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鏡如，早期的時候考入黃埔軍校，成為黃埔一期生，和徐帥及陳賡等人是同學，在黃埔軍校期間，他在總理的影響下加入我黨，成為一名黨員，隨后他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參與指揮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后，候鏡如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隨后在監(jiān)獄里呆了14個月才獲得自由。

1931年顧順章叛變，我黨地下組織受到重創(chuàng)，然而候鏡如并沒有放棄和黨組織聯(lián)系，在報紙刊登尋人啟示：“XX胞兄：我找不到你，心急如焚，你若再不來，沒有辦法就去自找工作了。......我始終是孝敬父母的。--侯志國。

候志國便是候鏡如的化名，本以為這樣可以聯(lián)系到候鏡如，哪知等兩個月都沒能等到黨組織，在沒辦法的情況下，他只能先返回河南老家。

其實，黨組織在顧順章事件后，已經全員靜默，這時候候鏡如尋找黨組織，讓不少人覺得這是個陷阱，所以沒人敢和候鏡如聯(lián)系，這一中斷便是17年。

和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后，候鏡如何斷了線的風箏，失去了依靠，也失去了方向，雖然如此，但他一刻沒有放棄尋找黨組織的機會，在迷茫的時候，在國民黨服役的老同學袁守謙給他伸出了橄欖枝，隨后他決定暫時進入國民黨，然后在尋找合適機會和黨組織聯(lián)系。

在國民黨期間，他先后擔任第30軍第30師參謀長、第30師第89旅旅長、91軍參謀長。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任國民黨軍第92軍第21師師長，參加臺兒莊會戰(zhàn)、武漢會戰(zhàn)、棗宜會戰(zhàn)，在這期間，他都有出色發(fā)揮，而他也憑借這些發(fā)揮，成功進入國軍的核心層，1943年春，升任第92軍中將軍長。

抗日戰(zhàn)爭結束，老蔣悍然發(fā)動內戰(zhàn)，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可以說他的失敗，在他決定走上人民對立面的時候，已經注定，所以在這期間，包括候鏡如在內的不少愛國人士，都在想辦法脫離老蔣，重回人民的序列。

雖然，在國民黨多年，候鏡如一直沒有退黨，從這點來看，他的心始終向著光明和人民，所以回歸的光芒一定會在合適的時候，重新照耀候鏡如黑暗10多年。

這時候，他收到了總理的來信：“如能回來，表示歡迎，過往是能夠原諒的。”

短短15個字，給候鏡如黑暗的人生，再一次帶來了光明，于是他通過外甥李介人（中共地下黨員）與92軍長黃翔密謀，以親筆信聯(lián)絡我軍，希望能在合適的時候舉行起義。

之后陳賡找到了候鏡如，兩人秘密在北京飯店會談，1個小時才離開，這時候他才知道，黨組織當年為什么會不聯(lián)系自己，對此他表示理解，隨后他要求歸隊，恢復黨員身份，然而這時候，候鏡如已成為了國軍中的核心將領，擁有足夠的影響力，所以暫時留在國軍當中，等待合適機會起義，這樣一來會對戰(zhàn)局產生深遠影響。

雖然如此，但是想要尋找合適機會起義，并不容易，因為這必須要有天時地利人和。

隨著解放戰(zhàn)爭進行，國軍在東北戰(zhàn)場全面潰退，勝利天平一步步倒向我軍，在這個危機時刻，老蔣多次奔赴東北，希望能穩(wěn)住局勢，扭轉敗局。

然而，這時候局勢已經糜爛到底，任誰都沒辦法挽回，可就算如此，老蔣依舊不愿放棄，他希望全美械裝備的國軍，能憑借裝備和火力的優(yōu)勢，在東北戰(zhàn)場上挽回敗局。

然而，老蔣的圖謀一次次被我軍粉碎，在沒辦法情況下，老蔣只能繼續(xù)調兵遣將，希望這些被他重用的將領中，能有一人挽救自己危亡的事業(yè)，候鏡如成為了國軍十七兵團司令，率部救援錦州。

時任東北“剿總”總司令的衛(wèi)立煌，得知候鏡如被任命為救援錦州司令后，覺得候鏡如不熟悉東北情況，不太適合這個職務，范漢杰更適合這個職務，然而老蔣壓根不考慮衛(wèi)立煌意見，因為在他的心理，已經將候鏡如視為自己心腹，所以對于衛(wèi)立煌壓根不信任。

然而，這時候候鏡如找了一個借口沒上任，這讓老蔣有點不爽，但是他并沒有處罰候鏡如，而是放過候鏡如，讓54軍軍長闕漢騫暫時掌控軍隊，等候鏡如忙完自己的事情后再接替這個職務。

國軍內不少覺得他是保存實力，實際上這時候的候鏡如就是以退為進，因為他一旦擔任救援錦州司令，他及必須進攻，而他又不能不打，所以他以要去唐山接部隊為由，拒絕馬上商人，他之所以會采取“”字訣，這樣一來就能給我軍爭取到一定時間機會布防，從這里來看，候鏡如不愿意和我軍交鋒，除了不愿交鋒外，就是救援錦州部隊不太好掌控，一旦沒掌控好，還有可能讓自己對嫡系部隊92軍失去控制權。

由于錦州戰(zhàn)事十分緊張，所以老蔣沒有等候鏡如，而是讓54軍軍長闕漢騫代理候鏡如的職務，讓他立即發(fā)起進攻，闕漢騫也第一時間對他塔山發(fā)起了進攻，本以為拿下塔山輕而易舉，那知我軍在塔山已經做好了萬全準備，闕漢騫幾次進攻全部都被我軍打退。

這時候，候鏡如率領第92軍第21師抵達前線，并建立了前線指揮部。

前線指揮部建立后，時任62軍軍長林偉儔及第39軍軍長王伯勛紛紛前來表示，部隊由于是坐船來到前線，士兵們暈船十分嚴重，壓根不辦法作戰(zhàn)。

闕漢騫在報告情況的時候，也沒有前幾天的驕氣，而是匯報了這幾天我軍情況，為下一步進攻做好規(guī)劃。

就算如此，候鏡如也沒有放棄闕漢騫，而是將他批評了一頓，因為“貪功冒進”讓部隊損失慘重，被這樣一批后，闕漢騫也不敢和候鏡如作對。

4縱的戰(zhàn)士并沒有部隊布置在戰(zhàn)壕里，而是在地面挖了很多大坑，部隊全部藏在坑里，所以當國軍進攻的時候，4縱戰(zhàn)士們就直接跳出來，打擊進攻的國軍，這讓進攻的國軍壓根干不過。

為了能更好的破局，54軍參謀長楊中藩提出了自己的作戰(zhàn)計劃，放棄進攻塔山，集中機械化部隊圍困地形開闊的至白臺山。

白臺山位于塔山的側翼，一旦拿下該地，就可以從正面和側翼對我駐守在塔山的部隊發(fā)動進攻，這樣一來，有可能順利拿下塔山。

楊中藩提完建議后，候鏡如沒有馬上表態(tài)，因為他知道，如果按照他的計劃，會造成我軍重大傷亡，所以他不能馬上答應楊中藩，而是繼續(xù)詢問大家有沒有其他計劃。

這時候，候鏡如的連襟17兵團參謀長張伯權也提出了一個作戰(zhàn)計劃，救援錦州刻不容緩，維持原有計劃，調集重兵進攻塔山，因為我軍的火力充足，如果繼續(xù)猛攻，完全能在短時間內拿下塔山。

對于張伯權計劃，候鏡如表示同意，但是他沒有馬上表態(tài)，而是等待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計劃。

這時候，羅奇站出來表示，自己支持張伯權的計劃。

羅奇黃埔一期生，時任95師師長，是老蔣派到候鏡如身邊，協(xié)助且監(jiān)視候鏡如，這時候他會提出這個建議，主要有這層考慮，就是他希望能馬上進攻錦州，這樣就可以完成老蔣交代給他的任務，所以這時候他只是看，那個計劃符合老蔣要求，他就支持那個計劃，張伯權的計劃最對老蔣意思，所以自然支持張伯權。

為表示自己態(tài)度，他建議讓大軍休息一天，后天在發(fā)起總攻。

羅奇的建議，自然符合候鏡如的想法，隨后候鏡如答應了這個作戰(zhàn)計劃。

這樣一來，候鏡如又為我軍爭取到寶貴的一天，而他的舉動也為最后錦州戰(zhàn)役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遼沈戰(zhàn)役失敗后，候鏡如被任命為第17兵團司令的身份兼任天津塘沽防守司令，由傅作義節(jié)制，以他的職務，在平津戰(zhàn)役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所以這時候他也開始籌備起義。

這時候的候鏡如明白如果自己能率領17兵團起義，自然好事一件，然而17兵團內除了92軍外，其他部隊不在他掌控范圍，所以貿然起義，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所以他只能等待合適的機會。

遼沈戰(zhàn)役不久，林總率領東野入關，北平情況瞬間緊張，傅作義為了解張家口之圍，派了嫡系第35軍兩個師去接應，可又被困在新保安，沒辦法只能再次動用兵力救援，這樣一來導致北平城防空虛，為了確保北平安全，將候鏡如旗下的92軍四個師調走三個師，駐守永定門，僅留下318師給候鏡如。

傅作義的舉動讓他不敢不從，擔心自己準備起義一事被發(fā)現(xiàn)，為了避免最糟糕情況發(fā)生，只好叮囑親信黃翔軍長和第21師師長張伯權相機行事，自己在天津伺機而動。

這時候的候鏡如已打算起義，而這樣打的事情，肯定會引起傅作義的注意，他很擔心自己的舉動會被傅作義注意，傅作義并將自己事情告訴老蔣，這樣一來自己起義的計劃會失敗。

好在傅作義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時候他也自身難保，只有起義，才可以避免最糟糕的情況，所以他壓根沒可能舉動候鏡如，1952年候鏡如回到大陸后，才知道當年傅作義當年知道他的情況，但是沒有告發(fā)候鏡如，雖然如此，候鏡如還是驚出了一身冷汗，因為傅作義當年，如果將自己情況告訴老蔣，那瞪大自己就是一個未知的未來。

1949年1月接受北平和平改編時，將92軍納入麾下整體投誠。此舉既保全自身退路，也避免了國民黨內部的流血沖突。

候鏡如在天津末期，接到了老蔣的一道命令，讓他南撤。

隨后，候鏡如抵達了上海，在上海后他的手下兵馬，又被湯恩伯調整，這樣一來，他手下的38師不足3000人，起義壓根不可能，于是他想到了和好友廖運澤一起起義。

后來，他讓李介人進行聯(lián)系，經過一番波折后，1949年8月，候鏡如在福州成功起義，如此一來92軍全部回歸到人民的序列，為繼續(xù)保衛(wèi)建設祖國做出了屬于自己的力量。

期間，侯鏡如一直待在香港，1952年局勢穩(wěn)定后，才回到內部工作，這時候他才知道了當年的事情，感到了一身后怕。

回到內陸后，候鏡如先后擔任任國務院參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政協(xié)北京市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北京市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為祖國的發(fā)展及和平統(tǒng)一做出了不少貢獻。

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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