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決定著文創產品的生命力。博物館文創產品在市場上取得成功，離不開知識產權的有力支撐。

近年來，博物館文創產品已成為文化消費領域新的經濟增長點。其涵蓋文具、飾品、家居用品、食品等多個品類，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文創產品不僅是博物館文化的延伸，更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有機融合。它們憑借新穎的形式和獨特的設計，讓古老的文物“活”起來，走進了千家萬戶。

在文化自信與創新活力的雙重驅動下，博物館文創產品已成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而知識產權保護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博物館文創產品“圈粉”無數

“國潮”興起，中國文化元素逐漸成為消費時尚。當下，全國多地博物館積極挖掘自身特色資源，持續推出優秀的文創產品。從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到中國國家博物館“一冠難求”的鳳冠冰箱貼，越來越多極具特色的博物館文創產品在消費市場占據“C位”。智研咨詢發布的《2024年中國文創產品行業全景速覽：歷史經濟雙稟賦，“巨龍”騰飛領新潮》顯示，我國文創產品市場規模穩步擴大，2023年文創產品市場規模達163.8億美元，同比增長13.09%。

創意決定文創產品的生命力。博物館文創產品在市場上取得成功，離不開知識產權的有力支撐。無論是優質文創產品高顏值的外觀，還是其實用的功能，都離不開創新者在人力、資金、科研等方面的投入，更需要依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說，知識產權是博物館文創產品走向市場、走向海外的重要保障。

目前，市場上的博物館文創產品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依托博物館藏品和展覽設計制作的各類材質的創意文化產品、民族手工藝品和數字文化產品；第二類是文物藏品的復制品或仿制品；第三類是與博物館藏品和展覽相關的書籍、電子出版物及各類紀念品。這些文創產品主要涉及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

博物館文創產品的研發模式已從單純的自主研發，拓展為委托研發與自主研發相結合等多元化模式。與此同時，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文化與數字技術迅速實現有機融合，這使得博物館文創產品不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以型為主” 形式。如今，文創產品將文物的創意靈感與科技深度融合，不斷催生出數字藝術、數字創意等新型文化業態。

廣東省博物館文創產品 圖 /@ 廣東省博物館

博物館文創產品維權“痛點”

在數字化時代，侵權現象頻繁出現，且呈現出網絡化、數字化的顯著特點。隨著博物館文創產品持續熱銷，并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盜版、侵權行為愈發猖獗。

2024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知識產權檢察工作白皮書（2021-2023年）》指出，針對文化產業創新發展中市場熱度高、作品類型新穎的重點領域，需持續強化犯罪懲治以及民事行政檢察監督，以促進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的繁榮發展。2022年，上海市普陀區法院發布的《涉文化創意產業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司法審判白皮書》顯示：2019-2021年，上海市普陀區法院受理的文創類知識產權案件共計4902件，占全部知識產權案件的37%。這在一定程度上既體現了文創產業的快速發展，也反映出人們對其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逐步增強。

然而，在數字化環境下，博物館文創產品的侵權行為更具隱蔽性與多樣性。特別是通過網絡平臺銷售的仿冒產品，使原創者面臨維權成本高、時間長、取證難度大等諸多困境。網絡化、數字化、交織化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不僅損害了創作者的合法權益，還嚴重擾亂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此外，文創領域還存在權利歸屬不明確、知識產權布局意識淡薄的問題。早在2018年，故宮博物院推出口紅系列文創產品，涉及故宮博物院文化創意館、故宮淘寶等多個部門和運營主體。同時，其官網上顯示相關產品在京東的“故宮文創旗艦店”、微信小程序的“故宮博物院文創館”、淘寶的“故宮淘寶”等多個平臺銷售，且每個平臺上產品的外觀、價格和代工企業都截然不同，這使得消費者一時間難以辨別正版產品。這一現象反映出故宮文創的授權管理模式存在不清晰之處。

隨著博物館文創產品研發模式不斷拓展，眾多博物館通過跨界合作、技術創新等融合發展模式，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下最新科技相結合，運用VR、AI等技術，為文創產品注入了更多創新元素。但與此同時，這也給數字文創產品知識產權的界定、保護范圍、賠償標準等方面的法律規定帶來了新挑戰，進一步加大了文創產品維權工作的難度。

2023年，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屬企業就“中傳新文創藏品平臺”發售“皇后之璽”數字文創產品的行為，與中傳悅眾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產生爭議，雙方在“皇后之璽”數字文創產品的權利歸屬問題上存在分歧。由此可見，建立權責清晰、程序規范、統籌有力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對文博IP產業鏈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雖然保護機制相對完善，但維權之路依舊任重道遠。近年來，國家政策逐步放寬對博物館商業化的限制，鼓勵文博產業化發展。例如，國家文物局出臺了《博物館館藏資源著作權、商標權和品牌授權操作指引（試行）》，為博物館開展知識產權相關項目提供了明確依據。盡管我國已建立起相對完善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然而，博物館文創產品的侵權行為發生渠道廣泛、地域范圍大，檢測和溯源難度高，且博物館文創產品相關單位多為研究型或設計類機構，缺乏專業法律團隊，導致原創者常因維權時間長、舉證難度大等因素，難以真正實現有效維權。

甘肅省博物館文創團隊創作的銅奔馬造型玩偶，因其可愛形象深受消費者喜愛，一些不法商家便趁機仿制并在網絡平臺售賣盜版商品，銷量超10萬件。事件發生后，甘肅省博物館第一時間發表嚴正聲明，表明擁有此款銅奔馬玩偶的獨家版權，并未向任何第三方授予生產權和銷售權。但聲明發布后，僅部分商鋪經協商下架相關侵權商品，且未作出任何賠償。上述侵權行為嚴重挫傷了原創人員的創作熱情，損害了他們的經濟利益，破壞了文創領域研發、生產、銷售的良性循環。

中國國家博物館文創產品 圖 /@ 中國國家博物館

博物館文創產品知識產權保護之道

緊跟知識產權政策，強化權屬意識 。博物館需時刻緊盯國內外知識產權政策動態，善于借政策東風，為自身發展獲取智力支持。以甘肅省博物館為例，其積極與省版權局、知識產權保護中心等部門加強信息交流，順利完成銅奔馬玩偶等系列文創產品的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備案工作，在文創產品“出海”方面拔得頭籌。

同時，博物館必須強化權屬意識，提前謀劃，做好知識產權的全面布局。就博物館文創產品本身而言，許多文創產品融合了公有文化元素與創意成果。博物館在開發文創產品時，務必明確公私界限，確保知識產權范圍清晰穩定，防止侵占“文化公地”。

從博物館文創產品的開發生產流程來看，文創產品的權屬界定通常涉及多個主體，包括創作者、設計者、投資者等。在權屬界定不明晰的情況下，極易滋生權屬爭議與侵權行為。比如，博物館與文創產品設計師之間若事前未明確約定，便可能引發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所以，在文創產品開發過程中，無論是共同開發還是委托開發等模式，首先都要明確約定該產品的知識產權權利歸屬以及許可方式等內容，并對違約行為的賠償責任作出規定，以此避免后續糾紛。

從文創產品知識產權布局層面來講，當形成較為成熟的文創產品設計方案時，博物館或第三方文創企業可通過登記著作權、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等途徑，對重要的文創產品實施多重保護，從而在競爭激烈的國內外市場中做到有“權”可維，有“劍”可亮。在文創產品開發完成后，以及在生產和銷售階段，權利人應加強市場與網絡監測，及時收集線索，一旦發現文創產品侵權行為，要積極主動通過行政投訴或者民事訴訟等方式維權，嚴厲打擊“趁熱搭便車”“山寨走捷徑”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為文創產品的發展營造風清氣正的市場環境。

設立專業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加強知識產權管理 。博物館應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積極引進專業的知識產權人才，對知識產權事務進行統一管理。有計劃地開展知識產權培訓，扎實做好合作企業的知識產權普及工作，切實形成工作合力，及時發現并妥善處理知識產權問題。同時，可組建維權隊伍，或者聘請專業律師團隊提供法律支持，以此降低法律風險，嚴厲打擊侵權行為。

故宮博物院在知識產權管理與保護工作方面起步較早。一方面，注重加強規章制度建設，先后制定了《故宮博物院影像資料管理辦法》《故宮博物院授權管理辦法》等規章制度，規范館藏資源的授權與使用流程；另一方面，注重風險防范，成立品牌授權、合作項目審查小組，不斷強化知識產權管理，防止無形資產流失。2024年4月，故宮博物院宣布建立合作企業白名單制度，適時通過特定形式和范圍公布與故宮有合作關系的企業，助力辨別市場上冒用名稱的行為，進一步保護消費者權益。

中國國家博物館也先后出臺了《中國國家博物館數據授權管理辦法》《中國國家博物館影像數據歸檔與管理辦法（試行）》《中國國家博物館科研項目管理辦法》等政策性文件，持續加大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力度，不斷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風險防范機制。

此外，博物館應積極探索建立規范、標準的藏品數字化系統，實施分級分類管理，有規劃、分階段地梳理盤活知識產權資產。必要時，應加強與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的合作與交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和技術手段，推動跨國知識產權保護和維權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知識產權侵權行為。

進一步推動司法與行政雙軌協同共治，形成保護合力 。我國采取了一系列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舉措。從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到通過多種方式降低知識產權維權成本，從建立快速維權機制到積極投身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持續提升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為博物館高效維權提供了堅實后盾。

《2024年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推進計劃》明確指出，我國積極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的修訂工作，并加快制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條例》，以此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和政策環境。組織開展文創產品知識產權保護專項行動，目的在于加強文創產品在版權、商標權、專利權等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嚴厲打擊侵權行為，推動文創產 業健康發展。

到上海博物館東館來“打卡”。圖 /@ 上海博物館

目前，博物館文創產品的維權途徑主要采用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雙軌并行模式。要推動完善地方知識產權法院、知識產權局、市場監管局、文旅局等相關單位和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聯動機制，共同探索合規治理、風險防控提示機制，完善多元救濟保護手段，攜手構建知識產權大保護格局，實現快速受理、快速審查、快速維權，為博物館文創產品知識產權保護提供有力保障。

加強行業引導，增大文創產業扶持力度 。近年來， 博物館與文創企業、設計院所之間的跨界合作，已成為文創產品的主要開發模式。參與和博物館合作的創新主體多為中小微企業，這些企業富有創新活力，卻面臨資金匱乏、人才短缺、產品研發體系不完善以及知識產權意識薄弱等問題。

當地政府可設立專項財政扶持資金，在政策和資金上支持文創產業的重大項目與關鍵環節。而由于文創產品研發涉及權利主體眾多、授權維權鏈條冗長、涉案領域廣泛，合作主體間的知識產權糾紛日益頻發。因此，需要進一步強化行業規范引導，通過定期開展文創產品知識產權保護巡查、發布典型案例、出臺指導意見等方式，從確權、權屬認定、侵權判定等角度，全方位揭示文創產品的知識產權風險。這不僅能提升博物館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助力其加強知識產權布局和風險預警工作，還能引導各方合理分配權利義務，切實為企業降低知識產權風險，化解知識產權糾紛，真正做到“查處一個案件，規范一個行業，引導一批企業” 。

有效的政策引領，既能助力中國文創企業在市場中取得優勢，也能幫助文創企業樹立品牌意識。此外，通過加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培訓等方式，可以增強文創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推動其朝著專業化、品牌化方向發展，提升知識產權管理水平。

（文章來源：《創意世界》2025年3月號）

編校：范曉華，審讀：郭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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