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讀蘇東坡，隨性而行，一蓑煙雨任平生

作者/孫樹恒

一、三洲行吟：蘇東坡的人生變奏曲

蘇東坡的一生，展開便是他在黃州、惠州、儋州這三洲的經歷，每一段都如他的詩詞一樣有一種獨特的意象。

黃州，是蘇東坡人生的重要轉折點。“烏臺詩案”后，他帶著滿心的傷痛與疲憊來到這里。初到黃州，他的內心滿是憤懣與不平，曾經的壯志豪情被現實擊得粉碎。然而，黃州的山水卻漸漸治愈了他。在這里，他寫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站在赤壁古戰場，望著滔滔江水，他思緒萬千。周瑜在赤壁之戰中意氣風發，而自己卻被貶至此，人生的落差讓他感慨萬分。但他沒有一直沉浸在悲傷之中，“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他以酒祭月，與江月對話，在自然的懷抱中找到了心靈的慰藉。此時的蘇東坡，就像那江上的孤舟，雖然渺小，卻在波濤洶涌中堅守著自己的方向。江舟這一意象，正是他在困境中漂泊卻又不屈的象征，他在黃州的艱苦歲月里，卻從未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理想的追求。

惠州，是蘇東坡人生的又一重要驛站。當他被貶至惠州時，已歷經滄桑，但他的心境卻更加豁達。“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一句輕松詼諧的詩句，盡顯他的樂觀與灑脫。在惠州，他看到百姓生活困苦，便積極投身到為民造福的事業中。他關心民生，致力于改善當地的生活條件。此時的他，就像那山間的明月，雖高懸天際，卻將清輝灑向人間，給百姓帶來溫暖和希望。明月這一意象，代表著他內心的純凈與善良，以及對人間的關愛。

儋州，是蘇東坡人生的最后一站，也是他人生境界的升華之地。“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在這偏遠的海南之地，生活條件極其艱苦，但他卻能以苦為樂，將這段經歷視為人生中最奇特、最精彩的旅程。在這里，他興辦學校，傳播文化，把知識的火種播撒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雖然身處困境，卻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滋潤著周圍的人。體現了他對文化傳承的執著，為當地帶來生機與活力，讓文化的種子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蘇東坡在黃州如江舟般堅守，在惠州似明月般溫暖，在儋州若清泉般奉獻，堅守自己的信念，用愛和善良去溫暖這個世界。

二、蒼生為念：蘇東坡的濟世之行

我再讀蘇東坡，他不僅是文學巨匠，留下無數傳世佳作，更是一位心懷蒼生、體察民生的實干家，用行動詮釋著對百姓的深情厚誼，其事跡在史冊與詩詞中熠熠生輝。

初入仕途，蘇東坡任職鳳翔。那時的他，雖初出茅廬，卻滿懷熱忱，一心想要為百姓做些實事。當地的百姓深受衙前役法之苦，為了給官府運輸物資，常常傾家蕩產。蘇東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深入民間，了解百姓的實際困難，不辭辛勞地奔波于各個部門之間，向朝廷上書，言辭懇切地陳述役法的弊端，懇請改革。他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為百姓減輕了沉重的負擔。在鳳翔，他還帶領百姓疏浚河道，修建水利設施，使得農田得以灌溉，莊稼年年豐收。百姓們對他感恩戴德，稱他為“蘇賢能”。這段經歷，也讓蘇東坡更加堅定了為民做主的信念，他深知，自己手中的權力，是用來為百姓謀福祉的。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蘇東坡一生宦海浮沉，多次被貶，但無論身處何地，他那顆為民的心從未改變。被貶黃州期間，他看到當地百姓生活困苦，許多家庭因為貧困而無力撫養孩子，甚至出現了棄嬰的現象。蘇東坡痛心疾首，他不顧自己的困境，積極奔走，倡議成立了“育兒會”。他帶頭捐錢捐糧，還動員當地的富人一起參與，為那些可憐的孩子提供生活保障。在他的努力下，許多棄嬰得以存活，重新擁有了生活的希望。他在詩中寫道：“灑涕循城拾棄孩”，從這短短一句詩中，我們能感受到他對百姓苦難的深切同情，以及他為改變現狀所付出的努力。

杭州，是蘇東坡留下深刻印記的地方。他兩次任職杭州，都為這座城市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時的杭州，西湖由于長期沒有疏浚，湖水干涸，湖底淤泥堆積，不僅影響了城市的景觀，還對農田灌溉造成了極大的阻礙。蘇東坡決心整治西湖，他親自帶領百姓，疏浚河道，清理淤泥，用挖出的淤泥筑起了一條貫穿西湖的長堤，這就是著名的蘇堤。蘇堤上修建了六座橋，橋橋相連，景色宜人，成為了杭州的一道亮麗風景線。為了防止湖水再次淤積，他還在湖中建造了三座石塔，作為標志，這便是如今的“三潭映月”。除了治理西湖，蘇東坡還十分關心百姓的飲水問題。他發現杭州城內的井水苦澀難飲，百姓們常常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取水。于是，他組織人力物力，修復了廢棄的六井，引來了清澈的泉水，解決了百姓的飲水難題。他的這些舉措，讓杭州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百姓們對他贊不絕口，將他視為杭州的大恩人。

被貶惠州時，蘇東坡已經年近六十，可他依然心系百姓。惠州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百姓們出行十分困難。東新橋和西新橋是連接惠州城兩岸的重要通道，但由于年久失修，橋梁破敗不堪，給百姓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蘇東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雖然沒有實權，但依然積極奔走，多方籌措資金，倡議修建新橋。他親自參與橋梁的設計和施工，與工匠們一起商討方案，解決施工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在修建過程中，他還將自己的金腰帶捐贈出來，用于購買建橋材料。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兩座新橋終于建成。百姓們歡呼雀躍，奔走相告，為了感謝蘇東坡的功績，他們在橋上刻下了他的名字。新橋的建成，不僅方便了百姓的出行，也促進了惠州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

他用自己的行動，踐行著“民為貴”的理念，將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為百姓排憂解難。

三、三重境界：蘇東坡的心靈進階史

再讀蘇東坡，我感悟到，他的詩詞與人生經歷，交織出令人嘆服的三種境界：平常、包容、豁達。每一種境界，都有其獨特的韻味。

初入仕途的蘇東坡，就像一位朝氣蓬勃的少年，懷揣著對未來的憧憬與抱負。那時的他，在平常的生活中品味著人間煙火，《浣溪沙·細雨斜風作曉寒》便是這一境界的生動寫照。“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煙疏柳媚晴灘。入淮清洛漸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 詞中，他與友人在微雨斜風的清晨出游，看淡煙疏柳，品清茶春盤，在這平凡的日常里，領悟到 “清歡” 才是生活至味。

此時的蘇東坡，就像他的父親蘇洵，蘇洵大器晚成，一生鉆研學問、教導子女，以平常之心對待生活起伏。蘇東坡在早期也有著這般質樸的平常心態，專注于生活點滴，享受著平凡日子里的寧靜與美好，不為功名利祿所累，在簡單的事物中發現生活的真諦。

“烏臺詩案” 如一場狂風暴雨，將蘇東坡卷入人生的低谷。被貶黃州的日子里，他的內心經歷了痛苦的掙扎與重塑。《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正是他這一階段心境的真實映照。“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在雨中，他不避風雨，坦然前行，將人生的風雨視為平常。

這一時期，他深受恩師歐陽修的影響。歐陽修一生仕途坎坷，卻始終保持著豁達包容的胸懷，提攜后進，獎掖人才。蘇東坡在困境中學會了像歐陽修一樣，包容人生的苦難，以一種超脫的心態看待世間的榮辱得失，將風雨與晴天都化作內心的平靜，在包容中實現了自我的救贖與成長。

當蘇東坡被貶至惠州、儋州，那偏遠的嶺南之地、荒蕪的海南孤島，并沒有讓他沉淪。此時的他，已達到了一種豁達的人生境界，《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便是最好的見證。“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他從柔奴 “此心安處是吾鄉” 的回答中，領悟到心靈的安適才是真正的歸宿。

這種豁達，與陶淵明的歸隱精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歸園田居，在山水田園中找到內心的寧靜。蘇東坡在漂泊的人生中，也學會了隨遇而安，無論身處何方，都能以豁達之心面對，將他鄉當作故鄉，讓心靈在豁達中獲得自由與超脫。

蘇東坡的一生，從平常的生活品味，到包容人生的苦難，再到豁達地面對一切，就像一首波瀾壯闊的史詩。

四、在漸漸老去的路上：蘇東坡的精神啟示錄。

我再讀蘇東坡，結合那些名人對蘇東坡的評價，從中獲得的裨益良多。

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將蘇東坡比作 “秉性難改的樂天派”。他一生宦海浮沉，多次被貶，卻始終能在困境中尋得生活的樂趣。在黃州，他開墾東坡，自號 “東坡居士”，與農夫為友，親耕自種，寫下 “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這讓我們明白，老去并非意味著生活只剩下單調與苦澀。即便身體機能衰退，即便生活的壓力如影隨形，我們也能像蘇東坡一樣，從平凡的日常中挖掘快樂。也許是清晨的一杯熱茶，也許是午后的一縷陽光，也許是與老友的一次促膝長談，生活的美好從未缺席，只要我們擁有一顆熱愛生活的心。

國學大師王國維評價蘇東坡的詩詞 “曠”。他的豁達超脫，在詩詞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面對人生的風雨，他泰然處之。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會經歷許多失去，健康、青春、親友…… 種種遺憾如同陰霾籠罩。但蘇東坡的 “曠” 告訴我們，要學會放下。人生是一場有去無回的旅程，我們不能讓過去的遺憾絆住前行的腳步。接受生活的不完美，以豁達的心態面對一切，才能在老去的時光里，依然保持內心的寧靜與從容。

錢穆先生說蘇東坡是 “全才式的藝術巨匠”。他不僅詩詞出眾，書法、繪畫、美食等方面也造詣頗深。他的多才多藝，源于對世界的好奇與熱愛。老去的我們，也不應讓自己的生活變得單調乏味。重拾年輕時的愛好，或者學習一門新的技藝，繪畫、書法、攝影…… 都能為我們的生活增添色彩。就像蘇東坡一樣，就像蘇東坡一樣，“老去此身無處著，為翁載插萬松岡”，依然不斷探索生活的邊界，讓生命在豐富的體驗中綻放光彩，即便歲月流逝，我們的精神世界依然可以充實而富有。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內蒙古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