“反對美元作為全球主導貨幣”的聲音，但考慮到美國在西方世界的角色和地位，這種取向不會成為主流，全球化仍將繼續。

因為對美元的持續需求，國際貿易組織的作用逐漸式微，美國一方的態度將更趨強勢，且將重新設計美元主導的全球化布局。這很難定義為“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只是讓目前的全球化更有利于美國—畢竟，如果美國國內社會經濟動蕩導致美元危機，無數全球化參與者均將成為殉葬者。這一趨勢下，希望繼續依托全球化消納本土產能的經濟體將面臨重重困難。

為反“美元霸權”計，也為防范風險計，過去半個多世紀里不乏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建議，比如較早的特別提款權，后來的美元、西德馬克（或歐元）和日元三足鼎立設計，以及晚近的布雷頓森林體系3.0（基于大宗商品給貨幣定價）。

自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始，各類貨幣危機最終多依賴美國（美元）出手，證明第二項建議的可操作性存疑；過去幾年，國際儲備中的貨幣多元化，也只是儲備國出于收益考慮，增加配置美元體系里的小幣種，沒有改變美元的地位和角色。至于將主要貨幣掛鉤大宗商品，則并非新想法，其弊端在前文已有提及。且應該注意到，沙特自戰后從不曾將其本幣以任何方式同石油綁定或掛鉤。《石油央行》中沙特的“石油美元”波動帶來的困擾是最好的例證。

要顛覆、替代或改進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需要出現一個至少比肩美元的貨幣。

這實際上是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想努力促成而不得的方向。若成功，起碼可以消解美國目前在國際金融和貿易事務上的話語權。新的挑戰者要能夠做到如美國這般在目前內向型經濟的基礎上，滿足周圍國家的貿易需求。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脫離現有格局的經濟體如不能找到替代此前的增長方式，將面臨明顯的增長失速風險，且對外依賴越強，失 速越嚴重。

從經濟的角度，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從全球化浪潮中獲益頗大。隨著經濟體量的增加，在全球經濟中的話語權提升，其本幣的國際地位問題也會提上日程。不斷積累美元順差、對外輸出美元債權，這是在進一步鞏固美元地位和美元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而不是本幣的國際化；國際結算中本幣比重偶有提升，根本原因是有美元背書。

無論是否貿易逆差，要能實現本幣輸出才是關鍵，即本幣不需要背書而被其他經濟體接受。但本幣被廣泛接受的難度，遠超千方百計成為一個順 差國的難度。貿易逆差、借美元還外債的國家并不在少數，中國自美國以外的逆差國獲得的順差也多為美元，相信這肯定不是“美國同中國達成協議，只用美元結算出口品”的結果。

對于外向型的經濟體而言，以主導貨幣角色對外輸出本幣，既有的增長和分配方式需要進行重大調整，否則，只能是紙上預期。美元之所以被廣泛接受，根本原因是美國國內因素，其他諸如國際貿易、儲備、金融交易等，均建基于此。而這，又遠遠超出了經濟討論的范疇。

市面上關于“廣場會議”“石油美元”等歷史事件的一些失之偏頗的解讀，對市場參與者、學術界甚至政策制定者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甚至對全社會來說，代價遠超收益。希望包括石油美元三部曲在內的“時運變遷”系列，能夠正本清源，給讀者提供更理性的思考視角。

新書信息

“石油三部曲”：《石油美元》《石油央行》《石油英鎊》

【內容簡介】

戴維 ·M.懷特? “中東?油美元對美國全球帝國的重塑”這?新框架，分析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中東與美國關系的發展。在這??年間，美國、阿拉伯和伊朗權?階層重新定位了中東在美國全球權?體系中的主要??，從廉價原油供應地轉變為?油美元的主要來源，即從?油出口中獲得的收?。

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與包括伊朗巴列維王朝和沙特阿拉伯沙特王室在內的友好君主政權利??油美元開展了?數合作項? ，以實現雙?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這些?油美元項?往往規模空前，包括數?億美元的發展項?、軍售、購買美國國債以及為阿富汗圣戰者提供資金?持等。盡管?油美元關系常常提升了美國及其中東盟友的實?，但懷特認為，這種關系也帶來了經濟動蕩和國家?持的暴?，使許多美國?、阿拉伯?和伊朗?反對中東與美國的相互依存關系，尤其是在1979 年的伊朗革命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作者巧妙結合了外交、跨國、經濟和文化分析，利?了?量尼克松、福特、卡特和?根政府的解密檔案，以及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和私?收藏的資料，清晰地展現了美國權?的政治經濟影響。

【作者簡介】

[美] 戴維·懷特（David M. Wight）， 美國加州?學歐文分校博?，現任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伯勒 ?學訪問助理教授。專業領域為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國際安全 和中東北?歷史。

【譯者簡介】

于杰， 近代國際貨幣史研究者，譯介“時運變遷”和“日本經濟奇跡” 系列圖書。?油美元三部曲屬于“時運變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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