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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者按：這是一篇對我研究生涯至關重要的舊文，在時下這個關稅戰疊加“逆美元化”的環境中，這篇演講的含金量還在增加。卡尼現已成為加拿大首腦，而加拿大又是此輪關稅紛爭中被特朗普重點照顧的國家，非常期待看到卡尼的應對策略。

請注意，2017年時的一些經濟情況已經與時下大不相同，但是很多東西你可以反過來看來獲得一些洞見，你也可以把當時Brexit與現在特朗普主導的USExit做類比，思考資產價格和通脹/就業權衡的影響。

演講者：馬克·卡尼

時任英國銀行行長，現加拿大總理

2017年9月18日（請注意演講時間）

一、引言

在擔任首席執行官期間，米歇爾·卡梅達斯見證了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柏林墻倒塌，資本管制放寬，歐元誕生，以及中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做準備。產品與金融市場日益融合，年均貿易增長率達到10%，年均資本流動上升20%，全球有效勞動力翻了一番，超過十億人口因此擺脫貧困。

然而，中央銀行如今需要應對這樣一個問題——全球化帶來的通脹影響。各國央行不僅要考量全球經濟松弛（slack）與國內通脹間的周期性關系，也必須關注全球化帶來的長期結構性因素如何改變本國通脹動態，并進而影響國內貨幣政策的取向。如今，當全球化步伐放緩甚至逆轉時，如何確保價格穩定也成為央行面臨的重要課題。

這一議題對英國銀行尤為相關，因為受脫歐推動的“去整合”進程將對英國的通脹預期產生長遠影響。接下來，我將以這一例子說明全球因素如何既影響國內通脹動態，也制約中央銀行實現價格穩定的能力。

二、全球化與通脹

雖然全球版的菲利普斯曲線依然存在（參見圖表1），但全球化進程伴隨著國內經濟松弛與國內物價間關系的減弱（圖表2），與此同時，全球因素對國內物價的影響卻日益凸顯。

在數據上看，當下各國的總體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通脹率之間的相關性可與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相媲美（圖表3a），由此有人認為全球因素正扮演主導角色。這一觀點還得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后“消失的去通脹”現象以及發達經濟體中日益顯現的工資難題的支持。甚至有人建議，應大幅下調通脹目標，從而全面調整貨幣政策框架。

需要提供一些背景：

關于發達經濟體面臨的工資難題，我們必須認識到，危機后的結構性改革已經降低了自然失業率，并通過擴展勞動力市場松弛的范疇（包括非自愿就業不足）來應對；此外，工資疲軟也可視為生產力長期低迷的一個后果。

而總體而言，最近通脹各國間高度相關，是由金融危機和商品超級周期等全球性沖擊共同推動的；實際上，核心通脹幾乎沒有共振，而是與各國不同的基本經濟狀況相符（圖3b）。

迄今為止，中央銀行還是能保持其貨幣主權，通過應對全球一體化帶來的長期反通脹力量順利完成任務。

然而，不能忽視的是，面對全球力量，央行維持價格穩定依然存在不小的挑戰。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加上全球需求長期同步疲弱，均可能壓制工資增長預期；而技術變革——尤其是那些可能推動服務市場全球化的技術——則有可能進一步加深通縮；此外，在政策利率接近有效下限的情況下，全球金融周期也可能加大將國內通脹拉回目標的難度。

在這種環境中為貨幣政策規劃路徑需要對全球化如何同時影響通脹以及貨幣政策取向有著細致的理解。接下來，我將轉向這一問題。

全球力量對國內通脹的影響

在封閉經濟體中，通脹壓力主要取決于國內成本的變化，而這些成本又由國內供需平衡（即閑置產能）決定。

相比之下，在開放經濟體中，情況則大不相同。首先，外部需求會壓迫國內資源利用率，從而推高通脹。過去半個世紀中，這一渠道的重要性不斷增強。（圖4）

其次，進口價格對國內通脹既有直接影響——通過私人部門購買的最終商品和服務價格；又有間接影響——通過生產這些最終產品時所使用的中間品價格。

多年來，直接效應始終為經濟體帶來一定的反通脹壓力。將低成本生產者融入全球經濟，實際上就好比提高了發達經濟體的潛在供給水平，從而提升了與通脹目標相符的支出水平。迄今為止，這種通縮效應主要影響了貨物價格（圖5），因為商品貿易的自由化程度遠高于服務貿易。為實現通脹目標，各國政策制定者只能容忍相對較高的服務價格通脹。例如，英國在過去二十年中其核心商品價格平均每年下降0.3%，而服務價格則平均上漲3.4%，從而使總體CPI基本達標。

此外，全球化使得進口中間品在國內生產中的使用量大幅增加。信息通信技術革命促成了生產分拆和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工資差也使得這種分工更為有利可圖。過去二十年中，中間品貿易占貿易總額增長的80%（見圖6），使得進口產品的增加值占出口的比重從1990年的10%上升到2015年的約20%。

隨著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國家間生產者價格的同步性增強，同時也使得國內通脹對全球壓力更為敏感，而對國內經濟松弛變化的反應則趨于遲緩。研究表明，進口中間產品在GDP中所占份額每翻一番，全球因素對國內通脹的重要性就會增加一倍。與此一致，英國央行的研究發現，消費進口強度每增加1個百分點，通脹對國內松弛的敏感度就降低1%，而這種效應的強弱還取決于生產者在進口中間品和國內替代品之間切換的難易程度。

貨幣政策制定者必須考慮中間貿易的影響，因為與商品沖擊不同，進口價格變化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通過供應鏈傳導到最終商品價格，從而在政策關注的時間區間內影響通脹。

最后，勞動力市場構成了全球化影響國內通脹的第三道渠道。需要明確的是，近幾十年來影響勞動力市場的不僅僅是全球化，其中技術進步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技術而非全球化才是發達經濟體中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但全球化效應依然不可忽視。

全球實際勞動力的倍增帶來了巨大的正供給沖擊，推動了低技能勞動密集型商品和服務向低成本國家轉移，而高技能密集型產業則逐漸在發達經濟體集中。全球價值鏈的不斷深化，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效應。與此同時，全球化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競爭，削弱了國內市場中勞動力松弛抑制通脹的作用，即企業更容易通過離岸或吸納國外勞動力來填補空缺，從而壓低了工人的議價能力和工資預期。

總體來看，這種競爭既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相對工資，也減輕了整體通脹壓力，但同時也帶來了漫長而陣痛的結構性調整過程。

這些通過外部需求、進口價格和全球勞動力市場三大渠道傳遞的效應，可以用菲利普斯曲線來說明（下圖）。

外部需求的變化將引起菲利普斯曲線上的移動，因為國內企業會相應地調整產能利用率（1）。

隨著產品和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一系列正向的供給沖擊使菲利普斯曲線出現平行向下的移動（2）。只要一體化持續，這些向下的移動就會繼續存在。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部分原因在于數字平臺的出現可能會將這一過程擴展到更廣泛的商品和服務市場。國內經濟需要以更緊縮的閑置產能運行，以適應這些抑制通脹的效應。

全球化帶來的競爭壓力（既包括實際存在的，也包括潛在的競爭）也通過產品和勞動力市場降低了通脹對國內閑置產能的反應性，從而使菲利普斯曲線的斜率趨于平坦（3）。

因此，貨幣政策必須綜合考慮所有這些效應，并總體上讓國內經濟以更緊縮的閑置產能運行，以便適應這些影響。

三.全球力量對貨幣政策取向的影響

全球化不僅改變了國內供需與通脹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影響了實現通脹目標所需的貨幣政策環境。全球一體化不僅改變了國內政策傳導機制，還影響了外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以及長期均衡利率水平。

過去三十年來，一系列深層次因素使得世界實際利率下降了450個基點（見圖7和圖8），主要原因包括：

• 資本相對價格較低（部分原因是投資相對不足）；

• 金融中介成本上升（受金融改革影響）；

• 公共投資減少；

• 私人部門加速去杠桿。

另外，人口老齡化和收入分配的變化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據估計，由于全球人口老齡化和預期壽命延長，退休儲蓄增加自1990年以來已將全球實際利率降低約140個基點，并可能在2025年前再下降35個基點。關鍵在于，即使人口趨勢趨于穩定，其影響仍將持續——因為存量效應更甚于流量效應。

通過改變收入分配，全球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還可能進一步降低全球自然利率。發達經濟體中低技能工人工資下降將收入轉移給儲蓄傾向較高的高技能工人，而新興市場由于結構性高儲蓄也加劇了這一效應。

高跨境資本流動性使得各國資本回報趨于一致，任何較大差異都會迅速被套利機制抹平。

因此，全球因素已成為決定國內長期低實際利率的主要力量（圖9和圖10）。例如，英國央行分析表明，大約75%的英國長期均衡利率變動源自全球因素。美聯儲的部分經濟學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圖11）

與此同時，全球因素還影響著國內金融狀況，由此也對央行相對于短期均衡實際利率（r*）的政策取向產生影響。

跨國的借貸方與貸款方之間跨幣種的多重運作渠道，使得情緒和風險厭惡的變化會引發全球期限溢價的同步波動，從而影響借貸條件和抵押品估值。

基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析，英國央行的研究發現，單一全球因素能解釋發達經濟體中超過40%的國內金融狀況變化；作為金融中心的英國，這一比例甚至達到70%。

此外，英國政策利率中商業周期波動的約三分之一可歸因于外部沖擊。全球溢出的一個重要渠道當然是貨幣政策。未來幾年，可以合理預期全球期限溢價將上升，因為凈資產購買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這與過去四年內G4國家所有凈發行基本被有效吸收的情況大為不同。

美聯儲逐步減少其持有的美國國債這一備受關注的舉措最終可能會對全球金融狀況產生重大影響。雖然這種效應的具體程度和時機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但方向是明確的：減少所持有的資產規模應當會提高美國國債的期限溢價（這既是由于資產組合平衡效應，也源于信號效應）。美聯儲工作人員最近估計，資產負債表正常化最終可能導致美國10年期國債的期限溢價上升75個基點。根據7月的主要交易商調查，由于資產負債表縮減，預計未來兩年內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中位數上升幅度約為30個基點（四分位數范圍為20至50個基點）。無論如何，銀行的分析表明，美國國債期限溢價變動的約三分之二將隨著時間逐步傳導至英國。

四.貨幣政策框架是否需要調整？

總之，全球需求在對國內產能施壓（即菲利普斯曲線上的移動）方面變得更加重要，而各個層面——勞動力、最終商品與服務以及中間產品——的全球一體化則充當了一系列正向供給沖擊，進而產生了持續的降溫通脹壓力（即使菲利普斯曲線向下平移并趨于平坦）。

正如全球因素會影響國內閑置產能與通脹之間的關系一樣，它們也使中央銀行在制定政策以實現目標方面變得更加困難。重大的長期因素降低了均衡利率，這意味著中央銀行不得不使用非常規工具來提供經濟刺激。與此同時，開放且日益一體化的市場削弱了中央銀行對國內金融狀況的控制力。

在這種降溫通脹的挑戰后，有人認為貨幣政策框架應當進行全面改革。例如，Claudio Borio 最近提出，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持續，其長期降溫通脹效應可能會在經濟復蘇過程中壓倒因全球產出缺口縮小而帶來的周期性通脹壓力。遵循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傳統，Borio 鼓勵中央銀行“逆風而行”，即出于宏觀審慎考慮并適應積極的全球供給沖擊，接受較低的通脹結果。

在我看來，改變貨幣政策框架的門檻應當非常高。以英格蘭銀行為例，我們擁有一系列廣泛的宏觀審慎工具，使得貨幣政策可以作為防范金融穩定風險的最后一道防線。政府賦予我們的貨幣政策任務使得貨幣政策委員會（MPC）能夠在維護價格穩定的前提下，以必要的有限酌情權靈活應對包括全球化在內的實際沖擊。更普遍地講，就全球化所帶來的“良性通縮”而言，它往往伴隨著舊式 Fisher 債務通縮的潛在風險，而后者可能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

我也認識到，中央銀行通常已經能夠實現其目標，并且隨著全球擴張的增強和延展，周期性力量應該會緩解對中央銀行的制約。此外，隨著一些主要經濟體中的需求從消費轉向投資（見圖表12）以及財政政策變得不那么緊縮，短期均衡實際利率應當在各地上升。這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靜態的貨幣政策立場會變得更加寬松。

不過，我要提醒的是，長期內全球均衡實際利率受到重大長期因素的持續壓低，仍然意味著政策利率只會在有限程度上逐步上升，并最終穩定在遠低于危機前水平的水平。

五.脫歐：去全球化與通脹

英國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其貿易，尤其是與歐盟的貿易，是影響國內通脹壓力的重要因素。進口通脹的傳遞（包括持續的匯率變化帶來的影響）相當顯著，能夠在政策時間區間內實質性地影響通脹。而且，英國的金融狀況受到外國因素的影響程度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更高。

英國已經開始重新定義其與最大貿易和投資合作伙伴——歐盟的關系。需要明確的是，這一意圖并非轉而內向，而是旨在隨著時間推移增加開放度。具體來說，英國政府的目標是“與歐盟達成一項全面、大膽且雄心勃勃的自由貿易協定”。脫歐旨在增強英國與超出因歐盟成員身份而所覆蓋國家范圍之外的廣泛國家之間締結貿易和投資協定的能力。

但脫歐正是“回頭以更好地躍進”的一個例子。也就是說，與歐盟的開放度減少不太可能立即由與其他貿易伙伴建立同樣規模的新聯系來補償。即使能夠即時與其他伙伴達成新協議，商業關系的重新定位也將需要一些時間。

這使得脫歐相對于過去半個世紀的經驗顯得獨特。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它將成為去全球化而非全球化的一個典型例子。它將快速進行而非緩慢演變，其影響不會隱秘地逐步顯現，而是可以預見的。

讓我們來探討這些影響。

首先，脫歐最明顯的降溫通脹影響在于歐盟占英國出口量的44%。無論最終安排如何以及過渡期如何協商，短期內對需求的最重要影響將來自于進入單一市場的程度，因為英國在服務貿易上有1.5%的順差，而在商品貿易上則有5%的赤字。

對英國出口的外部需求也將反映出英國企業在歐盟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能否得以維持。英國出口中作為歐盟價值鏈中間組件的比例已從1995年大約占出口的1/5增加到2014年的大約1/3。英國不僅僅是向歐洲出口產品，而更多的是通過歐洲進行出口；它作為中間產品的供應商，為那些最終出口出歐盟大陸的成品提供關鍵組件。

保留其中某些供應鏈地位可能具有挑戰性，因為證據顯示，中間產品的貿易似乎對關稅等貿易成本更加敏感。鑒于地理鄰近對于中間產品貿易的重要性似乎高于終端商品的貿易，歐洲買家采購英國中間產品以及歐洲供應商向英國供應鏈提供中間產品的國際替代來源可能更難獲得。

這些影響以及過去30年的經驗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全球化具有降溫通脹效應，那么脫歐難道不會帶來通脹壓力嗎？

毫無疑問，這種脫鉤過程可以預期會使菲利普斯曲線變陡，因為來自歐洲的內置價值鏈中斷以及英國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競爭性的減少。此外，為適應新的貿易安排而進行的資本重新配置將需要時間，這在進行過程中會對經濟供給能力的增長產生壓力。如果英國進口的關稅提高，或者由于更廣泛的準入限制而使進口成本上升，那么這種更高的成本傳導至供應鏈，將使得菲利普斯曲線短期內上移。

這些通脹壓力可能還會因勞動力市場的變化而得到強化。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一樣，全球勞動力供應的擴展迫使英國最容易受到沖擊的工人（盡管他們并不總是技能最低的工人）經歷一段痛苦的調整期（見圖表14）。這一過程整體上降低了經濟的通脹壓力。

更高水平的移民在英國并未與整體工資增長以及通脹的顯著下降相關聯。銀行的研究表明，勞動力供應增加10%（相當于凈移民增加約265,000人）通常只會使通脹率降低大約0.1個百分點。這是因為移民變化對勞動力供應的影響基本上會被相應的需求變化所抵消。

這意味著，脫歐后凈移民的任何減少，最終在一般均衡下對價格的影響可能都很有限。然而，在較短期內，移民的突然減少可能會導致某些依賴移民勞動力的行業出現勞動力短缺，從而對通脹壓力產生更為明顯的影響。

此外，由于全球化使得英國雇主可以更容易地從海外調取勞動力并將業務轉移至海外，這種便利性可能對工資增長產生壓制作用——盡管這種競爭性影響的規模難以精確判斷。如果這些效應存在，則任何由于脫歐而導致的（無論是實際還是名義上的）勞動力限制，都應使工資菲利普斯曲線變得陡峭，從而增加國內工資對國內勞動力市場閑置狀況的敏感性（這與上圖中（3）所示的旋轉方向相反）。

英國的潛在供給能力本身也可能下降，因為部分與歐洲相關的產能將變得過時。貿易的減少和方向改變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對生產率造成壓力，這主要是由于比較優勢的喪失以及當英國企業從為歐盟客戶供貨轉向為世界其他地區的客戶供貨時供應鏈受到中斷。實證估計顯示，貿易萎縮20%在長期內可能會使生產率下降大約5%。實際影響將取決于因喪失對歐洲及第三國市場（通過歐洲貿易協定）的準入而失去的市場能否被多快替代。在這方面，英國首相今天在加拿大的會談具有潛在的重要意義。

關于匯率，由于英國經濟的開放程度高、使用本幣定價的程度較低以及大幅、持續的匯率變動具有相對緩慢但明顯的傳導效應，進口通脹對英國通脹動態的影響尤為重要。

大約60%的英鎊持續波動會傳導至進口價格，而這些進口價格的變化會（逐步）完全傳導至消費者價格。最終消費品和服務中進口的比例接近30%，其中大約一半緣于生產中使用的進口中間產品。因此，匯率變動10%預計將使進口價格上升6%，并最終使消費者價格大約上升1.6%。大約一半的進口價格上漲將在第一年內傳導，全部傳導大約需要四年的時間。

換句話說，在英國，大幅的匯率變動會產生與政策時限相關的價格動態。

脫歐后，英鎊將反映出英國貿易條件、供給能力和相對收入的變化。市場已經對其中一些效應做出了預期。最終，英鎊在脫歐時是升值還是貶值，將取決于最終協議相對于當時市場預期的條件。

轉向政策含義，必須認識到脫歐代表了一種實際沖擊，而對于這種沖擊，貨幣政策幾乎無能為力。貨幣政策無法阻止伴隨與歐盟建立新貿易安排而可能出現的實際收入下降，但它可以影響這一收入沖擊在失業與物價上漲之間的分配方式。同時，貨幣政策可以支持英國家庭和企業適應這種深刻變化。

總體而言，脫歐的脫鉤效應預期會使菲利普斯曲線變陡，并具有通脹性。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在于這種調整在多大程度上被提前顯現出來。

正是由于這種時機問題，貨幣政策委員會（MPC）一直強調，脫歐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并非自動發生。通脹前景將平衡以下因素：

正是由于這種時機問題，貨幣政策委員會（MPC）一直強調，脫歐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并非自動發生。通脹前景將需要在以下因素間取得平衡：一方面是由于匯率、較高關稅導致的進口通脹以及供應鏈和勞動力市場沖擊使菲利普斯曲線變陡而產生的通脹性壓力；另一方面則是歐盟對英國商品和服務需求減少、對支出的不利影響（包括由于預期增長放緩而導致的企業投資下降）以及國內需求中不確定性因素所帶來的降溫效應。所有這些因素的時機和規模都充滿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此外，MPC 的職責明確規定，在像脫歐這樣特殊情況下，委員會必須在確保以多快的速度將通脹可持續地拉回目標與提供對就業及經濟活動的支持之間進行權衡。

正因如此，在公投之后不久，英格蘭銀行宣布了一系列貨幣和金融措施，以支持經濟。這些措施旨在平衡公投后立即出現的兩難局面：既要確保通脹能夠可持續地回歸目標，又要支持就業和經濟增長（見圖表15）。

這一刺激措施正在發揮作用。信貸廣泛可得、借貸成本接近歷史最低水平、經濟表現超出預期、失業率達到42年來最低水平。因此，通脹與閑置產能之間的權衡正逐漸減弱。

英國家庭、企業和金融市場對英國脫離歐盟前景的反應存在速度和程度上的差異。總體而言，部分對需求的降溫沖擊被推遲了——這主要是因為英國還未完全脫離歐盟，而大多數通脹性渠道的影響已開始顯現。

金融市場方面，特別是英鎊，很快且顯著地重新評估了英國相對前景。自脫歐進程成為可能以來，英鎊匯率風險指標（ERI）已貶值約20%。以英鎊計價的英國股票自公投以來較全球先進經濟體股票表現低迷約30個百分點，同時英國長期實際收益率相對美國則下降了60個基點。

起初，家庭對于脫歐相關的不確定性并未做出強烈反應。但隨著英鎊貶值的后果在商店中逐漸顯現，并同時壓縮了家庭的實際收入，家庭支出隨之減少，從而拖累了經濟增長。

企業方面的反應則介于家庭和金融市場之間。自公投以來，企業在一個原本非常有利的環境下（外部環境強勁、資本成本低、盈利率較高且余力有限）也顯得投資意愿不足，明顯低于平時較為積極的水平。

這些效應的整體平衡導致英國經濟增長在2017年上半年放緩，而與此同時，其他G7國家的經濟增長則開始回升。預計英國的增長勢頭將一直弱于G7平均水平，直至2018年中期。實際上，在過去30年里，英國經濟僅在兩次情況下出現明顯的低迷：一次是在金融危機期間，另一次則是在1980年代后期的勞森經濟繁榮破裂之后。

在供給方面，英國脫歐進程的影響已初現端倪。與脫歐相關的不確定性使得一些企業推遲了擴充產能和進入新市場的決策。長期低迷的投資將限制資本存量的增長以及生產率的提高。事實上，如果貨幣政策委員會（MPC）目前的預測應驗，到2020年，投資水平預計將比公投前MPC預期的水平低20%。此外，公投以來，凈移民也下降了25%。

上述因素以及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生產率增長總體疲軟的背景下，英國經濟的供給能力在未來幾年內可能僅以適度的速度擴張。

最新指標顯示，英國需求的增長略高于潛在供給增長速度的下降速度，加劇了本已較為有限的閑置產能的持續侵蝕。實際上，最新的發展表明，經濟中剩余的閑置產能正在比預期更快地被吸收，未來三年內，通脹可能會持續超出2%的目標水平。

MPC的反應機制已經十分明確：由于閑置產能的持續流失，MPC所需在抑制通脹與支持經濟之間權衡的折衷變得越來越小，其他條件相同時，這也降低了MPC對高于目標通脹水平的容忍度。

正如委員會上周所陳述的那樣，如果經濟繼續沿著一個表明閑置產能持續減少以及內在通脹壓力逐步上升的路徑發展，并且這種情況進一步減少了原有的折衷權衡，那么在未來幾個月內，適度收緊貨幣政策以使通脹能可持續地回歸至目標水平可能是恰當的操作。

此外，全球實際利率下限（global r*）可能正在上升，這也強化了進行適度貨幣緊縮的理由——換句話說，貨幣政策需要調整以保持現狀。

未來任何加息預期均可能以漸進的步伐和有限的幅度進行，同時仍需確保貨幣政策能夠繼續為經濟提供實質性的支持。

當然，英國前景仍面臨諸多風險，其中包括家庭、企業和金融市場對與歐盟脫鉤相關事態發展的反應。MPC將根據這些發展對家庭和企業行為以及通脹前景的影響做出相應反應。

總結

在全球化浪潮興起之前，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改革提升了中央銀行的透明度和問責制。這種在貨幣政策上增強的信譽度使得通貨膨脹水平顯著下降，并大幅削弱了通脹對經濟閑置狀態變化的敏感性。與此同時，全球化通過促進更激烈的競爭，進一步強化了這些改革的成效。

在金融危機期間，貨幣政策制定者，包括貨幣政策委員會（MPC），正是憑借這種信譽度，在內外部通縮壓力下依然將通脹預期牢牢錨定。

無論未來外部對通脹的影響如何發展，英格蘭銀行現行的制度框架（目前正迎來其獨立貨幣政策20周年的紀念）都使得MPC具備了實現價格穩定的充分能力。

而決定英國中期繁榮的最關鍵因素，將是這個國家與歐盟建立的新關系以及由此催生的一系列改革。很多為了實現這一新均衡所必須進行的調整屬于結構性、實體性的改革，不完全在貨幣政策制定者的掌控之中。但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實現通脹目標，來為經濟中的實際調整提供平滑的過渡，并在面對巨大的外部沖擊后支持就業，從而為國家的持久繁榮打下堅實的基礎。這也正是MPC為英國人民謀取福祉所能作出的最佳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