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王毅外長最近提到1919年的巴黎和會。顧維鈞代表中國在和會上發言，以公理抗強權，聲震寰宇，106年之后仍然在國際間回響。

顧維鈞是上海嘉定人，1888年生，出席巴黎和會時只有31歲。他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歷任中國駐美國、英國、法國公使、大使，曾任外交總長、國務總理；退出外交界后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國際法院副院長。1985年在紐約逝世，享年98歲。

1915年，一戰正酣，日本帝國向北洋政府提出要求，日本駐華公使以違反外交禮儀的方式，向袁世凱當面遞交了勒索中國權益的“二十一條”，內容包括山東省、東北南部、內蒙東部、長江流域和福建省的權益，勒令聘請日本人擔任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日合辦警察等。日本侵華野心暴露無遺，袁世凱最終簽字承認。當年山東被德國霸占。北洋政府認為山東問題要等戰后召開和會才有可能解決。中國對德宣戰后，北洋政府開始具體謀劃。1918年一戰結束。翌年初（1月18日），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出席和會。這是中國外交第一次非比尋常的劃時代大事。

顧維鈞還在美國留學時（攻讀國際法律）就已認識到日本外交的欺騙性。他的研究論文指出言行不一是日本外交的特征，曾提出“聯美制日”的主張。在啟程前往巴黎出席和會前，顧維鈞向美國政府高層遞交了一份備忘錄，闡述了中國的立場：即領土完整、維護主權和經濟財政獨立。這是中國第一次完整地闡明對和會的期望和要求，得到美國的承諾支持中國。但在和會期間，美國突然變卦。原因是意大利代表團因為領土要求未獲滿足，宣布退出和會。如果日本因山東問題也退出，和會將走向失敗。為了讓和會進行下去（美國總統威爾遜的首要目標是成立國際聯盟），美國決定犧牲中國的利益。

中國代表團提出三種選擇：一是依照意大利的辦法全體離會回國，二是在和約上簽字，三是簽字但不承認山東問題條款。具體如何選擇，代表團內部分歧嚴重，于是請示北洋政府。當時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消息，通過“和會民間考察團”（由梁啟超率領）已經傳到國內（北京大學），于是爆發了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民眾群情激昂，民間風起云涌。北洋政府優柔寡斷，但迫于壓力，最初主張不簽字，后來又指示可在對山東條款采保留態度的前提下簽字，再后來又指示先爭取保留簽字，如保留不成那就簽字。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面對列強橫行，對世界大勢有自己的判斷。他發言時雄辯滔滔，以公理抗強權，“強權者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耳目”，盡顯弱國亦有外交、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的風骨。顧維鈞代表中國的發言和最后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就是身體力行地以公理抗強權。北大校長蔡元培曾經稱贊他是中國杰出的年輕外交家、是中國大學生的模范人物。

1919年6月28日下午3點，是和約簽字時刻。這天清晨，顧維鈞約見和會秘書長盡最后努力，中國的要求最終仍被明確拒絕。顧維鈞表示中國已經無路可走，只有斷然拒簽。這天下午，中國代表團集體退會，并發表了不簽字的聲明。顧維鈞當天說：“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在中國歷史上”。現在回顧起來，這一天其實是中國歷史上光輝的一天，因為從此巨龍蘇醒，中國進入全民覺醒的年代，30年后（1949）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自1842年以來的不平等條約（主要表現在領土掠奪，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片面要求的最惠國待遇，租界，在中國領土駐縶軍警，設置郵政及電報局等方面）。

1919當年，中國的合理要求被無理拒絕，顯然是一個悲痛的日子。但中國代表團拒簽和約，維護了國家尊嚴，順應了國內民意，打破了自從1842年以來與列強交涉中“始爭終讓”犬儒膝跪的慣例。1919年的拒簽行動，開創了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拍案而起、向列強說《不！》、敢于抗爭的先例，對之后的中國外交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顧維鈞當年雄姿英發，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先后提交了四個重要文件：山東問題說帖、對德奧要求條件、廢除《中日民國四年（1915）條約》說帖、中國希望條件。顧維鈞主持起草了前兩份文件和最后一份文件接近50％的內容，在代表團中的作用可見一斑。顧維鈞還有一個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對美外交。代表團剛到巴黎時，為了更好地和美國溝通，他擬了一份工作計劃，開列了7個問題，讓大家分頭準備。他自己承擔了其中的4項，即“二十一條”和山東問題、歸還租借地、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恢復中國關稅自主。和會的最后關頭，由于他出色的表現，顧維鈞擔負起代表團的重任，先后與和會秘書長、美國總統、美國國務卿、法國外交部長等會面，對山東問題據理力爭。他在和會上代表中國發言。按代表團成員資歷，初期原本輪不到最年輕的顧維鈞，但其他人要么沒有準備，要么臨陣退縮，顧維鈞因為對中日問題早有研究，兼且英語異常流利，當仁不讓地挺身而出。

1912年1月，顧維鈞當年24歲，正在美國準備博士論文。年初突然接到中國駐美國使館通知，袁世凱邀請他擔任英文秘書。后來才知道是唐紹儀向袁世凱推薦。唐紹儀1906年訪美時（44歲）曾見過顧維鈞（18歲），對他印象深刻。1912當年，顧維鈞毫無心理準備，打算以還未完成學業為由婉拒。他的導師穆爾告訴他，讀國際法和外交的博士學位就是為了擔任政府公職，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為促成此事，穆爾特準顧維鈞的博士論文答辯可以推遲。顧維鈞于是回國，其后最終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顧維鈞回國后（24歲），負責袁世凱會見外國高官和使節的翻譯，起草在外文報紙刊登的政府聲明和公告，處理總統府的英文函件。他同時進入外交部，翌年擔任參事，負責與英美使館的聯系。顧維鈞建議外交部成立檔案科和翻譯科，為民國初期外交部的專業化作出貢獻。

回頭再說顧維鈞的早年經歷。他中學就讀于上海圣約翰書院，1904年赴美留學，1905年入讀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政治學和國際關系。1906年唐紹儀奉清廷圣旨出洋到美國官式訪問時，顧維鈞作為紐約中國學生聯誼會主席陪同清廷代表團參觀哥倫比亞大學，在辯論會上發表演講被唐紹儀賞識。唐紹儀是晚清留美幼童第三批，留美9年，也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無獨有偶，兩人的字都是“少川”。1914年，顧維鈞和唐紹僅的女兒唐寶玥結婚。顧維鈞回國3年后，27歲任中國駐美國公使，31歲出席巴黎和會，34歲任外交總長；在中國外交界極速升遷。當年正是中國外交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重要時期，迫切需要外交專業人才。那時候誕生的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官大多是留學生。顧維鈞不僅掌握外語，還是國際法博士。顧維鈞以27歲、無駐外經歷而出任駐外公使，十分罕見；在中國外交史上前無古人，或將后無來者。

最為難得的是，顧維鈞一貫站穩國家民族立場，捍衛中國的主權、尊嚴、安全和利益；錚錚傲骨，難能可貴。和現時臺灣島內一小撮民進黨“臺獨”團伙倚美謀獨、奴顏婢膝、背叛國家、出賣人民如賴清德之流兩相比較，如天壤之差、如云泥之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之后，翌年中國代表團藉出席聯大會議的機會，中國高層領導指示章含之與退休后移居紐約的顧維鈞見面，希望能夠邀請他回國走走看看。可惜當年顧維鈞已經84歲，因為健康問題未能成行，相當遺憾。

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在三藩市正式簽字，中國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英美法蘇）。為了表揚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中國獲得在《聯合國憲章》上第一個簽字的榮譽。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顧維鈞率先簽字，隨即發表華語演說。其他代表團成員依序簽字的包括來自代表解放區的董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