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巴金

最近聽說上海《新民晚報》要復刊。有一天我遇見晚報的前任社長，問起來，他說：“還沒有弄到房子。”又說：“到時候會要你寫篇文章。”

我說：“我年紀大了，腦子不管用，寫不出應景文章。”

他說：“我不出題目，你只要說真話就行。”

我不曾答應下來，但是我也沒有拒絕，我想：難道說真話還有困難！

過了幾天我出席全國文聯的招待會，剛剛散會，我走出人民大會堂二樓東大廳，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帶笑說：“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沒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還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個字：“姓陳的。”

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說：“我是有意保留下來的。”這句話提醒我自己：講真話并不那么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樣時，人們就在談論大寨的事情。我曾經考慮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后來決定不動它。我坦白地說，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讓它向讀者說明我走過什么樣的道路。

如果說《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許多豪言壯語，難道都是真話？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參觀的時候，看見一輛一輛滿載干部、社員的卡車來來去去，還聽說每天都有幾百個參觀、學習的人。我疑惑地想：這個小小的大隊怎么負擔得起？

我當時的確這樣想過，可是文章里寫的卻是另外一句話：“顯然是看得十分滿意。”那個時候大隊支部書記還沒有當上副總理，吹牛還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虛報產量的程度。

我的見聞里畢竟還有真實的東西。這種寫法好些年來我習以為常。我從未考慮聽來的話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現在回想，我也很難說出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

總之，我們常常是這樣：朋友從遠方來，高興地會見，坐下來總要談一陣大好形勢和光明前途，他談我也談。這樣地進行了一番歌功頌德之后，才敞開心來談真話。這些年我寫小說寫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習慣卻沒有給完全忘掉。

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后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薄冰上面，戰戰兢兢，只想怎樣保全自己。

十年浩劫剛剛開始，為了讓自己安全過關，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編造了一本假賬揭發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

我挨過好幾十次的批斗，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肚里。起初我真心認罪服罪，嚴肅對待；后來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編寫了百份以上的“思想匯報”。保護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兒女，我不能連累他們，對他們我還保留著一顆真心，在他們面前我還可以講幾句真話。

在批判會上，我漸漸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們一層又一層地剝掉自己的面具。

一九六八年秋天一個下午，他們把我拉到田頭開批斗會，向農民揭發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輕詩人站出來發言，揭露我每月領取上海作家協會一百元的房租津貼。

他知道這是假話，我也知道他在說謊，可是我看見他裝模作樣毫不紅臉，我心里真不好受。

這就是好些外國朋友相信過的“革命左派”，有一個時期我差一點也把他們當做新中國的希望。他們就是靠說假話起家的。

我并不責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任。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斗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

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鉆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

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現在那一切都已經過去，正在過去，或者就要過去。這次我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的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斗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

我的《隨想》并不“高明”，而且絕非傳世之作。不過我自己很喜歡它們，因為我說了真話，我怎么想，就怎么寫出來，說錯了，也不賴賬。

有人告訴我，在某雜志上我的《隨想錄》（第一集）受到了“圍攻”。我愿意聽不同的意見，就讓人們點起火來燒毀我的《隨想》吧！但真話卻是燒不掉的。

當然，是不是真話，不能由我一個人說了算，它至少總得經受時間的考驗。

三十年來我寫了不少的廢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當時的勞動模范忽然當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勞動”，又不做“模范”；說假話、搞特權、干壞事倒成了家常便飯。

過去我寫過多少豪言壯語，我當時是那樣歡欣鼓舞，現在才知道我受了騙，把謊言當做了真話。無情的時間對盜名欺世的假話是不會寬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還有人要求作家歌頌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見過一些永遠正確的人，過去到處都有。他們時而指東，時而指西，讓別人不斷犯錯誤，他們自己永遠當裁判官。他們今天夸這個人是“大好人”，明天又罵他是“壞分子”。過去辱罵他是“叛徒”，現在又尊敬他為烈士。自己說話從來不算數，別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賬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也不臉紅。

他們把自己當做機器，你裝上什么唱片，他們就唱什么調子；你放上什么錄音磁帶，他們哼什么歌曲。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信風雞，風吹向哪里，他們的嘴就朝著哪里。

外國朋友向我發過牢騷：他們對中國友好，到中國訪問，要求我們介紹真實的情況，他們回去就照我們所說向他們的人民宣傳。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做我們的代言人，以為自己講的全是真話。可是不要多長的時間就發現自己處在尷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變來變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

外國人重視信用，不會在思想上跳來跳去、一下子轉大彎。你講了假話就得負責，賴也賴不掉。有些外國朋友就因為販賣假話失掉信用，至今還被人抓住不放。他們吃虧就在于太老實，想不到我們這里有人靠說謊過日子。

當“四人幫”圍攻安東尼奧尼的時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讀到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文章。當時我還在半靠邊，但是可以到郵局報刊門市部選購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幫”那一套鬼話，我看見中國人民越來越窮，而“四人幫”一伙卻大吹“向著共產主義邁進”。報紙上的宣傳和我在生活中的見聞全然不同，“四人幫”說的和他們做的完全兩樣。

我一天聽不到一句真話，偶爾有人來找我談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憐憫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騙。事情過了好幾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還是右，也可能還有人揪住他不放。這就是不肯獨立思考而受到的懲罰吧。

其實我自己也有更加慘痛的教訓。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風的時候，我不但相信各種“豪言壯語”，而且我也跟著別人說謊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免的罪行；從此就不以說假話為可恥了。

當然，這中間也有過反復的時候，我有腦子，我就會思索，有時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藝界的一次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

就只有那么一點點“勇氣和責任心”！就只有三幾十句真話！它們卻成了我精神上一個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著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

果然，“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還在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海作家協會的大廳里就貼出了“興無滅資”的大字報，揭露我那篇反動發言。我回到上海便誠惶誠恐地到作家協會學習。大字報一張接著一張，“勒令”我這樣，“勒令”我那樣，貼不到十張，我的公民權利就給剝奪干凈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發生的事。我當時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來說，我仿佛受了催眠術，也不一定很恰當。我腦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亂麻，我已無法獨立思考，我只是感覺到自己背著一個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腦子里沒有是非、真假的觀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來越大。最后認為自己是不可救藥的了，應當忍受種種災難、苦刑，只是為了開脫、挽救我的妻子、兒女。

造反派在批斗會上揭發、編造我的罪行，無限上綱。我害怕極了。我起初還分辯幾句，后來一律默認。

那時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種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時候經常罵一句：“休想撈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僅把這個符咒掛在門上，還貼在我的心上。

我決心認真地改造自己。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為了“超度亡靈”，請了和尚來誦經，在大廳上或者別的地方就掛出了十殿閻羅的圖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過十個殿，受盡了種種酷刑，最后轉世為人。這是我兒童時代受到的教育，幾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間，我就是這樣地理解“改造”的，我準備給“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鍋”，受盡懲罰，最后喝“迷魂湯”、到陽世重新做人。

因此我下定決心咬緊牙關堅持到底。雖然中間有過很短時期我曾想到自殺，以為眼睛一閉就毫無知覺，進入安靜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毀譽無損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無動于衷。想了幾次我終于認識到自殺是膽小的行為，自己忍受不了就讓給親人忍受，自己種的苦果卻叫妻兒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來。”我還癡心妄想在“四人幫”統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

那些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起初把假話當做真理，后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后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后來假話當假話說。

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圖像，一切都是虛假！“迷魂湯”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腦子清醒了，我回頭看背后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么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卻為它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