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樂溪
一副閉口的鉑金鐲子,不到20分鐘的步行路程,“一抬手就沒了,你沒有任何感覺小偷是如何下手的。”
《黃雀》里令人防不勝防的盜竊手法,總制片人張海東親身經歷過。“差不多就在2000年前后,小偷非常猖獗而且技術超群,偷不成就從你身邊嬉皮笑臉地擠過去,完全是慣犯。”
如果說《對手》是貧窮版“史密斯夫婦”,那么由原版人馬創作、描述反扒題材的《黃雀》就是荒誕喜劇版的“驚天魔盜團”:
修表匠、醫生、攝影師們化身扒手各顯神通,與“脆皮”反扒民警郭鵬飛、警校高材生李唐這對師徒組合,上演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貓鼠游戲。
從眼角膜失竊到美女組局仙人跳,多線并行的“跳脫”敘事手法與懸念迭起其實皆有現實鋪墊。為創作《黃雀》的故事,編劇王小槍實地采訪了北方某市公安局反扒大隊,劇中李唐初入警隊食堂缺乏眼力見,差點一屁股坐在領導桌的橋段,就源于王小槍真實的“實習”經歷。
跟著反扒大隊每天盯公交專線抓小偷,為他創作《黃雀》盜竊江湖打開視野。
盜賊也分三六九等,有自己的道行規矩,常與之打交道的反扒警察心里都有數,劇里郭鵬飛、李唐師徒約談廣叔,現實中警賊周旋中亦有某種心照不宣的交情。
“像廣叔這種偷了一輩子退休的賊,大家在街上遇到還會打招呼,有時候去吃個面,不知道是誰幫忙把賬給結了,肯定就是小偷給結了,他們實際上是有某種江湖道義的東西在。”
而以佛爺、黎小蓮為首的“兼職”盜賊,則屬于藝術創作的范疇,平日是擁有正常工作和幸福家庭的普通人,策劃盜竊案時的心狠手辣令人感慨人性復雜。
“時間是最大的賊,”在張海東看來,多重反轉的盜竊案獵奇是《黃雀》的表,時代發展洪流下小人物命運的不確定性才是里。
反常規貓鼠游戲:
“窩囊”警察智斗“精英”竊賊
對王小槍而言,寫《黃雀》是在拍攝《對手》時已經萌生的想法,“我過去一直寫國安戲,這次想寫一部公安戲。”
市面上連環命案、追求血腥夸張感官刺激的刑偵劇不勝枚舉,王小槍反其道而行之,將目光瞄準幾乎沒有命案發生的反扒領域。
題材決定了案件中的警匪都是不起眼的普通人:反扒民警沒有刑警或緝毒警的高配置,屁股兜里揣著的手銬就是唯一武器,抓人依賴于火眼金睛和好腳力;
而扒手們更是混跡于市井街巷,有偷手機為討女友歡心的聾啞青年,有偽裝成獵物下手的外國背包客,有家里孩子生病還出來坑蒙拐騙的盜賊夫妻,有80歲老母在火車站賣茶葉蛋的潦倒中年。
乍看《黃雀》,觀眾會被故事12天7樁盜竊案的奇巧懸疑所吸引,但更加打動人的是劇中生動鮮活的眾生相。
作為反扒骨干的郭鵬飛生活一地雞毛,未婚妻搞傳銷后音訊全無,自己被竊賊舉報受賄,停職期間火鍋店打過工,一度“創業”在景區賣起老陳醋——只有領導老崔愿意買單的那種。
花姐與李紅旗既是警隊同事又是前任關系,一個替賊養女,一個為妻還債,椎間盤都寫著生活不易。扒手“精英”佛爺倒是生意不錯家庭美滿,平常善心滿滿扶老人上公交車,骨子里卻是道貌岸然與老謀深算。
火車站醫生黎小蓮則更令人感慨人性復雜,看到為孩子生病心急火燎的母親,她是會動惻隱之心主動提供幫助的白衣天使;面對佛爺盜竊團伙,她是不動聲色設計連環騙局的智囊軍師。
《對手》的核心人物關系相對簡單,《黃雀》的群像戲與世界觀更加龐雜。將郭鵬飛這個主角想好后,王小槍由他的人物關系慢慢向外生發延展,塑造出兼具戲劇性與煙火氣的警匪角色。
很多劇中的情節取材于王小槍創作采訪中的真實情況,比如扒手也有各自的江湖規矩與勢力范圍,廣叔手下的本地賊要打壓甚至鏟除大小春等外來團伙,“賊和賊之間存在鄙視鏈,有規矩的瞧不上偷病人錢的,在他們這個群體里會被瞧不起,這都是從生活中得來的體驗。”
除了故事細節貼近現實,《黃雀》對于人物微妙情感的捕捉尤其細膩。
比如將“案情”聽成“愛情”的郭鵬飛,他對黎小蓮沒有愛情卻有憐惜。通過醫務室給客家母子錢的一幕,王小槍讓大鵬看到黎小蓮并不冷漠的一面,“他知道她肯定和佛爺他們是不一樣的,這里面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復雜情感在里面,他不希望她墮入深淵。”
又比如佛爺與黎小蓮、阿蘭之間的關系,“佛爺幫黎小蓮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利益考量,他覺得這個女孩能幫他,因為她夠狠。”
在張海東看來,佛爺試圖從物質與精神層面都控制黎小蓮,但劇中佛爺關門施暴的戲份存在大量留白,“佛爺的暴力脅迫是否得逞了,這個想象的空間就留給觀眾了”。
阿蘭與佛爺之間則更加隱晦,僅從送花與飯局上的眼神交匯,能揣測出兩人關系匪淺。后來阿蘭與財神戀愛,生日當天在佛爺的設計下命喪黃泉,佛爺在與黎小蓮交代情況時卻輕描淡寫。“狠辣絕情與控制欲是佛爺的特征,如果你不從了我,我就滅了你。”
除了多線敘事,《黃雀》采用二段式結構在每集片頭前講述人物的前世今生,這是王小槍在劇本創作階段就埋下的設計。
“火車站是一個有隱喻的地方,人生就像火車站一般迎來送往,表面上看是錢包、金項鏈或者眼角膜丟了,但本質是想探討人生的得與失,”王小槍告訴叨叨。
“有人失去愛情,有人失去善念,劇中任何一個人的選擇都具備偶然性,但這種偶然好像又是必然的,這就是命運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佛爺和廣叔的那段,就是他偷得好,從年輕時他就不是純為錢,而是獵奇心理,所以才會在退休當天偷獎杯,這與他的童年經歷是有所呼應的,金盆洗手前他要在盜竊史上留名。”
作為制片人,張海東已經看過很多次《黃雀》,但每次還是會對劇中人物的命運無常感慨唏噓。
“一步錯步步錯,盜賊們偷盜成功時有過華彩時光,但最后死的死傷的傷,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普通人誰想過這樣的日子呢?”
在她看來,交代扒手前史并不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更不是替賊開脫,“盜賊們耗盡所有精力就是為了那點名利,而他們失去的往往是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這其實是很正的價值觀引導,也是我們在情節奇巧或者視覺刺激之外,留給觀眾的反思。”
讓人無法倍速看的刑偵劇,
是怎么拍出來的?
創作郭鵬飛這個角色時,王小槍就是照著郭京飛來寫的:一個來到南方協助破案的北方反扒骨干,潦倒窩囊的外殼,包不住幽默的靈魂與樂觀堅韌的性格底色,“郭京飛讓我有代入感”。
在懸疑劇情中加入喜劇元素,本身是王小槍所擅長的,而郭京飛又為郭鵬飛注入更生動的細節元素,比如額前的白發,患病后遺癥的眨眼,萬年不變的深色系服飾,“包括年輕時在師父面前提煤氣罐,也是他自己加的橋段,我覺得特別好。”
聊到為何要把郭老師焊在“窩囊廢”賽道,張海東認為首先這個角色需要演員有極強的個人魅力。
“我們剛合作過《對手》,這是一種非常自然而然的延續,大鵬在生活中的不得志,在工作中的執著堅守,甚至作為師父‘欺負’李唐時滿滿的愛,郭老師與這個角色沒有任何違和感。”
作為徒弟的李唐初生牛犢不怕虎,有整頓職場的勇氣但經驗不足,跟著滿嘴跑火車的師父在抓賊歷練中增長見識,逐漸進階為閱人無數的“老狐貍”。
飾演李唐的陳靖可,張海東與之接觸下來發現他完全就是李唐本唐,“他本人就這樣,是淳樸善良的聰明孩子,表演上有悟性,我和飛哥聊天時他也覺得,他們兩人的對手戲陳靖可一點都不弱,把李唐的那種憨態與執著表現得淋漓盡致。”
氣質清冷而神秘的盜竊團伙軍師黎小蓮,是秦嵐從未挑戰過的角色。“大家以往對她的印象是比較溫婉的,”但看過她的《關于唐醫生的一切》后,王小槍覺得她與心目中的黎小蓮很像,“我覺得她有外科醫生的那股勁兒。”
飾演佛爺的祖峰與王小槍在《面具》就有過合作,“隨著年齡增長,感覺祖峰老師在老奸巨猾賽道愈發游刃有余(笑),過去老演理想主義者,現在演這種城府頗深、又壞又狠之人挺好的!”
“卷瘋了”,幾乎成為張海東制片劇組的一個標簽。即便是老董、小痦子等短暫出場的配角,也能夠瞬間抓住觀眾的情緒,得益于選角上的高要求與精準適配。
作為戲骨的郭京飛就坦言,進組后《黃雀》里的年輕演員表現有讓他震驚到,“大小春”路宏、郭丞詮釋的聾啞人完全不像是演的。
“我們全程有啞語老師跟組,他們也提前去聾啞服務社群自學,”張海東告訴叨叨。“大小春他們三人組特別努力,大家業余時間都在聊戲,最后呈現出的表演自然流暢,真的是功夫花在那的回饋。”
飾演反扒隊長的“花姐”郭柯宇拍攝期間全程素面朝天,對于角色常年在外風吹日曬的形象真實還原,讓她在面對黎小蓮說出“你瞅咱倆這皮膚狀態真不一樣”時,一點都不違和。
“《黃雀》這個組你很難進來,因為所有的演員匹配度高,專業能力都很強,被選中本身就是對于演技的認證。”
即便是拿到李唐角色的陳靖可,在開機之后接到張海東的電話依然有些忐忑,說海東姐是不是我這兩天演得不好,你不會把我給換了吧?
聊到誰是卷的源頭,她坦言是王小槍的劇本。“演員是非常感性的群體,有《對手》珠玉在前,他們對于好東西的判斷是非常直接的,遇到好戲大家都很珍惜。”
從生活流的演員表演到還原度極高的服化道置景,對細節的把控讓《黃雀》在天馬行空的劇情與剪輯下,依然呈現出真實接地氣的質感。
“創作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就是對于年代戲情境的還原,”張海東坦言。劇集開頭的火車打斗戲,“因為不可能有真火車給你拍,我們租了將近1萬5千平的棚,買了一節火車頭又做了三節車廂,用運動裝置模擬火車的移動搖晃。”盡最大的努力還原場景。
荔城火車站在現實中的長沙火車站取景,所有標志與廣告牌都要覆蓋變成千禧年前后的風格。由于是還在運營的車站,群演與乘客混在一起,有乘客出站后看到“荔城”的站牌以為自己坐錯車次,還有乘客將劇組拍戲誤以為真有小偷,跟著追打伸張正義,這種狀況外的趣事時常發生。
對于觀眾反饋看《黃雀》時不會倍速,甚至要倒回到前面的片段尋找細節,張海東是欣慰的。
“24集的戲我們AB組拍了120天,每天早出晚歸都是為了打磨好劇集品質,讓大家追劇時不會覺得自己的時間被浪費。劇集熱度高低有很多客觀原因在里面,有人追求流量明星、劇情爽感,而我們想做一部觀眾無論什么時候都會喜歡的戲,想做一部對得起觀眾的經典作品。”
從《對手》到《黃雀》,
“好的合作伙伴是談戀愛的關系”
《黃雀》里,郭鵬飛為尋妻冒險進入傳銷組織,人群中坐著何藍逗飾演的“小痦子”馬明珠,“李唐李小滿父女相見了!”彈幕中看過《對手》的觀眾不會錯過這波夢幻聯動。
張海東制作的劇,從幕后主創到演員總能看到不少熟面孔。“我是一個很念舊的人,一般我的班底不會輕易換,熟悉的人在一起內耗比較少,溝通成本也會比較小。”
從不在戲上做人情,是她的原則底線。“所有人用能力說話,關系再好你不合適,你是得不到這個角色的。”
在王小槍看來,張海東是一個要“面兒”的制片人,從業多年依然愛惜羽毛。“不少制片人出于預算控制,說實話能省錢就省了,但她還是想做一些能留得住的作品,拿出去不丟臉。”
與導演盧倫常、編劇王小槍合作多年,張海東直觀的感覺是兩人不止業務能力不斷精進,合作默契也越來越好。
“比如《對手》時,有些戲導演在現場會打電話給小槍問他是怎么想的,因為文學性描述變成鏡頭語言是要有依據的,她需要明白來龍去脈。”
“到了《黃雀》時她已經明白他的創作習慣,因為太熟了,就不再需要反復溝通。導演有些對于劇情的取舍,小槍對她的信任感也很強,因為他知道她這樣呈現一定會更好。”
而作為制片人,她將自己定位為服務者,最大的作用是在預算范圍內將劇集品質做到極致,保護并激發主創的藝術創造力,確保項目良性循環。
王小槍提出創作采風的想法,張海東很快就會為其聯系好調研的單位,安排好出差車次。盧倫常在拍攝中反映的訴求,她也會第一時間判斷出對方的目的是什么,自己需要拿出什么態度來,整個溝通過程非常高效。
“我們的劇組根比較正,從沒有出現過雞飛狗跳的情景,大家都是踏實做事情的人。”從業20多年,張海東對于項目和人的判斷嗅覺是極其精準的,“判斷與選擇出好的,剩下的就是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王小槍也對于這種原班人馬的默契與信賴感同身受。
他喜歡描述飯局,《黃雀》中吃飯的場面很多,正是基于此前《對手》的合作,他發現演員們不像一些國產劇里一般假吃,“比如顏丙燕吃拉面,劇本里寫狼吞虎咽,她就真的是狼吞虎咽。這次美術、攝影全是原班人馬,你也會相信這些人,劇本創作階段我就可以大膽地寫一些東西,對于人物關系塑造和情感傳遞是有幫助的。”
比如郭鵬飛和未婚妻方慧在山西小面館重逢的戲,大鵬還是那副手機日常欠費的潦倒模樣,方慧卻早已飛上枝頭人生進階,不再愿意吃一碗刀削面。
人生觀的錯位讓本就失衡的愛情煙消云散,說清楚之后郭鵬飛就開始吃蒜了,這是一種“如今都分手了我還管什么口氣好不好”的微妙心態變化。
這些拍攝細節與演員們津津樂道的表演設計,張海東認為并不會被埋沒,“有時候市場反饋與主創付出不成正比,但我們一部戲一部戲地認真對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個市場會慢慢好起來。”
在最初的構想中,《黃雀》就是一部計劃系列化開發的作品,如果反響不錯就會將貓鼠正邪對立的故事延續到全國各地,保留貫穿的人物與懸疑氣質。
劇中李紅旗描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無非四種,報恩的報仇的,要債的還債的,花姐問你我之間是何關系,李紅旗說,許愿的。
當我們把這個問題拋給王小槍,他與盧導、海東姐是什么關系時,他給出了第六種答案——
“談戀愛吧(笑)。好的合作拍檔就如同戀愛關系,你肯定是欣賞ta的優點,大到足以彌補ta身上的缺點。我和海東合作多年都很愉快,而我入行的第一部播出的戲就是盧導做導演,我們三個是非常愿意在一起合作的,而且概率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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