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以下簡稱“《演義》”），又名《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是明代一部較為特殊的通俗白話小說。關于該書作者為誰，長期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日本內閣文庫藏《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臺灣孫秀君教授在其論文《<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作者研究》（以下簡稱“孫《研究》”）中指出，《演義》作者“牽扯到對當代及后世影響甚大、《功過格》的提倡者——袁黃（袁了凡）”，并判斷“有可能是袁黃或與袁黃有關的人——朋友或晚輩，而非其門生”[1]；黃強、王玉超二位教授《<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為袁黃所作考》（以下簡稱“黃、王《考》”）通過詳細考證，得出一個基本結論——該書確為袁黃所作。[2]

袁黃作為“《明儒學案》所不收”，卻“和《明儒學案》中的若干位又實在不無交涉的人”[3]，不失為晚明著名思想人物，這也使關于《演義》作者的考證研究更具價值與意義。

筆者研究袁黃有年，曾就袁氏生平、著作及其學派歸屬做過一番考據梳理，以本人一得之愚，《演義》的作者雖然限于現存史料的匱乏難以詳考，但其不可能出自袁氏之手。

本文試圖從袁氏生平與思想特色入手，分析闡明其不可能創作《演義》的主客觀原因，并就有關學者的觀點和論證加以考據辨析，進一步證明：如稱該書作者受到袁氏著作及思想影響，較為合乎情理；若謂該書為袁氏所作，則并不符合歷史事實。

一、袁黃生平與思想特色

袁黃，初名表，字坤儀，初號學海，因“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遂改號了凡，世稱了凡先生。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生于浙江嘉善魏塘鎮，家族世代“以醫為業”，自袁黃始致力于科舉。

明神宗萬歷十四年（1586）進士，萬歷十六年（1588）至萬歷二十年（1592）任北直隸通州府寶坻知縣，后升兵部職方司主事。

萬歷二十年（1592），適逢朝鮮“壬辰倭亂”（“萬歷朝鮮之役”），受兵部左侍郎經略朝鮮、薊遼等處軍務宋應昌舉薦，以“軍前贊畫”身份入朝抗倭，數月余被彈劾而遭“削籍”，返鄉后居于吳江趙田，萬歷三十四年（1606）去世。

袁黃塑像

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吏部尚書趙南星“追敘征倭功”，追贈其“尚寶司少卿”。清乾隆二年（1737），入祀魏塘書院“六賢祠”。[4]

近代以來，袁黃之名往往與《了凡四訓》聯系在一起。這一由他人輯錄袁氏文字而成的善書[5]文本，[6]借助佛教寺廟、居士團體的力量，廣泛流傳、影響深遠。

該書的盛行，使袁氏的思想史形象在數百年之間經歷了一個變遷：

在同時人殷邁（1512-1577）眼中，袁氏乃“博洽淹貫之儒”[7]；晚明劉宗周（1578-1645）亦云，“了凡，學儒者也”[8]；在明末清初的朱鶴齡（1606-1683）眼中，他是一位當之無愧的“通儒”[9]；而在成書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的《居士傳》中，在有居士身份的彭紹升（1740-1796）筆下，袁氏儼然成為“真誠懇摯”、“以禍福因果導人”的佛教居士。[10]

誠然，袁氏本身的確有著濃厚佛教色彩和三教匯通的思想特色，其晚年居家修持，亦確有“了凡居士”[11]之稱；但倘若認真考察他“儒生——儒士——儒吏——鄉紳”的生命軌跡，知曉他曾以“兵部職方司主事”身份“調護諸軍”出征朝鮮，并“以親兵千余破倭將清正于咸境，三戰斬馘二百二十五級，俘其先鋒將葉實”[12]的真實歷史，就會感覺民間社會習以為常的“了凡居士”形象并不全面。

袁黃墓

居士僅僅是袁氏面相之一，作為王畿（1498-1583）的門人、王陽明（1472-1529）的再傳弟子，他堪稱匯通三教的陽明后學，更是深得“內圣外王”之道的儒家士大夫。[13]

二、《演義》的成書及性質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又名《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以下簡稱《演義》），是明代的一部較為特殊的白話通俗小說集，共四十卷，每卷獨立成篇。因其描寫的“四書”人物屬于春秋列朝，“那時天下有七十二國”（卷三十五），故稱之為“七十二朝人物”。

相較于明代其他白話通俗小說，《演義》的不同之處在于，四十篇文字正文故事和人物皆源于“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每卷題目均為“四書”原句。例如：

卷之一、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卷之二、子路問強

卷之三、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卷之四、宰予晝寢

卷之五、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卷之六、臧文仲居蔡

卷之七、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卷之八、孰謂微生高直

卷之九、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卷之十、有澹臺滅明者

卷十一、孝哉閔子騫

卷十二、葉公問政

日本內閣文庫藏《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據孫楷第先生考證，《演義》有明刊本，日本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藏；光緒丁酉上海十萬卷樓石印本，每卷有圖，有總評、旁評。石印本封面題“李卓吾先生秘本”，“諸名家匯評寫像”，有庚辰仲春癯道人序和空冷散人、磊道人二序。

后李致忠先生在北京圖書館覓得此書另一部明刊本，卷數、圖數、總評、旁評皆與孫先生著錄的兩種版本吻合，惟缺封面、序文及中間數卷。

李先生從日本藏本中復制了北京圖書館藏本所缺部分，與袁瑞萍合作對全書加以校刊、整理、標點，使之暢然可讀。點校本由書目文獻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在“點校說明”中，推定磊道人序后所署“庚辰”為崇禎十三年（1640）。

孫楷第先生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將之置于專收“小說短篇合于最初體制者”的“明清小說部甲”中，但又視其為“演述性質”[14]，表明其特殊性所在。

李致忠、袁瑞萍在“點校說明”中指出，“此書對四書人物作集中描寫的繹述性質，正足以使其成為明代俗文學發展中頗具特點的作品。四書人物被寫入系統性的演義，正是值得研究探討的一種俗文學現象”[15]。這也說明，屬于“俗文學”的《演義》一書的確有其鮮明特色和研究價值。

三、《演義》并非袁氏所作的主要理由

《演義》以通俗白話創作，屬于標準意義上的“俗文學”。而通觀袁氏現存諸多著述，未見一篇使用通俗白話寫成。無論“立命之學”（《立命篇》的核心、《了凡四訓》首章）、“科第全憑陰德”這種故事性和文學性較強的文章，抑或《訓兒俗說》、《四書訓兒俗說》等家庭教子之作，乃至《袁生懺法》、《勸葬文》等面向大眾宣教呼吁的文章，皆以典雅文言出之。

究其原委，不僅由于袁氏的身份地位使然，更在于他對小說這一文體所持有的否定態度。作為當時“名家”的袁氏，晚年致力于科舉考試參考書的編撰，其著述甫一脫稿隨即風行（“立命篇”的梓行即是明證），受到社會普遍歡迎與追捧，并不具備在隱秘情況下創作小說的主客觀條件。

《訓兒俗說譯注》

（一）從身份地位來看。

在中國古代，小說在諸種文字體裁中屬于“非主流”（或“不入流”），間或有人以“小道可觀”目之，所謂“小道”指的是非正統性，所謂“可觀”則是有限度地承認小說的某種社會價值。這一長期以來的“定評”牢牢制約了小說發展進程與價值定位，令中國古代小說始終處于一個較為尷尬的位置。

明代小說創作傳播空前盛行，也有不少文人投入小說創作、評點的行列，產生了“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一批通俗小說佳作，但“小道可觀”這一基本定位并未發生轉變。

據“立命之學”自述，袁黃童年時期即有志于科舉仕途，曾經“六應秋試（鄉試）”又“六上春官（會試）”[16]，走的是一條由儒生而儒士、由儒士而儒吏、由儒吏而鄉紳的典型儒家士大夫道路。

從師承交游來看，了凡師承王畿（龍溪），同時又私淑羅汝芳（近溪），“道學”師承之外，又與晚明諸多“名公鉅卿”和社會賢達過從甚密，包括王錫爵（1534—1611）、陸光祖（1521—1597）、唐順之（1507—1560）、李世達（1534-1599）、管志道（1536-1608）、丁賓（1543-1633）、馮夢禎（1546-1605）、王肯堂（1549-1613）、周汝登（1547-1629）等等。

袁了凡塑像

萬歷年間，袁氏更被譽為“嘉興府三名家”之一。進士及第后，先任縣令，再遷兵部，在其晚年所作“《游藝塾文規》引”中，自署為“敕贊理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兼督朝鮮兵政加四品服兵部職方司主事”。

以這樣一種進士出身和官員地位，以及眾人矚目的“名家”身份，在鮮為人知的情況下創作白話通俗小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從現存著作來看。

袁氏博學多聞、著述頗豐，他自言平生“繹古今，刪述經史，所著書毋慮千卷，而刻行者凡三十余種”[17]。

其門人韓初命在作于萬歷十八年（1590）的《刻<祈嗣真詮>引》中說：“先生（指袁黃—引者注）登進士，名重于天下，天下士傳誦舉子業如《心鵠》、《備考》、《疏意》等書，令都市紙增價。又作《經世略》三百卷、《通史》一千卷，皆未梓，世莫睹焉。”[18]

日本學者酒井忠夫在其《中國善書研究》中詳考了凡存世著作，包括：

（一）日本內閣文庫、尊敬閣文庫收藏：

1、《立命篇》；2、《省身錄》；3、《廣生篇》；4、《祈嗣真詮》；5、《陰騭錄》；6、《四書刪正》；7、《袁先生四書訓兒俗說》；8、《增訂二三場群書備考》；9、《游藝塾續文規》；10、《袁了凡先生匯選古今文苑舉業精華四集》；11、《新刻經世文衡》；12、《兩行齋集》；13、《歷史大方綱鑒定補》。

《增訂二三場群書備考》

（二）除以上各種外，《四庫全書》收錄了凡著作：1、《皇都水利》；2、《評注八代文宗》。

（三）除以上各種外，《千頃堂書目》錄有：1、《寶坻政書》；2、《寶坻農書》；3、《袁生懺法》；4、《詩外別傳》；5、《靜坐要訣》；6、《歷法新書》。

（四）另外，《袁氏叢書》（內閣文庫藏）收錄的了凡校訂、增訂的其父袁仁的著作：1、《毛詩或問》；2、《尚書砭蔡編》；3、《春秋針胡編》；4、《一螺集》；5、《紀年類編》；6、《庭帷雜錄》（袁仁夫婦家訓，了凡兄弟承述）。[19]

以上清單羅列了了凡絕大部分著作，但仍未囊括其《攝生三要》、《訓兒俗說》（非《四書訓兒俗說》）、《游藝塾文規》、《游藝塾續文規》等著作。

分析可知，其著述涉及三個方面：

一是有關修身養性的，包括《祈嗣真詮》、《靜坐要訣》、《攝生三要》等；二是有關科舉考試的，包括《四書刪正》、《袁先生四書訓兒俗說》、《增訂二三場群書備考》等；三是有關“經濟實學”的，包括《皇都水利》、《寶坻政書》、《歷法新書》等。

《袁了凡靜坐要訣》（增訂本）

（三）從文風習慣來看。

袁氏早有文名，后又以科舉文章被奉為宗師，通觀他的著作，文風雅致，十分講究修辭。無論是“立命之學”（《立命篇》的核心、《了凡四訓》首章）、“科第全憑陰德”這種敘事性和文學性很強的文章，抑或《訓兒俗說》、《四書訓兒俗說》這種家庭教子之作，乃至《袁生懺法》、《勸葬文》等面向士庶大眾宣教呼吁的作品，皆以文言寫成。

目之所及，袁氏現存著作未見一篇白話文章。他的著作，如《祈嗣真詮》、《靜坐要訣》等，體例完備，章節齊整，說理充分，文才斐然，盡顯文章大家的氣派。

作為八股文大家，他在指導門人作文之道時曾云：

文字最忌有下俚氣味，須包容六合，渺視古今，高者薄青冥，下者徹重泉，庶可壓倒元、白。然此不必希慕高遠，只要心地超然，光明潔凈，亦不必自立門戶，只于日用飲食、語默取與之際，時求合理，惟公惟恕，便不為鄙穢所染矣。凡私己求勝，喜聲譽，競是非，好談人短，皆是下俚氣味。大人量含太虛，萬物一體，何己可私？何人可勝？人之短皆己之短，豈敢輕談？有檢身不暇，豈敢見人之短？此皆是目前實事，雖非悟后之修，亦是夢中之覺，愿與諸生勉之。[20]

這段話明白闡述了袁氏一貫的作文宗旨——立意高遠、格局廣大、切忌俚俗。

遍觀《袁了凡文集》中的文字，平易直白則有之，卻沒有一絲一毫的粗鄙之氣。所謂文如其人，這與袁氏本人的境界修為、氣象格局是一致的，當時另一位文章大家唐順之對他為人為文的評價可謂精當——“世情頗淡”，也就是說袁氏文章帶有一種天然的高雅氣質，世俗之風不可侵染。

《袁了凡文集》

反觀《演義》文字，市井俗氣之語時或見之，粗鄙不文的描摹所在多有，這當然與其白話通俗小說的性質有關，但也應該與作者本人的格調不無關系。總之，《演義》文字與袁氏手筆，無論是筆法筆調抑或精神氣象都迥然相異。

（四）從袁氏對小說所持態度來看。

白話通俗小說在中國古代難登大雅之堂，除了在精英階層眼中白話不夠雅馴之外，主要在于它們主要是面對庶民大眾，為中下層“說法”，因此不可避免要夾雜下層的思想意識形態，有時甚至需要著意迎合下層人士的喜好。

對于小說的這一弊病，袁氏有清晰的認識，他說：

《袁黃傳》

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當戒已也。嘗見讀書才士，與一切伶俐俊少，談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摸，一唱百合。每因言者津津，遂致聽者躍躍。夫奸惡陰私，實系終身名節。一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人蒙垢，子孫懷慚。上干天怒，莫此為甚。

……若夫傳奇小說，多屬子虛，雖意取譏時，或理含警世，而上智難概，中下為多，披覽之余，動心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21]

以上引自袁氏所作《遏淫說》，該文雖短，卻透露了兩層重要信息。

一方面，該文顯然屬于面向士庶民眾宣教呼吁的勸善文章，寫得平白曉暢，但是仍然使用文言，延續袁氏一貫風格。

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里透露了袁氏對于小說文體的一個明確而成熟的個人觀點，即傳奇小說這種題材即便是“意取譏時”、“理含警世”，都是不可取、不可作、不可傳的，因為面對下層社會讀者的時候，善惡難以辨別，效果難以保證，易于造“孽”。

這也就是前人所謂，“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的深意所在。即使作者懷有警世勸善之心，又如何確保讀者均為“菩薩”、“君子”呢？

根據袁氏對于小說所持有的負面態度，也可以判定他不會創作《演義》這一通俗白話小說。

細勘《演義》中的部分章節，如“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卷之五）”中太叔疾與宋長女私會等情節，情欲描寫較為直截露骨，怎么可能出自顧慮人們“披覽之余”“動心失性”的袁氏筆下？

《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五）從門人和養子的記述來看。

萬歷三十三年（1605），亦即袁氏去世前一年，袁氏弟子楊士范以“游先生門下三十余年”的資深弟子身份，為準備交由“建陽余氏”梓行的《了凡雜著》作序。

萬歷三十三年建陽余氏刊本《了凡雜著》收錄了袁氏的著作共計九種十七卷，分別為：《訓兒俗說》一卷、《靜坐要訣》一卷、《祈嗣真詮》一卷、《袁生懺法》、《凈行別品》、《河圖洛書解》合一卷、《勸農書》一卷、《皇都水利》一卷、《詩外別傳》二卷、《歷法新書》五卷、《寶坻政書》四卷。

楊士范又在《刻了凡雜著序》中詳細列舉了袁氏“雜著”之外的諸種著作——

先生（指袁黃——引者注）又以其余力發揮古先圣人之書，讀《易》則有《袁氏易傳》三十卷，讀詩則有《毛詩袁箋》二十卷，讀《書》則有《尚書大旨》十二卷，讀《春秋》則有《義例全書》十八卷，讀《禮》則有《禮記略說》、《周禮正經解義》共二十卷，讀《四書》則有《疏意》二十四卷，外古使有《袁氏通史》一千卷，今史有《皇明正史》四百卷，皆未梓行。[22]

《袁黃前傳》

《了凡雜著》梓行的袁氏著作，加上楊士范所述其他的著作，可以大概看清袁氏晚年一生著作的大概面貌。其中，沒有提到有《演義》之類的小說著作。

袁氏養子葉紹袁（1589-1648），字仲韶，晚號天寥道人，天啟五年進士，吳江葉家埭人，其父葉重第與袁氏同榜進士。他自幼在袁黃家長大，與袁黃之子袁儼（1581-1627）相交“數十年，異姓骨肉兄弟之好，始終如一，晦明風雨、歡悲欣戚無不同之”。共同修習舉業，故名“紹袁”。他與袁氏兩代人淵源深厚，關系非同一般，尤其對袁氏晚年狀況知之甚悉。

在《湖隱外史》中，他記述袁氏著述云：

袁司馬先生（指袁黃——引者注），有《圖書解》、《歷法新書》、《屯田馬政治河考》、《農書》、《易說》、《尚書中庸疏意》、《舉業文規》、《心鵠》、《群書備考》、《兩行齋集》。[23]

可見，無論是袁氏晚年的親近門人還是養子，均未提及袁氏曾經撰寫《演義》之類通俗小說性質書籍。

（六）從袁氏晚年著述及出版情況來看。

袁氏經歷了漫長的科舉生涯，直至萬歷十四年（1586）第六次參加會試考中進士，時年已經54歲。后又奔波仕途，致仕返鄉在萬歷二十一年（1593），正式開啟鄉紳生涯。直至萬歷三十四年去世，袁氏主要從事教子（其子袁儼生于萬歷九年，袁氏其時49歲）和科舉考試參考書的編撰工作。[24]

《大醫袁了凡》

當然，袁氏壯年時期即關注舉業作文并注意總結經驗，編寫舉業參考用書并非始于晚年閑居之時。[25]在這期間他撰寫出版了一部“大書”——《游藝塾文規》及其續編。

《游藝塾文規》共十卷，除第一卷論述八股文創作理論以及本人舉業經歷外，其余各卷對萬歷八年至二十九年的程文墨卷從作文技法角度做了詳細剖析，以供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參考。該書扉頁“題識”稱：

了凡先生舊有《談文錄》、《舉業彀率》及《心鵠》等書刊布海內，久為藝林所傳誦。近杜門教子，復將新科墨卷自破而承而小講、大講，分類評訂，如何而元，如何而魁，如何中式，一覽了然。[26]

該書完成后，袁氏又編撰了共計十八卷的《游藝塾續文規》，前九卷為“三十六家論文”，其中三至五卷為“了凡袁先生論文”，幾乎囊括了明代萬歷三十二年之前所有八股文大家，諸如王守仁、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旗、茅坤、沈位、徐常吉、杜偉、郭子章、顧憲成、吳默、董其昌、王衡、孫月峰、馮夢禎、李廷機、袁宗道、陶望齡、湯賓尹等；后九卷是對萬歷三十年鄉試和萬歷三十二年會試程文墨卷的評析。

《游藝塾文規》正續編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袁氏晚年的志趣和工作，一邊忙于教子，一邊編印科舉書籍，并不具備創作長篇通俗小說的時間條件。

此外，當時袁氏著作可謂炙手可熱、頗為暢銷，一旦脫稿，即由著名的出版商“建陽余氏”專門梓行（《了凡雜著》即由“建陽余氏”刻行）。這一方面與晚明出版業的發達有關，更源于袁氏本身的“名家”身份。

假如袁氏確實寫了《演義》這一小說，肯定會被敏感把握市場需求的書商刊刻流通（《立命篇》的刻行既是證明），怎會待到崇禎十三年再由名不見經傳的“癯道人”、“磊道人”作序刻行？

四、考證與辨析

（一）關于“晉人有馮婦者（卷三十九）”卷末結尾涉袁評語的問題。

該卷總評第二條云：“世上人如馮婦者多矣，使非了凡老子破句點出，則馮婦搏虎，仍舊是個俗物，必如此方婉轉有情。”

的確，誠如黃、王《考》指出的，點校者李致忠先生未注意此條評語（書目文獻出版社點校本《演義》無此句），但倘若據此認為“評點者已經透露了此書作者的重要信息”，“此條總評無疑是袁黃為《演義》作者的一個確證”，未免失之武斷。

《四書刪正》

其實，對于《孟子》此章的破句問題源于袁氏所作一部“兼具《四書》闡釋和科舉參考性質”的書籍——《四書刪正》。《演義》此卷題目“晉人有馮婦者”語出《孟子·盡心章句下》，原文為：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朱熹《四書集注》以及歷來沿用的標準句讀都是如此。袁氏卻對此持有異議，其《四書刪正》“下孟”就此指出：“‘卒為善’，作句；‘士則之’，作句。下‘為士者笑之’，正與‘士則之’相應。依袁氏之見，此章標點應為：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了凡四訓澤后世：嘉善居士袁黃》

所謂“破句”，指在不是一句的地方斷句，并非“破《孟子》眾句而成單句文題”[27]。總體來看，這篇故事的基本是按照袁氏斷句的事理邏輯進行敘述的。

事實上，《四書刪正》原名《四書便蒙》，刻行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于萬歷年間改名為《四書刪正》并多次重刊。[28]

該書雖為舉業士子而作，卻并非探討文章技巧之書，而是以陽明心學立場對于儒家《四書》所作的新詮釋。該書內頁題曰“了凡袁先生四書刪正兼疏意”，上署“袁衙藏版”，旁邊小注云：“國家舉業宗朱傳，年年墨守，超軼而上，勢實艱之，故稍為刪正，以便兒曹習讀。”[29]

可見，該書的寫作緣由，是深憾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為代表的《四書》傳注之弊，以及對打破當時士子墨守朱子學說的期待。

此書在晚明頗受追捧，“五十年來遍傳天下”[30]。由于影響較大并引發爭議，遭到官方禁毀，但是“禁之愈嚴，而四方學者趨之愈眾”[31]。可以推斷，晚明讀過袁氏《四書刪正》并對朱熹《四書集注》抱有異議者應該大有人在。

其實，此一“《孟子》破句公案”并非始于袁黃。其《游藝塾續文規》卷三“了凡袁先生論文”云：

先，曾祖落泉（應為菊泉—引者注）先生嘗言季文奇士，其所著書盡有精義，即句讀間亦多可采者。……《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善”字作句，“士則之”，“之”字作句，“野”字連下讀，此千古一定之理。當時肉食者鄙，不復細閱，一概廢毀之，豈但非朝廷右文之意，兼亦非朱子求益之心矣。[32]

《了凡及其善學思想二十六講》

可見，這一句讀之法最早源于明初儒者朱季文，只不過袁氏沿襲這一看法，并使之通過《四書刪正》廣泛流傳。

由此可見，不論是《演義》作者還是評點者，均十分熟悉袁氏《四書刪正》一書及其觀點，這是袁氏屬于知名人士且著作暢銷使然，而不能成為袁氏創作《演義》的證據。

（二）關于“援釋道入儒”。

黃、王《考》認為袁氏“自詡儒門弟子，又是釋道信徒，將佛教輪回報應之說和道家勸善思想融入儒家仁義學說”，而“《演義》中涉及佛教輪回、因果報應之說者”比比皆是，“涉及道家者也屢有所見”，“眾多故事中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充分呈現出袁黃思想的兩大特征，即使是其入室弟子也難以具備乃師這種以特定的思想既統攬全局，又將其絲絲入扣地滲透到幾乎所有的故事中去的組織力量”，因此斷定“袁黃就是《演義》的作者。”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袁氏雖然以儒為宗，但卻繼承了王守仁、王畿的思想品格，深受佛道二教影響，屬于匯通三教的陽明后學。這既與個人思想趨向緊密相連，又與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息息相關，卻不能成為《演義》為袁氏所作的佐證。[33]

王陽明塑像

事實上，明代嘉靖、隆慶、萬歷三朝正是三教匯通的高峰時期。學者指出，嘉靖、隆慶之后，隨著陽明心學勃興，三教匯通儼然成為時代的潮流，“蓋心學盛行之時，無不講三教歸一者也。”[34]

佛教經歷明代中期的低迷，至晚明而高僧輩出，且都抱有較為開放的胸襟，容受一切佛法，等視各宗各派，禪宗典籍的著述也相當豐碩，步入“中國佛教復興的時代”[35]。

道教方面，由于最高統治者的崇奉，導致許多道教中人直接參政，直接左右政治生態，其多神崇拜、內丹修養、行善積功等觀念廣泛滲透至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并在民間蔓延滋長。

柳存仁在其《明儒與道教》中說：“在明代思想史中，道教的影響力的確很大，大到也許比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許多新儒家像王陽明、王龍溪、湛甘泉、羅近溪這些人每一個人所能夠個別地給予當時的影響要大得多。”[36]

坦率地說，佛道二教之于晚明社會的影響，絕不僅僅存在于精英思想家的言論和著作之中，更體現在世俗民間的方方面面。

已有學者指出，晚明時代“理學家談禪、講內丹，佛教徒論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道教徒講明心見性、談解脫。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并且還反映到民間秘密宗教結社的教理教義之中、問學作品之中、民眾的思想信仰和行為舉止上”[37]。

顯然，三教匯通作為晚明時代思潮和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反映在《演義》等通俗文學作品上原非奇事，而具有三教融合思想特質的精英學者乃至下層民眾所在多有，遠非袁氏一人，不能據此將袁氏與《演義》作者聯系起來。

李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三）關于“因果報應思想”的問題。

黃、王《考》指出：“《演義》許多故事開頭號和結尾關于因果報應、善惡輪回的大段議論無疑是本書作者即興發揮的，同樣與袁黃收入《游藝塾續文規》卷一的《科舉全憑陰德》、《謙虛利中》、《立命之學》等篇中所發的議論似曾相識。”

其實，道德主義和陰騭思想是袁氏著述的特色之一，正如其門人所指出的，“先生（指袁黃—引者注）衍貫古今，究極玄奧……而愛物之心，實其天性，故舉子業則心術、陰騭其所重，而祈嗣必本之改過、積善”[38]。

但是如果將《演義》這一小說文本所宣揚的因果報應理念，與袁氏著述聯系起來，則未免牽強。

原因在于，明代大多數世情小說作品，包括“三言二拍”在內，幾乎都包含著因果報應的宿命論思想。這是因為果報觀念在我國源遠流長，并與傳入的佛教思想相融合，形成了明代中后期普遍的社會文化心理。因果報應思想消極落后的一面顯而易見，但另一方面表達了懲惡揚善的理想和愿望，體現出作者規誡教化的目的。

《觀世相：古典小說里的浮生與世情》，苗懷明主編，貴州人民出版

寬泛來講，《西游記》、《金瓶梅》以及后來的《醒世姻緣傳》都包含著濃厚的因果報應思想，具有警世勸善的作用。可見，《演義》帶有濃厚的因果報應思想并非個例，而是明代小說文本的一種普遍現象，更無法由此推斷袁氏為該書作者。

（四）關于袁氏所作《四書刪正》。

《四書刪正》為袁氏早年作品，后一再梓行，其晚年回顧寫作緣由云：

從此而讀《五經》、《四書》，見孔孟之言，句句皆是家常實話，而宋儒訓詁，如舉火焚空，一毫不著。憫正學之榛蕪，開久迷之眼目，《四書》作《便蒙書》，“書經”作《詳節》，大刪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于嘉靖乙卯年刻行，五十年來遍傳天下。當時并不書弟之名，故家家傳習，并無議論。近有友人改作《刪正》，而列弟名于上。夫不書名，則意在指迷，而可以相忘于物議；一書名，則跡涉賈譽，而遂來眾口之呶呶。蓋世間所忌者正在名，而今適犯其所忌也。[39]

由此可見，袁氏所以寫作此書，乃是不滿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在四書詮釋上存在的陳腐、空疏、支離之弊——“如舉火焚空，一毫不著”。而“憫正學之榛蕪，開久迷之眼目”的愿景，也表明作為陽明后學的他對于打破當時舉業士子一味遵從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拘泥于宋儒訓詁之學的沉悶氣氛的期待。

其具體做法，是“大刪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并進行重新詮釋。“嘉靖乙卯”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袁氏年方23歲，據其所言，《四書刪正》底本“四書便蒙書”當時即已刊行。

《四書章句集注》

此處兩個細節尤其值得注意：一、該書的寫作手法是“大刪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二、袁氏作“四書便蒙書”并未署名，直到晚年（萬歷三十二年）方有友人將書名改為“刪正”，并代署袁黃之名。

事實上，晚明士大夫對“四書”進行重新闡釋者所在多有，并不能因為曾經撰寫“四書”方面的論著，將其與《演義》聯系起來。

明代前期，官方尊崇程朱思想，科舉考試“一尊朱注”，意識形態高度統一，在一定程度上鉗制了士人的思想，禁錮了風氣。

明代中期以后，陽明心學風行草偃般地傳播開來，影響所及，對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官方意識形態造成一定沖擊。

反映在四書詮釋方面，一批有別于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援引陽明心學對四書進行詮釋的著作涌現出來，如：孫應鰲（1527-1584）《四書近語》、管志道（1536-1608）《孟義訂測》、焦竑（1541-1620）《焦氏四書講錄》、葛寅亮（生卒年不詳，萬歷二十九年進士）《四書湖南講》、周汝登（1547-1629）《四書宗旨》、鹿善繼（1575-1636）《四書說約》等。

《考官·命題·文風：明代鄉會試四書文命題研究》，陳維昭著，上海

袁氏《四書刪正》正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作品，不能據此推斷其為《演義》作者。

（五）關于《演義》征引并演繹袁氏《立命篇》中“支立之父”故事的問題。

李致忠先生指出“《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中表現的某些釋家思想，實在令人生疑就是袁黃思想的再現”，由于沒有確證，他轉而認為“最大的可能是袁黃的門生后人所為”，因為《演義》卷之五“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中引支立之父一事，文中寫道：“這故事卻也不近不遠，出在本朝那袁了翁所著的《立命篇》上”，并且后面又附了一首夸贊袁了凡的五言古詩——“假令尋稗史，猶說事荒蕪。惟有袁老子，身為當代模。出言既不茍，著書豈糊涂。好尚求古賢，虛聲不敢沽。觀其談理義，在在遺皮膚。鏤心復琢髓，了凡號匪誣。所以有所傳，朝野交相趨。我今演斯紀，庶曰報應圖。”

黃、王《考》據此指出，“確信袁黃就是《演義》的作者，并不排除其門人弟子后來修改的可能性，因為在袁黃的眾多著述中，其弟子后來將其文稿整理編輯成書者并非個別。”

對于以上兩種觀點筆者不敢茍同，相反，本卷引用袁氏《立命篇》中的故事恰恰可以作為袁氏絕非《演義》作者的確證。原因何在？在于細節。

袁氏《立命篇》所述“支立之父”故事云：

無論闔郡，就吾一縣言之。支立之父，為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為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扣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希。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為箕帚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為備禮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為學博。祿生大綸，登第。[40]

《立命篇》

可見，支立與袁氏同為嘉善人，由于支家在袁氏時代已經成為名門顯宦，其家族故事早為嘉善地區民眾耳熟能詳，故袁氏對其知之甚稔。

然而，《演義》中對于這一故事的述說卻別有一番境況，其云——

卻說那一個有報有應的人，你道他是何等樣人？他是本朝進士，身中大魁，姓支名立，未查籍貫何方，想亦不出這十五國都之外，決是衣冠文物之鄉，才生得這一位高英之彥。如今且不說他得意科場，掛名金榜，那般樣的榮華富貴，快意適情，身擁豐厚，結靷連駟，呼奴使婢，揖抗諸侯之庭，延譽四海之外這許多妙事。且說他的父親為人，真乃是個隱君子流。

“未查籍貫何方，想亦不出這十五國都之外”一句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演義》作者根本不清楚支立的籍貫！這就說明，《演義》作者根本不是袁黃，甚至也不是嘉興府嘉善縣區域之內的人，因為支立的故事在當時當地廣為人知。

線裝書局影印本《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其實，孫秀君教授早已敏銳指出，袁氏“四書”著述（主要是《四書刪正》、《四書訓兒俗說》）中的部分觀點與《演義》的情節敘事有明顯差異。筆者認為，這是袁氏并非《演義》作者的直接而又確切的證據。

現將孫教授研究的具體內容簡化并開列如下：

其一，關于“閔子騫是否曾臣于季氏的問題”，袁氏《四書訓兒俗說》并未明白贊成或者反對，其《四書刪正》則云：“當時卿大夫皆公族世官，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大夫者。……說者乃謂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門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此臆說不足據也。《家語》載閔子為季氏宰，問政孔子，告以馭人如馭馬，其說甚長。則閔子嘗臣季氏矣。”也就是說，以袁氏來看，閔子確實曾經臣于季氏，《演義》卻采信閔子未仕于季氏的說法。

其二，關于“伯夷叔齊諫伐而餓之事”，袁氏《四書訓兒俗說》未對此多加解釋，其《四書刪正》則云：“夷齊諫伐而餓，朱子信而置之傳中，本朝學士王直普‘夷齊十辨’備證其無此事。”顯然，袁氏對于朱子相信“夷齊諫伐而餓”抱有異議，其更加傾向于明代學者王直普的觀點（“其無此事”），而《演義》卻采信“伯夷叔齊諫伐而餓”的觀點。

其三，關于“優孟學孫叔敖”的問題，袁氏《兩行齋集》卷三“優孟學孫叔敖辯”云：“須眉面目安得變而肖之？楚王與敖處幾年矣，豈不能別真偽哉？縱使形容畢肖，王及左右已知其死久矣，何自而疑其復生，又何自而即欲相之耶？其言甚誕不足信。”可見，袁氏認為《史記》的這一說法頗為荒謬，而《演義》則采信“優孟學孫叔敖”的說法。

《袁了凡先生釋義西廂記》

綜上所述，《演義》絕非袁氏所作，甚至也不可能出自嘉善地區袁氏晚輩或門生之手；根據考證，吾人能夠推斷《演義》作者是晚明時期深受袁氏思想影響并崇拜袁氏的一位讀書人。

注釋：

[1] 孫秀君：《<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作者研究》，《東海中文學報》（第15期），2003年7月，第159頁。

[2] 參見黃強、王玉超：《<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為袁黃所作考》，《明清小說研究》，2008年第1期，第286-299頁。

[3] 柳存仁：《和風堂文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36頁。

[4] 參見筆者著：《從精英到民間：袁了凡思想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頁。另見（明）袁黃：《袁了凡文集》“袁了凡簡介”，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注：后文注釋該書一律簡稱“《文集》”。

[5] 善書，亦稱勸善書，是指以因果報應的說教宣傳倫理道德、勸人從善去惡的通俗教化書籍，民間也將這類書籍稱為“勸世文”或“因果書”。參見陳霞：《道家勸善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第2頁。

[6] 關于《了凡四訓》并非袁氏本人生前自定家訓，而是后人輯錄的善書文本，具體詳見林志鵬《從<了凡四訓>到<訓兒俗說>——關于袁了凡及其家風家訓的思想史考察》，《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44頁。

[7] 參見《文集》，第877頁。

[8] （明）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之一，“人譜自序”。

[9] （明）朱鶴齡：《愚庵小集》卷上“贈尚寶少卿了凡袁公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0] （清）彭紹升著，趙嗣滄點校：《居士傳》，成都：成都古籍書店，2000年，第237-243頁。另外，被彭氏列入《居士傳》中的儒家人物大有人在，如以晚明時期為例，主要包括：趙大洲、管志道、楊起元、陶望齡、王肯堂、焦竑、李贄等人。參氏著，趙嗣滄點校：《居士傳》，成都：成都古籍書店，2000年。

[11] 紫柏真可、密藏道開稱了凡為“了凡居士”，參見（明）紫柏真可：《紫柏大師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06頁；（明）密藏法師：《密藏開禪師遺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1年，第10頁。

[12] 《文集》，第1868頁。

[13] 關于袁氏對王畿、羅汝芳（“二溪”）思想的繼承發揚，詳見林志鵬著：《從精英到民間：袁了凡思想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44頁。

[14]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臺北：廣雅出版社，1983年10月初版，第130頁。

[15] 李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第1-2頁。

[16] 《文集》，第1337頁。

[17] 《文集》，第1317頁。

[18] 《文集》，第67頁。

[19] 酒井忠夫對袁氏著述的梳理，參見氏著，劉岳兵等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3-309頁。

[20]（明）袁黃著，黃強、徐珊珊校訂：《〈游藝塾文規〉正續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2-213頁。

[21] 《文集》，第903-904頁。

[22] 《文集》，第1-2頁。

[23] 吳江汾湖經濟開發區，吳江市檔案局編：《分湖三志》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第253頁。

[24] 參見筆者“袁了凡年表事略”，林志鵬著：《從精英到民間：袁了凡思想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85-191頁。

[25] 關于袁氏大量編撰出版舉業參考書的情況，可以參考張獻忠：《袁黃與科舉考試用書的編纂——兼談明代科舉考試的兩個問題》，《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第193-199頁。

[26] （明）袁黃著，黃強、徐珊珊校訂：《〈游藝塾文規〉正續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頁。

[27] 黃強、王玉超：《<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為袁黃所作考》，《明清小說研究》，2008年第1期，第288頁。

[28] 參見拙文《袁黃〈四書刪正〉考述》，《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3期。

[29] （明）袁黃：《四書刪正》，內頁，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30] （明）袁黃撰，黃強、徐珊珊校訂：《游藝塾文規》正續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51頁。

[31] （明）袁黃：《袁了凡文集》，線裝書局，2006年，第2頁。

[32] （明）袁黃撰，黃強、徐珊珊校訂：《游藝塾文規》正續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56頁。

[33] 參見筆者“匯通三教的陽明后學”，林志鵬著：《從精英到民間：袁了凡思想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43頁。

[34]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二，子部四十二，雜家類存目九，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78頁。

[35] 圣嚴法師：《明末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頁。

[36] 柳存仁：《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46頁。

[37] 唐大潮：《明清之際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43頁。

[38] 《文集》，第67頁。

[39] （明）袁黃撰，黃強、徐珊珊校訂：《游藝塾文規》正續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51頁。

[40] （明）袁黃撰，林志鵬點校：《立命篇》（日本內閣文庫藏版），第15-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