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

一

2019年暑假我到廣州郊區和石村調研發現，雖然和石村就在白云機場旁邊，但因為限制建設，幾乎沒有產業。全村共有4600多口人，2000多畝耕地，17個經濟社。因為每個經濟社都經歷過一到三次征地，都有數百萬至上千萬元的征地款，村民以經濟社為單位，可以享受利息分紅，年分紅不等，每人每年1000多元到5000多元。村莊未被征收的耕地由經濟社統一管理，基本以2000元一畝的價格出租給外地農民種菜，地租與征地存款利息一起在年終用于經濟社分紅。

和石村沒有產業，但附近有一個工業園，多家工廠入駐其中，自然就有很多外地農民來此務工。雖然工業園離和石村并不遠，卻極少有工業園的務工人員來和石村租房，據統計，我們調研時到和石村租房的流動人口只有500人左右，僅占全村人口的10%。若沒有外地人租房，和石村村民無法獲得房租，由流動人口帶動的餐飲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也變得不可能。

因為地處廣州郊區，和石村村民就業機會很多，最大的就業機會就是村邊的工業園。不過，雖然生產線上工資比較高，和石村的村民卻極少到工業園生產線上班（連加班費，每月工資可以達到6000元），而多選擇靈活就業，其好處是時間相對自由，工作沒有生產線上辛苦，不足是收入通常不高。

事情的有趣之處恰恰在于，和石村村民家庭收入似乎都不高，村莊里幾乎沒有老板，和石村八社有300多人，上百戶，村民說家庭存款超過100萬元的據說不超過5戶，存款超過50萬元的也不會超過20戶，存款低于10萬元的至少占到三分之一。這樣的積蓄水平不要說在發達地區，即使在中西部地區也十分一般。

和石村有5個村干部，年薪大約6萬元，每個社有社長副社長和婦女委員，一年只有2000元的補貼，另外有11名治安隊員，每人每月2200元工資。

從和石村農戶家庭的收入來看，無論是集體分紅收入還是農戶出租房屋租金收入都十分有限。村莊中很少有辦企業的老板，農戶家庭主要收入來自靈活就業。我們測算了一下，和石村農戶一家兩個勞動力，月收入一般在5000元左右。這樣的收人水平顯然不高，這一點也可以從和石村農戶的消費水平上看得出來：和石村除農戶建房普遍比較寬大以外（現在早已規定不得新建或改建住房了），其他消費比如婚嫁酒席只在每桌800元的水平，朋友之間送人情也就100元一次，農民抽煙也多為10元左右一包的普通香煙，村中購買轎車的農戶只占全部農戶的四分之一左右，且多是普通轎車。

和石村位于廣州郊區，就在白云機場邊上，就業機會多，消費機會理應也多。這樣的市場中心地帶，機會涌流而且物欲橫流，和石村村民卻似乎生活在另外一個界：一方面沒有從市場上抓住機會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沒有被卷入到市場中去。這兩者當然是相關的，正因為能抵擋住市場誘惑，和石村村民不需要想方設法去提高家庭收入，或者因為家庭收入有限，所以市場誘惑再大也無法被卷入。

二

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

和石村二社村民張元，51歲，兄弟三人，早已分家，上有年老父母，下有一個今年剛從職校畢業仍未就業的22歲兒子。張元是和石村保安隊隊長，每月2200元工資，妻子在村幼兒園幫廚，每月工資1900元。張元父母均已80多歲，身體不好，生活尚能自理。

1995年張元借錢蓋了一棟三層樓房，當時花費30多萬元，經過很多年才陸續還清債務。張元所在的二社，每年每人大約有2000元分紅，除了分紅以外，張元家的全部收入僅為夫妻工資，每月4100元，全年收入因此在5.5萬元左右。

考慮到張元兒子剛從職業學校畢業，上學必然要學費和生活費，一年下來總得有幾萬元支出，因此，張元全年可以積蓄的收入十分有限，他本人說自己所有的積蓄加起來大概只有10萬元。

張元1969年出生，1986年參軍，在空降部隊；1991年退伍后到廣州某酒店當點心師，每月300元至400元工資，這在當時是相當高的，不過工作有點辛苦；張元很快辭職回到本鎮一家工廠當保安，其間承包過魚塘；2001年回村當治安隊隊長至今。回村當治安隊長的一個原因是照顧家庭方便，因為治安隊事情很少，可以隨時照顧家庭，主要是接送兒子上下學。

有趣的是，雖然張元的工資很低，但他從33歲開始當治安隊長，19年間，幾乎沒有去找更高工資的工作的打算。他似乎也對現狀很滿意：每天去看望不住在一處的父母，每月與同村小學同學聚會一次，每年到全國戰友那里走一走。同學也好，戰友也好，無關貧富，消費都是 AA 制。張元每天在村莊里巡邏，對每家情況都很了解，無論對方貧富，只要見到抽煙的熟人，他就會遞上自己抽的廉價煙，沒覺得不妥。家里辦酒席，有錢就多請朋友，沒錢就少請朋友。送人情禮金也就100元，還可以更少。春節包紅包，最大的不過是兩張100元，一般都是5元一個的紅包。

總之，張元有機會掙比現在更多的收入，卻沒有出去掙錢。雖然家庭收入十分有限，張元卻似乎對這種有點寒磣的生活感到很滿意，甚至很享受。像張元這樣的村民，在和石村并不特殊，反而在整個珠三角地區都相當具有代表性。

三

和石村地處廣州郊區，白云機場旁邊，身邊的繁華會產生強烈的消費示范，按說賺更多，消費更多，過品質更好的生活，應當是當地居民的基本行為方向。我們將視野放大來看，為什么在市場中心地帶，珠三角地區的農民依然可以保持淡定，安貧樂道，還能守住生活的常規、秩序、慣性、傳統、意義、底線、倫理、趣味、協調與和諧，而沒有被市場經濟所激起的消費力量所吞噬？

大體可以找到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和石村屬于比較典型的南方宗族型村莊，全村以張、沈兩姓為主。宗族村莊目前仍然具有相當強的傳統規范及傳統文化，為全體村民的村莊生活提供了價值認同的底色。村莊生活的條件不是別的，首先是"我們屬于同一個宗族，都是一家人"，這種"一家人認同"減少了經濟收入對于評價家庭的作用。

第二，和石村仍然具有相對完整的村莊結構。因為幾乎沒有村民真正離開村莊外出就業，和石村仍然是一個完整的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內部評價機制仍然強大。在這樣的熟人社會中，即使少數人暴富，村莊也有抑制機制，使暴富者不敢赤裸裸地露富、炫耀。

第三，正因為宗族底色和完整的熟人社會有所保持，和石村仍然有能力主導自身的人情消費。最近10年，和石村春節紅包和人情禮金都幾乎沒有變化，維持在很低的水平。幾乎沒有出現通過辦豪華酒席和送高額人情來競爭的情況。

第四，本地人的優越感。相比來珠三角務工的外地人，本地人的優越感一方面讓他們能找到收入不高時的心理平衡，另一方面則讓他們不屑于與外地人一起進工廠務工。因此，就算工廠生產線上的收入高于當保安，他們也不愿進工廠而情愿當保安。

第五，和石村雖然分紅很少，但有限的分紅也是分紅，食利收入對于當地農民心理上的作用很重要。

第六，和石村各個經濟社都已經歷一到三次征地，農民在被征地后會獲得失地農民保險，即60歲后每個月可領取500元至1000元的保險金，為當地農民消除了養老之慮。

第七，和石村村民都有宅基地，都建有自己的住房，自住不用付房租，在本村的生活成本也得以降低。

第八，珠三角地區村莊很少產生企業家，產生真正的富人，村莊缺少社會分化。

第九，珠三角地區是性別資源流入地，和石村村民不擔心成年男子娶不到媳婦，也不必為娶媳婦準備高額彩禮，到城市買房、買車，等等。父輩幾乎不會專門為子女成家長年積蓄。

第十，對拆遷可能性的想象。幾乎每個珠三角地區農民都有一個拆遷夢。相對于每月幾千元的工資，只有拆遷才可以真正實現暴富。既然拆遷可以暴富，再通過辛勤加班獲得較高收入就顯得不夠理性。雖然還沒有拆遷，但可能性一直是有的，對拆遷的預期極大地影響了珠三角農民的為模式。

就以張元為例，張元在1995年在自家宅基地上建了一棟三層樓房，若拆遷，可以獲得大概300平方米的還建房補償。張元妻子的弟弟住在鄰村，共有四塊宅基地，建了四棟樓房，其中一棟已經拆遷，補了三套共325平方米的還建房，另外三塊宅基地上的住房若要拆遷也必然會有補償。即使按最低市場價，拆遷補償價值也有數百萬元。相對于拆遷補償，治安隊長每月2200元的收入真是九牛一毛。即使進入附近工廠生產線加班，每月收入6000元，一年下來收入也只有不到10萬元。累死累活一年賺不到10萬元，當然不如輕松等拆遷。拆遷未至，心向往之。

從這個意義上講，珠三角農村農民對征地拆遷的后向預期是決定他們行為模式的關鍵。正是征地拆遷及地租和房租的收人，決定了全域城市化的珠三角地區的原住民的心理模式和行為底色。

四

決定人們行為模式的關鍵，在于社會評價所產生的意義系統。

珠三角地區農民后向預期的征地拆遷收入，以及現實獲得的地租、房租、分紅收入，使得個人努力變得不重要了。決定收入多少的僅在于是否是珠三角地區原住民，在村里有幾塊宅基地，在宅基地上建了多大面積的房子，以及珠三角全域城市化中村莊碰巧所在的位置。相對于土地收入（征地拆遷、地租房租），個人努力顯得微不足道。因此，雖然工廠生產線的收入遠高于當治安隊員的收入，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卻無法忍受工廠生產線上長時間壓抑的工作。又因為決定子女將來生活條件好壞的主要因素是土地收入，當地村民認為，在子女教育的問題上，非得自小學就開始培優以讓子女考上名牌大學，顯得預期過于長遠。和石村村民認為，當公務員也好，開小店也好，打工也好，月薪5000元就算很高的了。在當前大學擴招、幾乎所有高中生都有大學可以上的情況下，讓子女順其自然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出來當一個白領（包括"偽白領"）就很好了，完全沒有必要從小學就開始進行培優。

與珠三角不同，蘇南農村雖然也已全域城市化了，蘇南農民卻很少可以從土地上獲得巨大的土地利益，即使征地拆遷也不過是獲得一套還建房。村莊集體收入很多，卻幾乎不用于分紅，而都用于公共事業建設。蘇南農戶家庭的收入主要來自勞動工資。一家三代勞動，雖然每個人的工資都不高，累積起來卻是一筆很高的收入。對于蘇南農戶家庭來講，子女考上好大學就可以獲得好工作，就可以有高工資。因此，在蘇南農村，改變家庭命運的關鍵是子女教育。子女從小學即開始培優，家庭甚至為子女教育而購買高價學區房，成為蘇南農村的普遍情況，農戶家庭之間的競爭重點是子女教育。珠三角地區農戶家庭之間幾乎不在子女教育上有競爭。

浙江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最好的省，幾乎每個村莊都有由很小的作坊起家的民營企業，企業老板是村莊產生出來的富人，這些企業不僅雇傭外地農民工，而且為當地農民提供了大量跑市場業務、進行中層管理以及財務等白領業務的機會，富人企業家與一般當地農民之間有著越來越大的經濟分化，這種經濟分化往往會通過婚宴酒席、人情大小、消費等級（抽煙檔次、購車等級、消費場所等等），在村莊產生社會分層。

作為性別資源流出的中西部農村地區，最為困難也最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為兒子娶上媳婦，如果兒子打光棍，就成為家庭的不能承受之痛，家庭在村莊抬不起頭，做不起人。娶媳婦的必備條件是高額彩禮、城市買房和買車等等，因此，這些性別資源流出地區的父母就必須在子女仍然年幼時進入工廠生產線勞動，以積累未來子女成婚所必需的資源。他們不得不卷人到這個無論自己喜歡與否都必須進入的市場經濟中來。尤其是黃淮海地區的農民家庭，雖然離市場中心要比珠三角的遠得多，卻比珠三角農戶更深刻地卷入到市場中。

2019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