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想象，被無數演員視作最高榮耀之一的奧斯卡竟然也會被冠上“水獎”的名號。

3月3日晚第97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正式落幕，由于入圍影片賣相的平庸，哪怕有將三大電影節入圍影片比例提升、讓主持人以拗口的中文報幕等操作瘋狂加持，典禮收視率依舊出現大幅下跌，熱度與早期相比可謂是“攔腰斬”。

即使入圍影片沒能收獲多少水花，頒獎時《阿諾拉》憑借一己之力斬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五項大獎也依然帶來了不小的爭議。

一部投資600萬美元且作品本身各方面并不出彩的小成本獨立電影擊敗了一眾大制作，全球眾多關注者由此對奧斯卡獎項的含金量產生了質疑，認為其是21世紀以來最“水”的一屆，不少國內觀眾在看完這段涉及多人的復雜愛情故事后甚至發出了“《左耳》沒有趕上好時候”的調侃。

事實上，奧斯卡逐年下坡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源于好萊塢電影頻遇風波后票房神話的輝煌不再。

審美全面降級

好萊塢的滑坡成必然

好萊塢電影在世界電影市場中的霸權地位由來已久，自20世紀中期開始好萊塢電影就壟斷著全球電影市場，迄今為止全球票房排名前十的作品其仍獨占9部，而之所以能夠構建起如此龐大強勢的電影市場規模，與好萊塢完善的產業體制下從業人員藝術審美與技術條件的領先息息相關。

1941年的《卡薩布蘭卡》不僅選用英格麗·褒曼這一以美貌著稱的知名巨星作為女主角，還使用了微縮布景、追蹤鏡頭等在那個年代較為先進的拍攝技術，演技與技術輔之以影片成熟的三段式敘事模式，輕松營造出浪漫動人的氛圍，也讓該片成為好萊塢必看經典之一。

自此后，無論是《公民凱恩》《阿甘正傳》等傳統劇情片，還是“DC”“漫威”等超英系列作品，在優秀演員、先進技術與流暢敘事“三板斧”的作用下都呈現出了強大的市場競爭力。

但一往無前的態勢在近幾年卻出現了轉折，好萊塢作品不再是炙手可熱的“神話”，反而在電影市場中屢屢碰壁，作品質量的降級成為市場“急剎”出現的關鍵。

與早期布拉德·皮特、萊昂納多、梅麗爾·斯特里普等叱咤風云、實力與名氣兼備的演員不同，近些年好萊塢新生代演員影響力與出圈程度均普遍低迷，票房號召力也因此下降，哪怕偶有演員誕生大熱角色也會出現脫離角色則熱度難續的困境。

飾演蜘蛛俠的“荷蘭弟”脫離漫威后的作品大多面臨評分與收視雙輸的尷尬境地，而憑借《暮光之城》中的吸血鬼形象火遍大街小巷的羅伯特·帕丁森在脫離IP加成后，與奉俊昊合作的《編號17》上映3日全球累計票房也僅有3100萬美元左右。

家喻戶曉、能夠調動受眾觀影熱情的演員已經老去，新生代演員又難以支撐好萊塢對外擴張的宏偉愿景，成為好萊塢電影擴張之路頻頻折戟的原因之一。

當然，演員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不僅與演技實力、個人魅力掛鉤，還取決于影片內容的質量，早期好萊塢作品與演員能夠享譽全球離不開其文本邏輯的流暢與創新，但近幾年僵化的情節制造卻成為其難以忽視的弊端。

以最近上映的《編號17》為例，曾斬獲多個國際獎項的奉俊昊與好萊塢深度合作，耗費多年籌備的影片卻被嘲對社會問題的探討浮于表面、且劇情設置的觀看像《雪國列車》《玉子》《饑餓站臺》等一系列影片的雜糅，令一眾影迷大失所望。

大師之作尚且如此，更別提本就陷入窠臼的《蟻人3》《美隊4》等超英系列，在高度工業化模式下源源不斷產出的流水線式作品，令觀眾對于這類缺乏新意的影片逐漸失去興趣、不再買賬，這也使好萊塢電影走向下坡成為必然趨勢。

行業頻繁動蕩

成市場收縮根源

如果說作品質量的衰退是造成好萊塢電影競爭力低迷的導火索，那么電影行業的內部動蕩則是一切發生的根本原因。

自上世紀60年代起，層出不窮的平權運動令政治正確的思想在美國文藝界盛行至今，尤其是在影視領域，對少數族裔、LGBTQ群體的重視成為主流，好萊塢大量從業者在進行作品創作時均將政治正確的觀念置入其中，或增加少數群體的角色設定、或將傳統角色作大膽改編。

但在這波潮流的助推下，原本以開拓文化多元視角為導向的行為卻因過度而扭曲了初衷，成了電影作品飽受爭議的源頭，2023年上映的《小美人魚》就是該問題的典型代表。

北歐童話故事中膚白如雪的小美人魚被一頭卷發的黑人形象所取代，但影片只在膚色上做了大膽創新，卻沒有完成性別、種族、權力等方面的突破，反而講述了更加空洞且符合男性想象的俗套故事，完全喪失了應有的藝術價值。

而更讓觀眾為之憤然的是，不少創作者為植入政治正確理念、完成思想宣傳的目的，甚至不惜犧牲影片敘事的邏輯，劇情線索發展漏洞百出、人物行為動機莫名其妙。

成為奧斯卡最大贏家的《阿諾拉》為展現生存境遇、映射富豪家庭的腐敗與移民群體的分裂，在影片中設置了俄羅斯富豪之子瘋狂表白美國、女主歷經挫折未曾覺醒卻與保鏢糾纏等眾多表面政治正確實則充滿偏見的劇情，導致人物塑造也呈現扁平且臉譜化特征。

妓女

在政治正確、商業利益等預設框架下，“命題作文”當道令好萊塢良性的創作生態被打破，創作者受到多方限制難以平衡取舍，作品的創新動力也隨之消退。

與此同時，自2023年夏天好萊塢16萬名編劇與演員為抵制AI濫用集體罷工148天之后，電影電視制作項目中受到的沖擊余波仍未徹底消逝，從業者暫停工作導致好萊塢電影產業出現了大段空白，2024年影視作品較同期下降37％。

停工后由于資金鏈斷裂、行業重啟亂象頻出，不少處于產業下游的制作公司因面臨業務空窗導致的降薪與失業，連帶著影視行業的從業保險門檻也有所提高、待遇直線下降，大量人才被迫出走。

本就受政治思想的挾制面臨著創新的阻礙，又因AI入侵、工會體制調整導致人才儲備不足，雙重難題再次打擊了行業發展的積極性。

外部競爭加劇

神話再現阻力重重

內部生態飽受掣肘、外部壓力也逐年增長，好萊塢電影在2003年前后所占領的全球市場份額曾一度超過90% 、成績無人能敵，但到了2023年這一數據下跌至67.5%，盡管票房收入仍是全球市場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但比例的縮小也說明好萊塢的不敗光環正在逐漸熄滅。

在中國市場中，引進好萊塢影片數量基本持平的基礎上、票房占比卻由曾經的30％左右降至15％，且連續兩年未曾出現票房破10億的作品。這是由于中國電影產業在近些年來不斷成長完善，有《流浪地球》《哪吒》等技術含量拉滿的作品對比，工業技術下誕生的好萊塢“大片”對受眾來說不再稀奇。

在意識到失去技術這一顯著優勢之后，好萊塢電影曾試圖依靠IP續作與經典重映等操作吸引中國受眾，但這類無異于“炒冷飯”的行為卻不再具備吸引力，大多慘淡收場。

而比中國數據下行更為猛烈的是日本電影市場，好萊塢電影占比從70％的峰值一路跌到33％，2024年日本電影票房前10名中僅有《頭腦特工隊2》與《神偷奶爸4》兩部合家歡動畫片上榜，真人電影則全軍覆沒。

除了日本受眾同樣對販賣情懷的好萊塢大片產生厭煩外，文化隔閡的加劇也成為其在外國市場遇冷的關鍵。早期好萊塢電影憑借技術效果與普世價值的傳達才得以“大殺四方”，但在政治、文化等審美偏好不斷偏移后，好萊塢電影在外國市場便再難以引發廣泛共鳴，自然難敵本土作品。

另一方面，流媒體平臺帶來的顛覆性沖擊也加劇了好萊塢電影的危機感。自2021年開始，以網飛為首的流媒體平臺每年上線原創電影作品超過百部，這與傳統好萊塢制作公司四十部左右的年成片量形成鮮明對比。

并且以馬丁·斯科塞斯、阿方索·卡隆為代表的知名導演也紛紛下場拍攝流媒體電影，哪怕這些作品受到行業內的抨擊與排擠仍不妨礙受眾對其質量給予肯定，受眾偏好轉移、傳統好萊塢電影的生存空間也被進一步擠壓。

從《阿諾拉》引發爭議到《編號17》遇冷，可以看出好萊塢電影正處在自身質量下降、內外部環境不容樂觀的艱難境地，若仍以現有思想為基進行產業發展，外部市場持續攣縮、退守美國市場便成為無法避免的未來。

也許對當下的好萊塢來說，若想重振旗鼓再造輝煌，需要的是一場斷臂求生般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