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總結：人生最鐵的朋友是這幾類人：一起“同過窗”（同學）、一起“下過鄉”（知青）、一起“扛過槍”（當兵戰友）。我與胡濱占了其中兩個。我們是高中同學，又一起下鄉當知青。胡濱的離世，讓我生出一種無名的悲傷。

聽到胡濱去世的消息，是2025年3月11日下午5時，高中同學汪興芝，給我發微信：“深痛訃告：胡濱老師因病今天上午離世，愿胡老師一路走好，在天堂沒有病痛！”

胡濱老師

胡濱退休前，是湖北三峽大學生物與制藥學院的一名老師。而我認識胡濱，則是1973年初。距今已有整整52年。

在鄂西長陽土家族自治縣西部大山深處，有一個被稱為“宜昌新疆”的區域：榔坪。是宜昌地區版圖面積最大的鄉鎮。

當年，我父親劉定煥，為躲”紅衛兵“糾纏，自愿請調到長陽最偏遠的榔坪工作，任榔坪區委副書記兼樂園公社書記。我則從都鎮灣區古坪中小學，轉學到樂園公社響潭元中小學讀書。

1972年，正值鄧公出山教育“回潮”季，學校開始抓教學質量，我們的初中，多讀了半年，初中升高中，也由完全的貧下中農推薦，變成了推薦加考試結合。

1973年初，我以樂園公社正取第一名，進入了“長陽十中”（榔坪中學）上高中。這年的高中，原計劃的是招三個班，為抓質量，降為一個班，于是乎，我們這屆同學人數最少，只有55人。

僅從受教育角度講，我們的運氣非常好。當年，有一批右派分子“流放”到“宜昌新疆”榔坪教書，這些右派分子，都是教育界大才，記得在長陽十中任教的”右派“有吳新祥、鄭修梓、康保民等，康保民老師，就是胡濱的父親，教物理，胡濱的母親胡紫玲，教俄語，胡濱隨母姓。

當年，一對夫妻，同在一所學校教書的人很少。傳得最神的，是康保民老師與胡紫玲老師若發生家庭爭吵，他們都不會用中文，而是用俄語。因而，爭吵的是一些什么內容，大家都聽不懂，也就沒有人知道。

我還聽說，胡濱出生在哈爾濱，而取名胡濱。我們同學時，他用的名字則是胡斌，可能是寄托著父母對胡濱的期待吧。

就這樣，我與胡濱成為榔坪75屆高中班同學。

他戴一副近視眼鏡，高挑身材，白凈臉，寬額頭，全班只有他一個人戴眼鏡，真有點“鶴立雞群”的味道。他的學習成績，綜合排名一直是全班第一名。

高中兩年轉眼結束。當年，高中畢業后，城市非農戶口的學生，都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時，我父親劉定煥已升任榔坪區委書記，他在離開樂園公社時，專程到了全國農村合作醫療創始人覃祥官的家，商議把榔坪中學三名非農子弟送到覃祥官這個生產隊下鄉。

花圈。汪興芝攝

三名非農戶口子弟除我外，還有我的表哥曾愛群，再就是胡斌。也算是我父親為政數十年唯一的一次“謀私”吧。

覃祥官所在的生產隊，是樂園（元）公社條件最好的生產小隊，每個工分的分值，可達到3角到4角，也就是說，一個強勞力，如果勞動一天掙12分，最多一天就能掙到4塊多錢，在大集體年代，這樣的分值，已是相當高的了。

覃祥官家這個組，位于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4組（竹園荒），這里海拔高度在1000米至1500米之間，是一個坡形地帶，有旱地也有水田。

1975年9月，我們三個男知青落戶到了竹園荒，住進了小隊保管室的一間側屋里。樓下做飯，樓上住宿。這里海拔高，天氣冷，晚上，冷風從瓦片縫隙中直往屋里貫，呼嘯的風聲，有時也讓人膽寒。

我們下鄉，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做飯。表哥曾愛群大我半歲，胡濱大我一個月。我們商議，三人輪流上灶一周，上灶人負責洗菜、切菜、炒菜；不上灶的人，則負責挑水、打柴、燃火。

胡濱青年照

大約在保管室住了半年多，政府撥了600元現金，在生產隊長劉維能屋后，為我們知青組起了一棟三正一偏的土木結構瓦屋。搬進新屋，我們可以住在樓下，不再覺得冷了。

第二關，是過勞動關，曾愛群、胡斌都比我壯實，他們都順利成為硬勞力，每天可掙12分，我是弱勞力，每天只能掙11分，與婦女強勞力一樣。

下鄉大半年后，曾愛群被抽調到民工隊當隊長（團長），參加公社組織的修路、坡改梯、建橋等施工建設，竹園荒知青小組，就只留下我與胡斌兩人常年住守。

胡斌與我很快熟悉了農村生活，一日三餐，白天勞動，自己做飯、洗衣、打柴、挑水。農村也沒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一些蘿卜白菜、茄子廣椒，平時都過著苦行僧一樣的生活。

怕我們營養太差，生產隊長劉維能和覃祥官，以及鄰居，偶爾也送些臘肉給我們，那年月，感到吃什么都香。

為了改善生活，這年下半年，我們還養了一頭豬。農村集體勞動，沒有星期天，一年365天，只有春節期間放幾天假，下雨天是自然放假，一年到頭，都得出集體工。

由于忙碌勞累，我們養的一頭豬，饑一頓飽一頓，隨著豬的長大，豬圈的圍欄已加到1.7米高，我們養的豬，還能從欄圈里跳出圈外，成為一頭會跳高的“野豬”，我們知道，它是被餓得沒辦法。

生產隊長劉維能的妻子覃春祥，是個善良的大姐。她見我們把豬養了“野豬”，便要我們把這頭野豬關到他們家的牛欄中養。

實際上，是覃春祥大姐在替我們養著。她用紅苕、野草和雜糧，把”野豬“養大，臨近春節時，這頭豬還殺了120斤肉。

當年，農村殺豬，要“購半留半”，半邊豬肉，要賣給國家，一半留給自食。留下自食的肉，多一個豬頭和幾副內臟。

我們欠鄉親們的人情太多，我便請劉維能的妻子覃春祥、覃祥官的妻子劉維菊等人幫忙，做了一一次年豬飯，我們三個知青，分頭請生產隊的每戶當家人來吃了一餐，也借機還一次人情。這一次年豬宴，我們養的半邊豬，一次就吃得差不多了。

臨近春節，生產隊每家每戶在殺年豬，到我們家吃年豬飯，是每家派一個代表，農民請我們吃年豬飯，則是把我們是三個知青都請去。喝烤罐茶，吃蒸格子，天天吃得滿口流油，真是個爽啊，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胡斌雖然智商很高，從來不動歪心思，是為人特別忠厚老實那種，加之，我與曾愛群也是老實忠厚之輩，我們三個男青年，在竹園荒下鄉兩年多，竟然沒有鬧過一次矛盾，沒有吵過一次嘴。

我們知青小組，可能是因我父親的原因，樂園公社指定我為知青小組長。因這個官不是當眾宣布的，我便轉手就把這個“官”讓給了表哥曾愛群，他的年齡最大，也比我們成熟。

1976年春，村里還是讓我當上了一個組官，成為生產隊的民兵排長，大隊民兵連，還給我發了一支步槍。因在高中進行過軍事訓練，我槍法還可以。

一天上午，我見到一只斑鳩落在門前約50米的小路上，我端起步槍，開了一槍，將這只斑鳩擊中。一個斑鳩四兩肉，我準備還打一只，改善一下我與胡斌的生活（曾愛群在外工地）。

我把斑鳩放在稻場邊的一塊石頭上。胡斌在一個多月前，從榔坪帶回一條半大的麻灰色兒狼狗，這條狗特別聰明，也成為我們的好伙伴。

小狼狗搖著尾巴，走近斑鳩，它先是聞了聞，后是?了?，再猛地幾口，便把這只斑鳩給吃了，只留下一嘴羽毛。

生產隊長劉維能家，放養了一群雞，剛好，有一只母雞，帶著20多只小雞。小雞都長到近一斤重了，與斑鳩大小差不多。

狼狗真是太聰明了，它先是對灰色的小雞下口，因為這種雞有點像斑鳩。吃了一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狼狗可能發現白色小雞、黃色小雞一樣好吃，不幾天，便把這一群小雞給吃光了。

狼狗做這些錯事，我與胡斌并不知道，直到狼狗開始向大雞下嘴。劉維能的妻子覃春祥才對我們，她說：“你們養的狗不能放著了，我一窩小雞都給吃光了，它又在開始吃我的大雞。”

有個農民建議，把狗殺了，還可以吃好幾頓。胡斌是個仁慈的人，他不忍心，又不能讓狼狗繼續危害百姓的雞群。拴著養吧，可能又是饑一頓飽一頓，也許養不了多久，狗就會被餓死。

于是，他用繩子把狗拴著，拉到了15公里外的葉溪河。他怕狗狗聞氣味回來再找到他，于是，想到了一個辦法，他牽著狗在葉溪河的流水中不斷地來回穿過，再把狗狗拴到一戶農家的門口，求別人收養。

他的這招真還真靈，狗狗再也找不回到竹園荒的路了。從此，竹園荒的雞們安全了。據鄉親們傳，這只狼狗，被農戶收養后，就放了繩子，葉溪河的雞們都成了這只狗的獵物，狗狗的下場也可想而知了。

在樂園下鄉與胡斌同住在一個房間共兩年多日子，沒有什么重要事情可記，只有一次懸崖上采草藥，可圈可點，這次采草藥，也見證了胡斌的智商，真比一般人要高得多。

我們所在4生產隊（竹園荒），是合作醫療的始發地，杜家村大隊，每個生產小隊都有小藥房，每戶人家都有小藥箱。

我們竹園荒的小藥房，由生產隊會計黃學懷管理。他也是一個草藥醫生，能治一些常見小病。

1976年初夏的一天，黃學懷組織了六個人到下崖（葉溪河岸上懸崖）采挖草藥，其中，就有我與胡斌。我們上午8點出發，從杜家村大隊不遠的一個口山下崖。

山上雖有樹木，但是，懸崖絕壁真的是太陡了。我們雖都是年輕人，但還是覺得太難走了。我已18歲，身體也不差，但還是摔倒了好幾次，幸有樹木阻擋，才沒掉下懸崖。

我與胡斌都是第一次到深山峽谷采藥，跟著黃學懷采藥，一是辨認草藥，學點中草藥知識；二是熟悉地形，方便下次再來采挖。

生產小隊小藥房的中草藥，都靠農民自己采挖制作，每年，都要組織人到下崖或上崖采藥。

我們一行六人，在懸崖絕壁間穿行，采藥是沒有道路可行的，是一種盲目地尋找。在危險尋找采藥機會。在這次采藥中，我與胡斌認識了巖白菜、筋巴蔸等10多種中草藥。

我們在林中吃了帶的干糧，喝了點水，又繼續尋找草藥。突然，有人高聲叫了一聲：“拐噠”（要出事了）。

聲音是黃學懷發出的，他說：“快往回走，走上崖，我至少還要三小時，不到兩小時，天就會黑下來，夜里，在崖間找不到方向，困在林中，就危險了。”

這天，又是個陰天，真如黃學懷所料，我們奮力向崖上攀爬，不到兩小時，天空就黑得不見五指了。正在我們絕望之時，胡斌拿回一盒火柴，劃燃一根，大家趁著微弱亮光，向上猛攀幾步；一根火柴很快就息滅了，胡斌又劃燃一根火柴。

原來，胡斌并不抽煙，他聽說要下懸崖采藥，就做了應急準備，他悄悄拿了兩盒火柴，帶在身上，以防急時之用。

不多久，兩盒火柴，一根一根都燃完了，我們還是沒有到達山口。這時，已是深夜，生產隊長見下崖采藥的人還沒有回來，便組織人打著火把，往崖下接應。一邊走，一邊喊。

我們見到火把，我們也拼命呼喊，終于，我們采藥隊與救援的隊伍會合了，我們六人全部安全回家。從此，大家都對胡斌聰明刮目相看。

或許是我父親是基層領導的原因吧，下鄉知青兩年后的下半年，即1977年9月，我接到了到宜昌紅旗電纜廠當工人的招工通知。

我從小的理想是當兵，不想當工人，我便把這個指標讓給了胡斌。不知是什么原因，胡斌并沒有獲得到紅旗電纜廠上班的最終通知書。我則在這年底，接到了到長陽縣公安局上班的調令。

1978年1月1日，我正式到長陽縣公安局報到，成為政保股民警。離開竹園荒時，曾愛群在工地，胡斌回了榔坪，我們算是不告而別。那時，又沒有手機，信息很封閉。

我到長陽公安局上班4個月后，表哥曾愛群，被招到長陽縣紙廠工作。而胡斌還留在竹園荒。直到1978年恢復高考，胡斌考上了大學，就讀于宜昌“高工班”（宜昌大學工業微生物專業），他是留在竹園荒時間最長的知青。

我們三個知青，是樂園公社第一批接待知青，也是最后一批知識青年。

胡斌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后雖通過關系聯系上了胡濱，但我們并沒有會過面，直到胡濱去世，我們已有48年沒有見面。

2025年3月14日下午，我們榔坪十中75班高中同學微信群發起，由秦立俊、汪興芝、王世金、秦文廣、盧萬年、史思棠、覃發珍，還有我，共8位同學，代表健在的44位同學，來到三峽大學胡濱老師的家中，為胡濱敬香燒紙，慰問家中親人。

秦立俊是領頭的，他口中念念有詞，先把他自己說出了眼淚，也把在場的親人的眼淚也講出了。他說的聲音很低沉，我又因聽力不太好，也沒聽清他到底說了些什么話，讓人們動了悲情。

我因為與胡濱除有同學之誼外，還有一起下鄉的知青之誼。我們都是情商較低的厚道人，但在故友亡故后，悲傷是難免的，我想到了要寫一點關于胡濱的往事。

同學們離開胡濱老師家后，我留下來又與胡濱的家人說明了我與胡濱的關系，要胡濱的女兒胡喆為我提供一些胡濱老師在三峽大學的一些資料。

胡喆把單位草擬的悼詞電子文檔傳給了我，使我知道了胡濱的參加工作后的一些情況。

憑他的智商，他是一個非常有才的人。1981年7月“高工班”畢業后，胡濱相繼在原宜昌大學、湖北三峽學院、三峽大學工作，其中1984年3月至1985年2月，還在上海化工學院進過修。

1991年2月，他這個昔日“右派”的長子，還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2018年3月，胡斌從三峽大學生物與制藥學院退休。退休時，是副教授職稱。

2025年3月15日上午，宜昌城區的同學秦立俊、汪興芝、王世金、史思棠等代表75屆高中班學員參加了胡濱老師的追悼會。

悼詞中說，胡濱是一位有著42年工齡的好同志，桃李滿天下，是青年教師的楷模和好導師。

他勤于思考、善于研究，曾獨立研究開發甜菊糖甙的生產工藝，獨立設計生產工藝和生產設備以及生產車間，在全國高校首創精細化工廠，并擔任化工廠廠長。

甜菊糖項目，獲國家科委等五部委聯合頒發的“國家新科技產品”稱號，并榮獲國家輕工部“優質產品獎”，以及宜昌市“八五”星火攻關項目。

胡濱曾任三峽大學化生學院實驗中心主任，發表了多篇高水平論文，獲批發明專利十余項，主持了多項科研項目，并取得了突出成果。任三峽大學僑聯副主席多年，為團結歸僑僑眷和海外同胞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胡濱去世的前10天，他母親胡紫玲老師剛剛去世。間隔了10天，胡濱又離開了人間，這種悲痛，怎么不讓人感傷呢。

胡濱是一個智商很高的人，胡濱是一個為人忠厚老實的好同志！我為他的科研成果而驕傲，我為他的人品而驕傲。

（湖北宜昌怪奇公社劉洪進/文，文中圖片，由胡濱家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