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季冬萍而言，共同生活二十年的老公沒了，當保姆家的女主人沒了，任憑她滿腹心腸已磨成磐石，孑然一身的凄涼感，時不時也會悄然襲上心頭。

配圖 | 《初來乍到》劇照

2008年2月，春節剛過，上海的長街短巷依舊彌漫著濃郁的年味，季冬萍已坐上返回倫敦的飛機。

她此次回上海，是為了辦理結婚簽證。一切都意想不到的順利，短短兩個月批準通知便已下達。自此以后，她在倫敦不再是“黑人”，而是一位有合法居留權的居民。回國前的糾結，在領館面談時的忐忑，被簽證官問話時的語塞和結巴，以及接到簽證通知時的難以置信……各種復雜的情感交織在一起，讓季冬萍心累神傷，五味雜陳，使得十三小時的平穩航行里，她的心情卻好似一直在不穩定氣流里穿行，上下顛簸個不停。

季冬萍扭過頭看向鄰座，林艾倫正在呼呼大睡。他也是她悲喜的一部分：雖然作為她的丈夫，在倫敦的后半生將有艾倫與她相依為命，可她心底因離開兒子、離開故土而漸漸干涸荒蕪的那一角土壤，卻是林艾倫無力澆灌的，她的遺憾，也是身邊這個男人難以完全彌補的。

時隔近七年，重回故里又很快離去，季冬萍預感到，自己從此將徹底成為一葉浮萍，在異國的河流里隨波逐流。

七年里，季冬萍經歷了太多的擔憂與恐懼，無奈與意外，那都是她即使想要忘記，也無法抹去的回憶。

2001年7月，一個微涼的黃昏，季冬萍和女伴走出希思羅機場，舉目搜尋，卻未見來接機的人。這是她們第一次出國，哪里知道該去電車站還是地鐵站。好在季冬萍出國前臨時抱拂腳，死記硬背了幾個英語單詞，TAXI就是其中之一。

茫然四顧一陣后，季冬萍兩人跟著人群排隊上了出租車。一路上，她們用夾雜著上海方言的蹩腳“洋涇浜英語”，結結巴巴地請司機送她們去唐人街。雖然她們在唐人街并沒有認識的人，但到了那里，總會碰到說中國話的同胞吧，遇到同胞就總會有辦法。怎奈何，雖然費了吃奶的勁，司機還是沒弄明白倆人的意思。等她們付了70英磅車費下了出租，倆人才發現正置身于維多利亞車站前——這里離唐人街有半個倫敦的距離，唯一的相似之處是：人多嘈雜。

天色已晚，她們只能就地尋找過夜的地方。季冬萍兩人走進一家酒店模樣的樓房，一看價格，嚇得忙不迭轉身出來，繼續拖著笨重的行李在附近的大街小巷游逛。

倫敦的夏夜，沒有上海的暑氣和溫熱。在夜色和冷風中盤桓不多久，兩人很快便感到從肌膚到內里的寒涼，她們走啊走，看啊看，臨近午夜總算找到一家廉價小旅館。在異國他鄉的第一晚，就這樣在放著兩張雙層床的地下室渡過了。

接下來，怎么辦？

當初收取季冬萍4萬元中介費、代辦出國簽證的那個男士，噱頭好唻兮，說的話像費正清唱的歌，又好聽又上頭。可真到了異國他鄉，會發生被丟在維多利亞車站，兩眼一抹黑，人海茫茫、四顧茫茫的窘況，他可是連一句提醒、半句警告也沒說過啊。

但是，來都來了，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想辦法找出路。

女伴打電話給上海的母親求救，母親轉了好幾圈聯系上一位在倫敦辦留學業務的鄉親。鄉親建議她們去倫敦西北的伊靈地區，并幫著找了個蠅頭旅館。住下后，季冬萍和女伴馬上出門到處轉悠，找租房，也找工作，她們在街上看到中國人，不管張三李四，上前就攀談。在遭受一個個白眼后，她們終于碰到一位慈眉善眼的北京老畫家，他認識一位廣東來的房東，房東恰好空出一間房來。就這樣，兩個女人總算找到了臨時的棲身之所。

住宿落實了，打工掙錢迫在眉睫。說到底，折騰一大通，砸鍋賣鐵，勞命傷財，出來不就是為了掙錢嗎？

離開上海前，季冬萍是新世紀百貨的床上用品部售貨員，日子雖然緊巴，但湊合著也還過得下去，可季冬萍老覺得生活灰撲撲暗沉沉，看不到希望。她渴望過上更好的日子。

盡管出生在老閘北，也沒上過大學，季冬萍卻并不遲鈍，也不缺乏勇氣。她最大的心愿，是為即將上技校的兒子攢下將來開店謀生的資金，但這個愿望單靠賣床單被罩是無法實現的。何況，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讓她急于擺脫現狀：丈夫沒個正經工作，整天渾渾噩噩混著，夫妻情分早在爭吵和撕扯中消磨殆盡，分道揚鑣的念頭萌生已不止一天兩天。

正是在2001年前后，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出國大潮不但席卷了大學生，也影響了打工人。季冬萍開始琢磨：如果出國一趟掙個十幾二十萬，兒子開店的本錢就有了，自己也不用過得如此緊巴。在美好未來的誘惑下，季冬萍找到了出國中介。那個西裝革履的代理告訴她，去美國的難度和費用都增加了，建議她去英國，還意味深長地說：“趁你才四十幾歲，趕緊去那邊找個人，搞個假結婚，等再老幾歲可就難辦嘍。”話里話外的意思，好像在倫敦“抓”個人結婚就跟在外灘堵住個壓馬路的閑人似的，便當得很。

然而，如今真到了倫敦，季冬萍唯一的指望卻是來自廣東的房東。為了懇求房東給她介紹份工作，她放低姿態，摒棄作為上海人的優越感，主動為房東做飯、洗衣、打掃衛生間。

房東為她介紹的第一份工，是去一戶人家做留宿保姆。

那戶人家在倫敦北面一個偏僻的地區，家里只有香港丈夫、馬華太太和他們七歲的兒子。季冬萍的主要責任是照顧小男孩和打掃衛生。白天，季冬萍跟小男孩相守，無話可說；晚上，她關在自己的小房間，無事可做。在這極度的寂寞中，她感到一種身陷囫圇的恐慌感，仿佛跟這個世界隔絕了。

上工第三天，季冬萍去前院倒垃圾，屋前人跡寥寥，天空遼闊湛藍，云朵稀稀拉拉地點綴其間，一架波音747從頭頂掠過，一個念想刺進她心頭：兩周前，也是一架波音747，把她從上海帶到倫敦，讓她和兒子相隔萬里。霎那間，眼淚不由自主地噴涌而出。天高地遠，當然沒人看不到她的狼狽相，只有身邊的七歲小男孩，仰頭問她：“你在哭嗎？你為什么哭？”

總算挨到周六傍晚下工，按一周120磅算，季冬萍獲得了四天80磅的工錢。男主人開車送她到公交站后，不會一句完整英語句子、不能辨識城東城西的她，獨自倒換三路公交車，輾轉回到了合租處。女伴打開門，看到她失魂落魄的模樣，驚嚇得連聲問：“天啦，你怎么了？”

季冬萍后來沒回那戶香港馬華人家，一是她不喜歡住在別人家的那種拘束，二是她無法承受那種與世隔絕的恐慌。好在經房東朋友的朋友介紹，她很快找到份食品加工廠的工作。雖然上下班通勤時間加起來要三小時，但工資不差，一周200磅，而且早九晚五的出勤時間給她一種工廠女工的正式感。只可惜好景不長，由于她包的燒賣和餃子實在不符合標準，兩個月后，她失去了這份很中意的工作。

到倫敦的第三個月末，季冬萍再次面臨找工的境況。

然而，相較于找工作，更讓她揪心的是，簽證還有三個月就要過期。難道就這樣打道回府嗎？

為了這趟出國，季冬萍辭了職，又用買斷工齡得到的補償費付了中介費，剩余的積蓄換成2000美元，她全帶了出來，不能就這樣回去啊，別說離預期的二十萬目標還差得很遠，就連為這趟出國花掉的巨額費用，也還沒掙回來呢。更何況，難道她就這樣灰溜溜地回去，面對那個毫無生氣的家和游手好閑的丈夫？

剎那間，出國中介的話在腦海里縈繞起來：去那邊后趕緊找個人，搞個假結婚。

房東也極力勸她：掙滿二十萬就回去？也太短見薄識了！管它什么辦法，留下來總能掙到更多的錢。

思前想后，季冬萍發現似乎別無選擇，只能留下來成為“黑人”，同時想辦法通過結婚獲得身份。于是，在房東的出謀劃策下，她湊了2000英鎊的中間人介紹費，與潛在的結婚對象林艾倫，在一家中餐館見了第一面。

語言上隔江隔海，交流上自然是疙里疙瘩。盡管簽證過期的焦慮，攪得季冬萍如同激流中的溺水者，恨不得胡亂抓根浮木就當救生圈，可她的確從林艾倫的“賣相”和作派里，意外地發現了某種讓她怦然心動的東西。吃完見面飯，艾倫的態度模棱兩可，兩人僅僅交換了電話號碼。

這可是2000英鎊買來的聯系方式啊，她哪能就此放過？于是，她三天兩頭地給艾倫發短信，還主動請他在中國超市龍鳳行樓上的廣東餐廳飲茶。在倒茶夾菜之際，碗筷相碰之間，兩人漸漸敞開心扉。艾倫告訴她，自已有輕微糖尿病，季冬萍馬上保證：“糖尿病要靠食療，我會在飲食上讓你的病好起來。”

終于，在一個晴朗的周日，艾倫開車接了她，一同前往劍橋郡游玩。是的，就像新世紀百貨的顧客被她說動一樣，艾倫也動心了。

劍橋的空氣里氤氳著特別的氣息，花香滲透肺腑，柔波滋潤身心。季冬萍感到心頭深處原本枯干的一角，有些濕潤松動起來。這種濕潤和松動，不是出自實際利益的計量，而是來自內心的天然渴求。清風、綠草、碧波、古老莊嚴的建筑……流連之間，心旌搖曳，林艾倫在她眼里，從一個靠付介紹費而認識的男人，變成一個付了介紹費也難以碰到的男人。

林艾倫是馬來華人，早年在英國海軍基地服役做地面通訊員。退役后，他有資格選擇定居英國或英聯邦其它國家，他選擇了英國。妻子病逝后，林艾倫當了十幾年鰥夫，如今兩個孩子都已經成年獨立，年逾五十的艾倫，就動了找個人過日子的念頭。

兩顆心靠近之后，季冬萍也開始進入林艾倫的生活。第一次到艾倫家，她一進門就找來抹布、拖把、吸塵器埋頭干活。那天，她用光了兩瓶清潔劑，將爐灶上的油垢刮得干干凈凈，廚房的污漬悉數抹掉，地板也終于現出該有的顏色。接下來的幾周，她憑一己之力，重新粉刷了廚房、客廳。幾個月后，當臥室也煥然一新時，她搬進了林艾倫家。

在與林艾倫加深關系的過程中，季冬萍的工作也變得順利起來。

被食品加工廠辭退后，季冬萍輾轉于各種零工之間，這兒干幾天外賣，那兒干幾天洗碗，直到兩個月后，她才總算又找到一份穩定的保姆工作，這份工作一做就是六年。

雇主羅娜是一位美籍華人，與白人丈夫共同養育了三個兒子，分別是四歲、二歲和十個月。每天清晨七點之前，季冬萍都會準時趕到她家，照顧三個小孩吃早餐。飯后，她會先送四歲和二歲的孩子去幼兒園，再帶十個月的孩子去公園坐蹺蹺板。下午放學后，她要接回四歲和二歲的孩子，準備晚飯，收拾廚房，直到三個孩子洗完澡安頓上床，她才下班離開。

羅娜的丈夫性格隨和，成天樂呵呵的，對季冬萍的態度和對鄰居朋友的并無兩樣，這讓她體會到平等和尊嚴。羅娜也只管大局，不會事無巨細地挑剔。唯有一次，因為三個男孩實在吵鬧不休，季冬萍便給了他們每人兩顆水果糖，事后被羅娜發現批評她時，她本能地說不是自己給的。羅娜為此很生氣，嚴厲地告誡她：“如果今后再撒謊，這個活兒就不能干了，因為我不會再信任你。”

說實在的，早7晚7十二小時的工作時間，喂飯洗澡、接送哄睡的工作內容，如果說不累一定是假話。況且這份工作責任重大，每次拉扯著三個小男孩過紅綠燈時，她總是緊張得額頭冒汗。但是，這家人讓季冬萍覺得自在，沒有主仆之差帶來的尊卑，在接送孩子的路上，見到的也都是有禮貌的體面人。此外，把她栓牢在這份工上的主要原因，是從十個月大就開始照顧的三兒子對她產生了依賴：晚上從浴室抱到床上后，小孩哭喊著不要她離開，直到羅娜下令說：“他哭他的，你走你的。”

不久后，羅娜生了第四個孩子，是個全家盼望已久的小囡囡。而季冬萍也在不知不覺中，把因遠離兒子而無處安放的母愛，傾注到了羅娜的四個孩子身上，尤其是三兒子和小女兒。

有工作，有戀人，季冬萍似乎已經在倫敦扎下根了，可她心里清楚，這是表象，真正的現實是，她的六個月簽證已經過期，她已經“黑了”。她也不能馬上和艾倫結婚，因為，她還沒跟前夫離成婚。

和前夫的離婚遠比季冬萍想象的更麻煩，足足拖了一年多的時間，她有時直接跟前夫交涉，有時請朋友迂回勸說，一會兒用蜜糖哄，一會兒用炮彈轟，季冬萍反復向前夫保證，兒子成家立業的費用她全部承擔，還會給他一定的補償費。畢竟，這一切不過就是“假離婚——假結婚——拿身份”的手段嘛，一個過場而已。在三番五次的交涉和協商后，前夫也磨盡了拉鋸的精氣神，終于在離婚協議上簽了字。

2003年9月18日，在同居一年多后，季冬萍和林艾倫在富勒姆區政府正式登記結婚。

在登記結婚時，有一道將結婚雙方的名字公布在登記大廳的電子屏幕上的程序，兩周內無人對二人結為夫妻提出異議，才能正式辦理登記手續。

看到屏幕上自己的名字時，再看著大廳里進進出出的人群，季冬萍的心情緊張多過喜悅，莫名地提心吊膽，仿佛自己被暴露于公審法庭。好在沒人理會這樁婚事，區政府也沒有因她的簽證狀況而拒絕登記。日后回憶起來，季冬萍不由得感慨命運的眷顧：如果拖到2005年，他們的結婚登記申請就會轉到內政部，由移民局確定追審與否。

結婚登記完成后，兩人在附近的教堂舉行了儀式。那是個華人聚集的教會，牧師是東南亞華人。艾倫的朋友、季冬萍的前房東、同來倫敦的女伴，還有幾個后來認識的打工女同胞，見證了季冬萍一生中唯一的結婚儀式。

那天，艾倫身穿米色西服套裝，左胸口袋露出一寸左右的白手絹，領口別著一朵紅玫瑰。季冬萍穿了件中式禮服。

站在牧師前，季冬萍心頭莫名涌出一種滄桑感——有自矜自得、也有自嘆自憐——她與前夫結婚時，哪有什么儀式啊，搬進一個小房間，請來幾個熟人朋友，幾根香煙，幾包瓜子，幾把水果糖，就算了事了。

而現在，走下祭臺、走出教堂時，林艾倫牽著她的手；聚餐時，他先為她拉開椅子，等她坐穩當自己才入座。她哪像個伺候人的保姆啊，分明是被保姆伺候的主人！季冬萍的心里，仿佛裝進了塊金子，光彩透過臉色散發出來。

工作穩定了，婚姻關系也理清了，但簽證過期留下的身份問題，依舊跟在身后如影隨形，像是隨時會吞噬她的幽靈。可對于何時回國申請結婚簽證，季冬萍卻始終猶豫不決。因為她深知，回去后能否申請到配偶簽證，是否還能重返倫敦，結果是無法預測的。

但無論愿意還是不愿意，命運的必然把季冬萍推上了回國的航班，如果要說其中有什么“推手”的話，應該說是兩個事件，兩個與季冬萍的自尊和“地位”有關的事件。

第一件，和林艾倫有關。

結婚后，盡管艾倫的收入并不高，但他全額擔負了兩人的日常生活開銷。季冬萍當保姆賺的錢，全歸自己所有。林艾倫的女兒住在另外一個城市，兒子雖然跟季冬萍并無交流，但至少禮貌有加。漸漸地，居家度日的安定感開始滋生彌漫。

只是，一起過日子當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一次，艾倫帶上她去朋友家打麻將，一坐就是四個小時，還賭點小錢。她坐在房間一角，從百無聊賴變得坐立不安，從坐立不安變得滿腔怨氣，滿腔怨氣變得忍無可忍。她拉下臉催了幾回，艾倫才不情不愿地離開麻將桌。回家路上，她喋喋不休地數落抱怨。他也不是毫無脾氣，再說麻將桌上還輸了錢，他按捺不住脾氣懟了回去。于是，盎盂相擊，倆人嗓門越喊越高，愈來愈口不擇言，終于，林艾倫大聲喊出：“信不信，我現在就送你去警察局，你‘黑人’一個，進去就別想再出來！”

季冬萍愣住了，但很快回過神來，意識到這是關乎婚姻格局的關鍵時刻，決定了她今后在他面前是彎著腰看臉色，還是挺胸直背平起平坐。此時如果哀求，今后只能任由他擺布。于是她也大聲叫喊：“你送啊，你不送就是王八蛋。”她伸手去抓方向盤，艾倫驚呼：“你瘋了！”她回答：“我就是瘋了，都是你逼的！冊那，儂個赤佬……”情急之下，上海話脫口而出。

幸好，兩人的理智并未完全喪失，回到家后，艾倫主動了道歉。從那以后，她對他更加放心，也更加用心。也因此，當后來季冬萍提出一起去上海辦理簽證時，艾倫雖然猶豫，但考慮到畢竟共同生活了六年，而且他六十多歲了，已離不開把照顧自己當作份內責任的她，再加上內心深處的鄉愁——他的祖輩曾漂洋過海去了馬來西亞，再未回過大陸。于是，他答應了季冬萍，一同踏上了回上海的旅程。

第二件成為“推手”的事件，則是直接點燃了季冬萍的導火線。

到2007年，季冬萍已認識了好幾個跟她境遇相似的“黑”女人，有東北的，有溫州的；有曾是小學老師的，有來自工廠銷售科的；有的是商務簽證來的，有的是探親簽證來的……其中有幾個，假結婚也好，真結婚也罷，陸陸續續取得了合法身份。

一天，在唐人街，季冬萍碰到了沈陽阿姨。

沈陽阿姨曾經跟季冬萍參加過同一個打工人聚集的教會，后來跟一個救護車司機結了婚。如今，身份合法的沈陽阿姨言談舉止和曾經判若兩人，跟季冬萍說話時，她下巴微微仰起，哼哼唧唧，鼻音拖得老長。這一幕深深刺激了季冬萍，她斷絕了和沈陽阿姨的來往，也終于下定決心：一定要“洗白脫黑”。

本文為人大出版社“”

第十六期學員尤琪的作品。

全文發表在“人間”公眾號，

本文為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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