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為桑的政策跟吳晗描寫的《航海攻心戰術》有很多相似之處，用吳晗的觀點可以來解釋這個問題。

吳晗在《航海攻心戰術》中描寫了這么一件事情，崇禎十五年十月，李自成決黃河淹開封，大敗孫傳庭，十一月，清軍分道南下，連破薊州、真定、河間、臨清、兗州，北京震動。

當此內外交困之際，滿朝文武沒有一個人能為崇禎帝排憂解難，這個時候兵科給事中曾應遴，一個七品官上書，提出“航海攻心戰術”，就是由朝廷造戰船三千艘，載精兵六萬，從登萊渡海，到朝鮮登陸，攻后金國腹心。這樣一來，清軍非退兵不可。

崇禎帝聽了大為嘉許，以為是妙算，讓工部籌劃此事。

工部平白無故接了一口黑鍋，真的有冤沒地方說理，當時國庫一分錢無有，上哪籌錢造三千艘戰船，這不開玩笑嗎？

崇禎帝當然知道是開玩笑，但能有什么法子，國難當頭，滿朝文武重臣沒一個放屁的，好不容易有個小官提了個建議，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交代下去你們辦去吧。吳晗說崇禎用的這招叫“騙”，因為明知道辦不成還是硬要下面去辦，這就是騙。

出主意的曾應遴也知道辦不成，他也是騙，他騙崇禎，崇禎一高興說不定就能升他官。

工部管事的是侍郎陳必謙，他知道這事辦不成，但又不能說不辦，轉頭一想，既然是戰船，那不能工部自己張羅，兵部也該參與此事，所以就上書說按照規制，造戰船歷來是工部兵部共同辦理，所以兵部應該負擔一半。崇禎接到上書也佩服工部侍郎的腦子好使，一件事兩家辦，人多力量大，就準了工部的請示。

吳晗說工部這招叫“推”，把工作推給別人，責任就小點。

兵部平白如故也接了一口黑鍋，自然氣的要命，但這件事合理合法，還沒法拒絕，只能硬著頭皮接下。

造戰船需要錢，國庫空空如也，為解君父之憂，工部上書說開封歸德欠工部料價銀五百萬兩，可以用于造船，兵部也上書說鳳陽欠兵部馬價銀五百萬兩，可以用作造船。

事實上，開封剛被李自成淹了，歸德又被李自成占領，上哪找五百萬兩銀子給工部。而鳳陽因為戰爭旱災蝗災，已經赤地千里，渺無人煙，更沒有五百萬兩銀子給兵部。

吳晗說兵部和工部這招叫“拖”，明知道辦不成的事，只能拖，能拖多久是多久。

但拖終究不是辦法，時間久了戰船還沒開始造，要吃不了兜著走，工部侍郎陳必謙腦袋一轉又想了一個主意，他上書說，現在北京被清軍圍困，招不到工匠，也運不進來木料，屁話，一毛錢都沒有，上哪找工匠木料。陳侍郎上書說淮安船廠負責打造漕船，物料都是現成，工匠也是現成的，讓他們負責造戰船，必能“克日可成，庶不誤東征大事”。

陳侍郎的上書，內閣和崇禎都認為很合理，所以就下旨給淮安船廠，讓他們造三千艘戰船。這件事就從工部和兵部推到了淮安船廠。

船廠主事也是倒霉催的，平白無故，這口黑鍋扣自己頭上了，但圣旨已下，不能抗旨，只能遵照執行。

但船廠主事也不是吃干飯的，他腦袋一想，也想出個絕妙主意，他上書說，淮安船廠造的是河船，跟海船相差萬里，他們的工匠和物料都不適合造海船。實際情況是一毛錢沒有，憑空造不出海船。船廠主事說福建和廣東靠海，歷來擅長做海船，應該讓閩廣兩省造戰船，這樣才能及時造出戰船，“由海道乘風北上，直抵旅順口上岸，奮武以震刷皇威，快睹中興盛事。”

造三千艘戰船這件事就這么推到了福建和廣東身上。從曾應遴提出航海攻心戰術，到各部推諉拖沓，時間已經過去了快一年，而恰好清軍擄掠的差不多了，打包好戰利品班師回朝，北京解除了危機。

此時，兩廣總督沈猶龍、福建巡撫張肯堂便聯名上奏說：“航海攻心戰術是閣臣的妙算，圣主的神威。臣等已經召集工人，預備工料，擁護國策，以成陛下中興盛業。但是現如今北方安定，而閩廣民窮財盡，與其勞民傷財，造而不用，不如暫時停工。”

崇禎接到這個奏疏，只能無奈的笑笑，事已至此，清軍都退了，那還造個啥，就回了一個字“是”。

航海攻心戰術這個荒唐的提案終于結束。

吳晗總結到：“所謂官僚政治，有三個字可以形容之：一騙，二推，三拖。”

崇禎和曾應遴是在騙，兵部和工部是又騙又拖又推，船廠主事是又騙又推，福建和廣東是又騙又拖。

吳晗又總結道：“從騙到推，到拖，而無。這故事是中國官僚政治的一個典型例子。”

而改稻為桑和航海攻心戰術簡直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嘉靖四十年，倭寇肆虐，國庫空虛，財政超支，連官員俸祿都已經發不出來，但嘉靖還想修宮殿和道觀，朝廷沒錢就得想法子弄錢。

清流清高，弄不來錢，嚴黨貪賄無度，弄不來太多錢，嘉靖私心用甚，只想要錢。

此時嚴世蕃提出改稻為桑，在浙江把稻田改為桑田，多養蠶繅絲，織成絲綢后賣給西洋人換來白銀。

其實改稻為桑的本質是嚴黨想上下其手，趁機在浙江兼并良田，大發橫財，然后順便給嘉靖分點利錢，這一招根本行不通，因為清流會趁機使絆子倒嚴。

嚴世蕃說這招能為朝廷弄來錢，嘉靖自然很開心，哪怕他知道這個主意是個餿主意，壓根就不可行，但總比沒有主意強。

嚴世蕃提出改稻為桑，就是“騙”，嘉靖批準了改稻為桑的建議，也是“騙”，他才不管什么改稻為桑，什么以改兼賑，只要能把錢弄來就行。

改稻為桑經嘉靖首肯，內閣票擬，司禮監披紅，直接就把圣旨下達給了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胡宗憲，這就是“推”。胡宗憲要剿倭寇，分身乏力，這件事自然就交辦給浙江布政使鄭泌昌和按察使何茂才，這也是“推”。

鄭泌昌和何茂才作為省部級大員，自然不會直接辦理改稻為桑，所以他們把這件事安排給了杭州知府馬寧遠和下屬各縣，這也是推。

杭州知府馬寧遠和所轄各縣去推行改稻為桑，根本推行不下去，農民不可能這么順從的把稻田改成桑田。馬寧遠只能派兵強行推廣“國策”，但調來的兵被戚繼光調走，他們就把責任推給了總督府參軍譚綸，因為他是清流派來阻礙改稻為桑的棋子。

改稻為桑就演變成了嚴黨和清流之間的黨爭。

嚴世蕃知道阻力太大，所以才提出毀堤淹田的損招，鄭泌昌不想獨自承擔風險，就拉上了制織造局的楊金水和胡宗憲的心腹馬寧遠，一起毀堤淹田，這也是推。

毀堤淹田玩脫了，被胡宗憲識破，親自斬了杭州知府馬寧遠和建德、淳安兩知縣以及河道監管李玄，讓他們背鍋。并且胡宗憲開始出手阻止賤買農田，他這招就是“拖”。

胡宗憲明知道改稻為桑不可行，但又不能公然抗旨，就只能“拖”，一拖就拖出了變故。

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的“以改兼振，兩難自解”本質上也是推和拖，根本實現不了改稻為桑。

最后，海瑞等人下場，這件事在浙江終于亂成一鍋粥，最終鬧到了嘉靖這里，嘉靖也無可奈何，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改稻為桑，算是對“航海攻心戰術”一次完美的演繹，把“一騙，二推，三拖”的官僚政治演繹的惟妙惟肖。

嘉靖從一開始就知道改稻為桑不可行，但他跳脫不出中國封建官僚政治的樊籠，只能被裹挾著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