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以下簡稱《學前教育法》），將于2025年6月1日施行。

《學前教育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幼兒園不得采用小學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學階段的課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動小學化。

小學堅持按照課程標準零起點教學。幼兒園如何依法進行幼小銜接？

業界專家對幼小銜接有著自己的思考：

防止采用小學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學階段的課程，那么，首先需要廓清什么是小學化的教育方式？

如果采用適合幼兒身心發展的教育方式，來引導幼兒識字，是不是就可以呢？

這種教學方式的邊界在哪里呢？

幼兒教師如何把握呢？

以下是華東師范大學朱家雄教授對此問題的解析。

朱家雄 ：華東師范大學學前與特殊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學前教育專題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幼兒園課程論》《幼兒園教育活動設計與實施》等教材。

怎樣看待幼兒識字的合理性和規律

在陳鶴琴的兒子陳一鳴離世前，朱家雄趕去看望，講話已經有些困難的陳一鳴緊緊握住朱家雄的手，說了幾句令朱家雄終生難忘的話：

“有些學者把我父親看成杜威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者和實施者，但這是不對的。

‘活教育’的‘目的論’是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這才是陳鶴琴思想的核心！”

對于文化的關注和思考，也深深刻印在朱家雄的研究中，他用“魚和水”來比喻幼兒園教育與文化的關系。

在一次次同國際學術界的交往和做國際會議主旨報告的過程中，這種文化的體認感被一再增強，也由此奠定了他審視幼教的思維底色。

《教育家》：對于文化的強調，可以說是貫穿兩本著作的一條暗線。為何選擇從文化發展的角度去看待幼兒識字的合理性和規律？

朱家雄：在《幼兒識字與早期閱讀》完稿后，我在一次交流會上碰到了陳鶴琴先生的孫女陳慶女士，她告訴我陳先生也倡導幼兒應該識字，并在翌日將六十多年前陳先生撰寫的《幼兒園應該進行識字教育嗎》一文發給了我。

我懷著崇敬的心情仔細閱讀，發現陳先生對幼兒識字的見解幾乎與我書中的觀點完全一致，讓我不得不從心底里佩服他的先見之明以及學術風范和骨氣。

我之所以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有些地方將幼兒園環境中是否出現漢字作為檢查和評定幼兒園合格與否的標準，讓我大為吃驚。

對政策的執行何以走到這一步，因噎廢食，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在論證的過程中，我調動了方方面面的知識儲備，探討漢字背后體現的人類學、語言學、教育學、生態學等，來審視漢字與文化的關系、與幼兒學習規律的關系。

書畫同源，幼兒認識文字其實一點都不困難，并非成人眼中的障礙，反而愿意得很。

從國家對于人才的需要層面來看，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要依靠早期語言教育，后者是創造力等素養的基礎，特別是對于缺少教育資源的弱勢群體，一定要從早期教育就開始抓。

這本書產生的反饋超乎我的想象，我也生怕它被有些人當作借口，不合規地開展識字教育。

幼兒識字是一把“雙刃劍”，做得好能讓幼兒終身受益，反之會讓幼兒受累，甚至受傷害。

因此，更應該清楚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次要，在執行政策時不要“一刀切”。

創設條件 讓幼兒學習自然地從圖片過渡到文字

《教育家》：對于幼兒識字和早期閱讀來說，如何發揮文化的作用，讓其學習能有更好的效果？

朱家雄：條條道路通羅馬，我只能從共性角度提供幾條思考。

第一，幼兒的學習是內因的驅動。

陳鶴琴先生提出，4歲的幼兒就有識字的強烈愿望。我在書中也闡明，文字的發生發展和演變有其內因和外因。

內因是人類的遺傳基因，基因具有自然表現與表達原始圖形的內在動力和機制；

外因是人類在長期進化和發展過程中所獲得的各種經驗。當幼兒把自身的基因表達完以后，就開始吸取外在的東西來改變自我表達了，從生物學來看，幼兒有強烈的動機要識字。

第二，文字是從畫中來的。

現在許多早期閱讀變成了看圖說話，這是不對的，應該創設條件使幼兒的學習自然從圖片過渡到文字，學文字跟學畫其實是一回事。

第三，不要強制讓幼兒識字，不可有明確的識字目標，如識多少字、必須認識什么字。

幼兒識字是非正式學習，在目的、內容、方法和途徑等方面都不同于小學識字，這也是對“小學化”內涵的理解。

成人只要積極提供環境的刺激，幼兒識字的興趣就能被激發，幼兒也會非常快樂。

4歲-6歲半是幼兒識字敏感期

《教育家》：您也從幼小銜接視角來強調識字和早期閱讀的重要性。

談到幼小銜接不暢，有人將“教育不成功的原因”歸結為幼小銜接階段的“搶跑”。對此您怎么看？

朱家雄：很多浪漫主義的教育思想一直有這樣的假設：

孩子玩得開心，未來才有出息；

孩子小時候什么都不學，長大后就能都學進去。

但事實并非如此。

曾有人問我，研究了那么多年教育，真正相信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只有一點，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

什么叫對的時間？心理學把它稱為“敏感期”。

兒童語感敏感期是3歲，識字敏感期是4歲到6歲半，閱讀敏感期也相仿。

錯過敏感期就無法重來，很多事情變成事倍功半，所以有些小學生家長投入大量精力和金錢在輔導課業方面，家長和孩子都身心俱疲。

現在幼小銜接以及小學階段的學習負擔過重，原因在于幼兒階段本來應該設置的教學內容被取消了。

幼小銜接不只是習慣問題，更重要的是學習素養和能力儲備，比如快速從符號系統中提取信息的能力等。

學前教育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很多最有效的學習關鍵期在這個階段。

現在的許多研究都證明皮亞杰的理論是有欠缺之處的，幼兒能夠學習的東西比我們想象得要多，這是教育發展的趨勢。

尤其是幼兒作為網絡時代的“原住民”，所接觸的信息與以往封閉環境的刺激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能夠更早地顯現個體優勢。

要抓住敏感期，激發幼兒的潛能。

《教育家》：如今在傳統文化進校園的實踐中，一些不適合幼兒的、糟粕的內容也在進校園。文化的傳承在幼兒園應該是何種狀態？

朱家雄：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特別是沒有標準的時候。

文化首先是宏觀問題，是我們傳承的血脈。

我對文化的關注從1995年開始直到今天，始終沒有斷過，當初我組織召開的國際研討會就圍繞著兩個主題，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二是STEM教育。

從文化角度看，識字本身就是優秀文化的傳承，中華文明是以漢字發明為標志的。

集體主義精神是中華文化的主體價值，幼兒園取消集體教學活動、集體體操都是不尊重、不理解集體精神內涵的體現。

不能因為強調自由游戲，就變成樣樣都要兒童自主選擇。

禮儀層面，中國講究德育為先，講規矩、塑善良品性，但過分突出一些形式上的禮儀每天都搞就是走極端了。

應該以感受為主，適可而止，不要過度。

來源：《教育家》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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