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eenpeace / Sungwoo Lee

世界頂尖科學期刊《自然-醫學》在2月3日發布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一項令人震驚的發現[1]，來自美國的科研團隊通過檢測2016年和2024年的尸檢樣本，發現人類大腦中的微塑料濃度竟比肝臟和腎臟高出7至30倍。而且，2024年大腦樣本中的微塑料濃度相比2016年增加了近50%，中位數達到了4917?μg/g。根據這一數據，重約1.3千克的人類大腦中，微塑料的含量可能達到6.4克，足以做成一把勺子。

當人類最重要的器官被塑料入侵的同時，政治卻在滑向污染的下坡路踩了一腳油門：美國總統特朗普于2月10日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宣布美國將恢復塑料吸管的使用，推翻了先前關于逐步禁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政策，美國塑料制造業表達了對該決定的熱烈歡迎[2]。

龐大的產業牽扯著多方利益，圍繞塑料的博弈從未停止。塑料條約政府間談判會議（INC）正是重塑全球塑料治理的主戰場，該會議旨在通過制定一項涵蓋塑料生產消費的整個生命周期，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塑料公約，以終結塑料污染。

全球塑料公約被譽為“塑料界的《巴黎協定》”，它誕生于2022年聯合國環境大會上，175個聯合國成員國投票通過題為“結束塑料污染：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的第5/14號決議。從2022年下半年開始，INC每年舉行兩次談判會議，最近一次的INC-5于2024年11月召開，吸引了超過170個國家和600多個觀察員組織參與。

談判啟動前，綠色和平東亞首爾分會與藝術家兼活動家 Dan Acher 合作，制作了這面由數千幅肖像組成，代表了世界各地數百萬人簽名的旗幟，向各國政府發出了一個大膽的信息：#WeAreWatching！

? Greenpeace / Sungwoo Lee

綠色和平國際辦公室作為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環保機構之一，在四個月前抵達了INC-5現場，呼吁通過建立公約，使造成塑料危機的主要污染者承擔責任，并保護我們的氣候、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共同家園。在綠色和平和其他盟友們的推動下，100 多個聯合國會員國簽署了一項具有雄心壯志的宣言，支持一項強有力的條約，包括全球塑料減產目標。

? Greenpeace / Sungwoo Lee

但最終INC-5進展緩慢，未能形成塑料條約。談判的時鐘指向凌晨三點，各國代表在疲憊與失望中離場，INC-5的未竟使命被推向2025年——這場關乎人類未來的博弈，仍在等待一個突破性的轉折點。

本篇報道來自財新記者的現場觀察，并采訪了綠色和平全球戰略顧問姚喆，揭示了談判僵局的深層癥結：在“高雄心聯盟”與產油國陣營的立場鴻溝之間，既缺乏妥協的橋梁，也缺少傾聽的耐心。

特稿｜兩大陣營各說各話 塑料條約釜山談判緣何未達一致？

作者：王克柔

本文首發于財新

通過現場觀察，非政府組織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全球策略顧問姚喆認為，沒能如期形成文本是因為“談判場里沒有真正開始形成一個中間地帶，而一般這種國際談判最后都是需要妥協的。從締約方的角度來講，他們肯定自己心里也有一桿秤，覺得還沒有到要放棄立場，放棄希望在最終條約里看到的一些元素而去妥協的時候。”

“像在同一個場地里開了兩個平行論壇。”姚喆對7天談判的感受是，以高雄心聯盟為代表的上游減產支持方，和以產油國為代表的下游管控支持方，即使身處同一個場域，也只是守著各自的立場做觀點表達，而沒有真正的交流。

雙方的巨大分歧可從最終的案文中窺見一斑。主席案文第6條涉及塑料的全球供應和可持續生產，目前有兩個選項，選項1沒有任何內容，選項2則提出，“各締約方需在接下來的第一屆締約方大會上[作為本公約的附件]通過一項[雄心勃勃的]全球目標，以[減少][保持][管理][初級]塑料[聚合物]的[消費和]生產[和消費][和使用][以減少通過消費造成的塑料污染][達到可持續水平]。”

? Deirdre Leowinata / Greenpeace

全球塑料“減產”是本次會議的絕對中心話題，有效塑料條約科學家聯盟（The Scientists’ Coalition for an Effective Plastics Treaty）成員、新西蘭北帕默斯頓梅西大學的環境人類學家特里西婭·法雷利（Trisia Farrelly）向財新解釋，“減產”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因為想要不讓現有的塑料污染繼續加重，就必須從源頭治理，“我們在用勺子舀水的同時，也要努力關掉水龍頭。”法雷利教授說。

另一方面，法雷利認為現有的塑料循環體系建設仍然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以物理回收為例，首先我們需要干凈的被分好類的材料，而且當塑料進入回收中心后，還會出現微塑料的分解和排放。另一點是，每經歷一次循環，我們都需要添加更多的化學物質，以確保產品的性能，使其能夠被回收利用。而且很多塑料產品的回收循環本身就有次數限制，不可能無限循環。”

? Juan Pablo Eijo / Greenpeace

上下游的矛盾不難理解，“減產”指向的是直接經濟利益損失。根據中國化工經濟技術發展中心的監測數據，近20年來，全球塑料貿易量（以出口量計）從2003年的1億噸增至2022年的1.91億噸，年均增長3.49%；全球塑料貿易額（以出口額計）從2003年的1124億美元增長到了2022年的3899億美元，累計增長2.5倍，年均增長6.77%。而根據預測，塑料貿易將會持續增長，預計貿易增速仍將長期高于全球經濟增長的速度。這里的塑料，指的是乙烯聚合物、丙烯聚合物、聚酯類塑料等初級塑料聚合物原料。

截至2022年，中東是全球最大的初級塑料聚合物凈流出地，近20年累計凈流出量為2.66億噸，2022年凈流出量為2018萬噸，年均增長約9.7%；北美是全球第二大初級塑料聚合物凈流出地，近20年累計凈流出量為1.84億噸，2022年凈流出量1225萬噸，年均增長3.4%。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塑料出口國，塑料出口貿易份額長期穩居世界第一，近20年平均貿易份額為10.17%。排在第2—10位的國家則分別是德國、比利時、韓國、沙特阿拉伯、中國、荷蘭、新加坡、法國和泰國，前十大國家平均貿易份額占全球的62.48%。

? Deirdre Leowinata / Greenpeace

一方面，談判場內高雄心國家一直堅持“不要妥協”，外界的氣壓使得妥協舉動變得格外不易。另一方面，談判場外全球經濟呈現出的下行趨勢，也使得各國在涉及產業端政策時格外謹慎。“基調就是非常抗拒的，所以這兩年整個談判的大環境也是很難的。”姚喆表示。

不止第6條案文，條款3、6、11也是本次會議分歧最大的內容，以至于主席專門召開代表團團長會議進行磋商。第11條與資金機制相關，問題始終圍繞著“誰出錢、給誰出、出多少、怎么出”等核心訴求展開。

從11月29日的版本和12月1日的版本變動中，能看出背后的博弈脈絡。前者只勾勒出大致路線，后者則是在以非洲國家集團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建議之下，增加了不止一個方括號，尤其強調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

姚喆認為，這是國際談判中一種常見的策略，“如果一些發達國家希望在生產端減量上能夠有一些更好的、符合預期的結果，那就要在資金機制上多讓步一些，以在最后形成一個更為平衡的結果。”

? Greenpeace / Park Village, Studio Birthplace

深圳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主任毛達告訴財新，粗略統計顯示，到最后版本，約40%的括號都加在了資金機制這一條。“我覺得這塊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分歧，一個是發達國家是不是必須要承擔所謂義不容辭的責任，另一個偏向于操作層面，就是到底用現有的全球環境基金機制（GEF）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資金機制。”毛達分析道。

全球環境基金最早成立于1990年代初，最早是世界銀行的一個實驗性項目，后續逐步轉變為替發展中國家締約方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活動、方案和措施提供資金， 目前服務于《生物多樣性公約》（ CBD ）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UNCCD）、《關于汞的水俁公約》和《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生物多樣性協定》（BBNJ）在內的6項公約。

值得一提的是，各締約國在本次談判中出現多重身份的交織。高雄心聯盟國與發達國家重合度較高，按照傳統的責任分配來看，這些國家一面要推動條約走向更具雄心的方向，另一面也要擔負起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和小島嶼國家提供資金支持的責任。而另一方面，以沙特阿拉伯為例，盡管是全球主要石油生產國， 國家總GDP和人均GDP都在全球處于高位，但到目前為止，它仍被劃歸發展中國家之列。

“這意味著發達國家要出錢請沙特阿拉伯這些石油生產國去治理塑料污染，所以從資金機制的角度來講也確實是比較難以調和。”毛達笑說，“感覺上從29號的文件到1號的文件，大家在不斷地把對自己有利的詞匯或者說法放到里面去。”

? Noemie Coissac / Greenpeace

參考資料

[1]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4-03453-1

[2]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feb/10/trump-plastic-straws-executive-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