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分裂前，我們是沒有軍隊的。在南昌起義后，教員、朱老總在湘贛邊界，賀龍在湘鄂西、方志敏在贛東北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慢慢的拉起一些隊伍。

當時各地的紅軍和上海的中央，由于通信的原因，都很難聯系到，給中央寫一封信，運氣好的話，中央半年才能收到，至于能不能收到回信，只能看天意。

而且當時的黨中央比較弱勢，沒人沒錢沒槍。但教員提出了黨指揮槍的理念，這個理念是在三灣改編時提出來的，后來經過古田會議，正式確認了這個理念，黨才真正的控制了紅軍。

紅軍完全認可黨指揮槍是有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既有權力結構的調整，又有人事的斗爭。

在黨的歷史上，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并列為著名的三大起義，其實秋收起義能有這么高的歷史地位，主要是靠教員強大的實力掙來的。

之前教員在國共合作時，他是專門負責宣傳工作，從來沒接觸過軍事，在秋收起義失敗了，他便轉型到軍事工作，帶著隊伍來到井岡山。

因為湘南特委的插手和不正確的指揮方針下，本來在湘南搞得風生水起的朱老總待不下去了，帶著殘兵敗將，來到了井岡山，朱毛會師。

井岡山的教員的軍事才華初露鋒芒，外面的國軍在他眼里只是個戰五渣，不足為慮，但教員碰到了軍事生涯的第一個挫折，就是內部的問題。在七大的時候，因為和朱老總產生了矛盾，教員的前委書記被落選，不得已離開了軍隊。朱老總支持絕對民主，而教員主張集權。

教員離開后，紅軍因實行民主，結果啪啪打臉，連吃好幾場敗仗，大家覺得，可能教員是對的，于是朱老總安排陳毅到上海匯報一下工作，陳毅把前因后果詳細說給總理聽，總理給陳毅做了一個多月的思想工作，總結一句話，教員是對的，叫陳毅回去抓緊把教員請回來。

有中央的支持，教員回到部隊后迅速站穩腳跟，地位在古田會議上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但上海的李立三，他認為教員并不是一個聽話的人，在秋收起義的時候，定下來了占領大城市的計劃，湖南的要求是占領長沙，起義失敗后，教員卻把隊伍帶到了井岡山，教員的決定是沒錯，但他卻犯了大忌，他的上級領導會怎么想，自己的下屬不聽話，任性行事，誰能放心呢？

到了井岡山之后，湖南省委的特派員杜修經找到朱毛，讓他們把隊伍帶到湘南，但教員偏偏組織召開聯系擴大會議，通過新決議，堅決抵制湖南省委的命令，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討論，再下命令。

李立三上位后，他雄心勃勃，想要立刻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這不是送死么？教員壓根不搭理李立三。

李立三很生氣，后果很嚴重，以中央的名義向全黨發了通告。通告說的是：

一切分散紅軍，逃避敵人進剿，向偏僻地區發展在現時局勢下，便成為極端錯誤的取消觀念。

李立三沒有具體點名，但大家都知道他在說誰了？即便是這樣，教員壓根無視。

李立三看到教員是這個態度，又寫了一篇文章，說：

以鄉村來包圍城市的想法是?種幻想，是?種絕對錯誤的觀念。過去在游擊戰爭中獲得的所謂敵進我退、敵退我打的經驗?般不適用。

他為了顧及點面子不點名批評，但教員根本不理不睬，李立三沒面子了，直接在大會上點名狠狠批評教員，但還是沒有用。李立三想了兩個辦法，一個是把他調離紅四軍去上海，另一個是派人過來當監軍。

他們寫信給紅四前委，叫教員前來參會，無論怎么催促，教員一直不動身。調離行不通，那就派人過來，先來的是涂振農，到了之后就要求打南昌，教員沒拒絕，他聰明的忽悠了涂振農，把隊伍拉到南昌城下，但是圍而不打，但上面命令很堅決，說不打是抗命。教員騎虎難下，正好彭老總帶著紅三軍團正在攻打長沙，他找了借口撤離南昌，向紅三軍團靠攏。

結果，長沙沒拿下，教員借坡下驢，迅速撤離長沙。

半個月后，周以粟到了，要求再次打長沙，這次教員直接和他聊，講道理，愣是把周以粟說服了。暫時不打長沙。

教員可以無視李立三，也可以耍涂振農、周以粟玩，但他無法忽視紅軍內部的聲音，有一部分人會說，你不打長沙，也不打南昌，中央的政策還要不要執行了？

在李立三時代，教員可以用置之不理的辦法對抗李立三，王明上位了，教員就碰上了還算強大的對手，應付起來有點吃力。

在李立三時期，不管井岡山也好，還是江西蘇區也好，上海中央對紅軍的影響微乎其微，紅軍的人事權由教員一手掌控，不管是杜修經、涂作農、周以粟是帶著上級指示來的，他們都和中下級干部戰士，沒有什么淵源，誰聽他們的？

而王明呢，蘇聯在六大之后，培養和援助一大批軍事?部，交給王明用，大量的留洋干部都被派到各個蘇區。

1931年年底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了，大量的高級干部來的更多。比如總理、聶榮臻、葉劍英都是這個時候到的。

之前的權力布局是朱、毛、彭和一些中下級干部學生戰士，原來在上海的大量高級干部、蘇聯培養的干部，都來了，可想而知，對蘇區的沖擊有多大。

留洋干部主要從事政治工作，也就是政委，紅一軍團政委羅榮桓換成了聶榮臻，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換成了楊尚昆，剛組建的紅五軍政委是肖勁光。

羅、滕是跟著教員起家的老干部了，聶、楊、肖都是新來的。除了軍團一級以外，軍、師、團的政委也進行了大面積的更換，引起了本地干部一些非議，因為這些本地干部發現，外來的干部看起來并沒有比當地的老干部們更有能力。

教員雖然沒說什么，但他發現，外來干部干了政委之后，政委的話語權立馬提高了。

以前的紅軍，實行的是黨委制，但在1930年共產國際給王明一個指示：

政治委員制度在軍隊中與黨組織平行存在，并且高于這些組織。

這樣下來，政治委員的權力就起來了，高于軍事將領，打仗就聽政委了。

但是這個新制度不是說換就換的，政委制是從1930年6月開始推的，到1933年，才把政委制在蘇區全面推行。就算外來干部替換原來的政治干部，并控制了紅軍，但教員還是處于組織的最頂端，朱毛紅軍會師之后，紅軍的最高權力機關一直是前敵委員會。除了暫時離開3個月以外，他一直都在擔任前委書記。

紅四軍和紅五軍會師的時候，組建了共同的前敵委員會，教員依舊是書記，組建紅一方面軍的時候，共同前委改組變成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教員仍然是前委書記。

朱毛時期的前委，彭德懷會師之后的共同前委，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里面的委員清一色都是本地干部。

可是，共產國際又給王明支招了：

建議重置權力機關，保證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

于是新成立的機構，準備開始取代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六屆三中全會后，蘇區中央局宣告成立，中央指定任命項英、教員、朱德、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鄧發為常委，項英代理中央局書記。

教員從之前的總前委書記變成了中央局委員，原來的前委委員彭德懷、曾山、陳毅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

從那時候開始，教員無法主導蘇區了。但他不輕易認輸，不想讓某些人亂搞，葬送了革命事業，他先在中央局第一次大會上提出來增加彭德懷、林彪、周以粟、曾山、陳毅為中央局委員，又提出要增加中央局委員人數，想要用多數壓倒少數，但上面不同意。

本來總前委和中央局是有分工的，總前委負責作戰，中央局負責地方工作。沒想到他們突然撤銷了總前委，把權力剝奪交給了蘇區中央局。

中央局剛成立的時候，只有項英一人，獨木難支，后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來了，中央局名義領導是項英，但實際權力掌握在任弼時手里。

任弼時到了蘇區，教員受到的批判越來越多。他哪里受得了這種氣，他還是堅持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本本主義》，是反對以共產國際的命令是從。

但任弼時他們針鋒相對的批判教員，面對他們的反擊，教員開始陷入孤家寡人的狀態。

在葉坪會議上，教員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會引起全國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系必將發生變化，但外來干部認為教員說錯了，日本侵華的目的是為了進攻蘇聯，要武裝保衛蘇聯。大家都在高聲叫喊，教員只好閉口不言，會后，他請病假去瑞華金山古廟修養。

總理到了蘇區，教員再次提出自己計劃，但總理沒正面回應，中央局除了教員，都對攻打中心城市的戰略表示支持和贊同。

攻打中心城市的戰略確定后，首先要打的是贛州，教員還是堅決反對，但壓不住別人對此很有信心，連彭老總朱老總都認為很樂觀。

真知灼見永遠是只有少數人，紅軍苦攻贛州兩個月，不但沒有拿下贛州，還傷亡慘重。他們才想到教員來了，沒想到教員請過來后，就直接說他們打贛州是繼續走李立三的路線，引起其他人的不快。

江口會議之后，中央的策略是紅一、紅五軍團組成中路軍，紅三軍團、紅十六軍組成西路軍，兩路軍隊“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但教員認為應該往偏僻的地方發展。他說服了紅一軍團的林育容和聶榮臻，他倆向中央表態，完全同意教員的意見。

結果總理連續開了兩天會，最后勉強同意向閩西發展。教員已經讓中央局成員都很不滿意，不開心了。

第四次反圍剿的時候，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的建制，但是教員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并沒有恢復。

中央局本來計劃讓朱老總當總司令，王稼祥當政治部主任，總理當總政委，教員僅以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行動。

后來在總理的力薦下，教員被重新任命為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但總政委的權力含量大不如前，現在的總政委只限于布置具體戰術。

教員重新擔任總政委之后，正式發動樂安、宜黃戰役。一出馬就成功打下了樂安和宜黃，但中央局一看打了兩場勝仗，想要再接再厲，準備想打吉安，或者撫州。

但教員有意見了，他覺得這時候應該要按兵不動，等待敵情變化，依舊不肯冒著巨大的風險攻打中心城市，引起了其他成員的不滿。

為了解決爭論，后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帶著劉伯承從瑞金出發，前往寧都，準備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寧都會議上，因為前方的參謀長是葉劍英，總理認為他不能勝任，想要用劉伯承來替代，于是在會議中，葉劍英和劉伯承職務對調，劉伯承曾在蘇聯學習過軍事，理論經驗豐富，且擅長正規軍事戰略。劉伯承的軍事經驗和教員的游擊戰經驗正好是南轅北轍，因此，在第四、五反圍剿期間，劉伯承是正規戰戰略的主要策劃者。

在寧都會議上，總理建議教員繼續留在前線擔任助理。但教員不可能接受，于是再次養病休假。

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在總理的主持下進行，采用了大兵團作戰的方式，獲得了勝利，極大的鼓舞了中央局的士氣，這就把教員推到?個很尷尬的位置。

若是第五次反圍剿，紅軍仍然獲得勝利，教員仍然繼續坐冷板凳，恰恰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為教員的復出與崛起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他恰好在潰敗之前抽身而退，這使得他完全避免了戰爭失敗的責任。

寧都會議使教員失去了權力，但這適當的隱退，卻為他塑造了絕對的權威，豈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