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很多人不清楚《人民幣》和《數字人民幣》的分別。近日有讀者提問，筆者在這里解釋。筆者認為，《數字人民幣》將在貨幣產生的源頭改革銀行系統。

數字人民幣近年已取得了顯著進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試點范圍擴大：數字人民幣的試點從最初的幾個城市（深圳率先）擴展到全國范圍40多個城市，并在一些地區計劃實現全覆蓋，如江蘇省常熟市在下月將開始使用數字人民幣發放工資，據說浙江省杭州市亦將很快跟進。

其次是應用場景豐富：除了在零售支付、公共交通、政務服務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外，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方面也取得了重要進展。中國與香港特區、泰國等地的跨境數字貨幣支付試點已取得成功，為未來的國際應用奠定了基礎。香港不少市民已習慣用手機移動支付，港幣/人民幣互換相當方便，匯率也已接近，最新兌換率是港幣100元兌大約人民幣94.1。

第三是金融科技突破：以金融科技為基礎構建科技金融應用。中央銀行系統構建雙層運營架構，各項監管制度借著先進科技的應用正不斷完善。中央銀行直接發行數字人民幣，可以把貨幣供應量的擴縮政策操控在央行手中，不用再經過傳統的銀行系統以杠桿的方法間接提供流動性（即貨幣供應量）。傳統的間接做法有滯后和消耗效應，在運作過程中有灰色地帶，內生貪腐的誘因。但傳統銀行系統對于企業和個人借貸的分析和信用的監察，不可由中央銀行包辦替代，所以長期而言，貨幣政策一定是雙軌進行。央行系統雙層運營架構，勢將顛覆傳統銀行學和貨幣學的理論基礎和應用模式。

隨著數字人民幣的產品體系不斷豐富，可以研發出無障礙、適老化和智能合約等創新功能（主要是利用區塊鏈去中心化、隨時核實、不可篡改等技術特色）。順便一提，特朗普和馬斯克打算限制美聯儲調節利率操控貨幣供應量的功能，甚至揚言要干脆取消美聯儲，目的是把貨幣政策和國債的公開市場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掌握在白宮手里，其效果和央行發行數字人民幣異曲同工。這方面涉及銀行學和貨幣學的基本理論，筆者很難三言兩語用更簡單的方法解釋清楚。

最后是市場接受程度：數字人民幣的使用普及之后，央行和銀行分別提供的貨幣供應量的市場份額將逐漸有所變化，此消彼長。隨著金融技術的持續完善，數字人民幣系統的安全性和效率將不斷提升，用戶接受程度也將持續提高。大數據處理的能力，配合實名智能手機和實名銀行戶口的網格（internet grid）完全建成后，網上詐騙將會絕跡（因為可追蹤溯源），就如同現時在內地街頭小偷扒手搶錢包已然絕跡一樣，因為民眾廣泛應用二維碼，錢包放在手機內，上街不用帶現金。

筆者認為，數字人民幣是傳統資本升級為新質資本的變身，可謂化繭成蝶。資本需要加以限制，需要有效利用。新質資本能否減少貧富差距？還需要在實踐摸索中研究。這命題馬克思1848年的《資本論》里沒有提及，因為當年只是資本主義的初始階段，177年前根本沒有今天金融技術的客觀環境。

數字人民幣在當前金融環境下，具有顯著的發展潛力。估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財富的公平分配、限制資本的無序擴張，但仍需克服多重挑戰。

數字人民幣的出現可以打破傳統金融的壟斷格局，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交易透明度，提升金融效率，讓刺激消費和促進投資真正用到刀刃上，讓貨幣供應不會停留在金融體系之內空轉，遏止金融機構通過享受利息差不勞而獲。互聯網+金融（俗稱P2P，網貸信息平臺）通過減少中間環節的費用，可以促使消費者和中小微企在日常交易中獲得更多直接實惠。但平臺經濟的規模化，卻又可能造成壟斷；如監管不力，后果相當嚴重。

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和結算方面具有優勢，可以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地位。現時面臨的挑戰有以下幾個方面。

1/技術和基礎設施的限制：數字人民幣的廣泛應用需要穩定的網絡和強大的技術支持，這對一些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是個難題。

2/監管和法律框架：數字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帶出監管和法律方面的挑戰，需要建立健全的監管體系以防范詐騙風險。

3/社會接受程度：公眾對數字貨幣的認識和接受程度也是影響其廣泛應用的重要因素。民眾的信心，取決于以上1和2兩個方面。

4/實現財富再分配的機制：數字人民幣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金融效率，間接促進經濟增長和財富增加。通過減少中間商環節，可以讓資金提供方和資金需求方直接對接，消費者和企業主可以獲得更多實惠。此外，在跨境支付和結算方面的優勢可以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為跨境經濟活動（電商）創造更多機會。

數字人民幣在理論上可以促進財富公平分配，但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克服技術、監管、社會接受程度等方面的挑戰。為了限制資本的無序擴張和異化濫用，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構建多維度的監管體系。

就筆者的理解，當前中央為了深化金融和銀行體系的改革發展、走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在資本這個層面采取的關鍵措施是完善監管法律法規，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明確資本在不同行業和領域的準入條件和經營范圍，規范資本行為，防止資本在某些行業過度集中或闖進被限制的領域。因此要加強監管力度，建立健全的監管體系，實行穿透式監管，準確掌握資本流向和運作情況，及時嚴厲處罰資本違規行為，提高違法成本。

中央在制定科學化的產業政策過程中（例如近日受到普遍關注的海運、造船和港口政策），可以引導資本投向國家戰略重點支持的領域，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央行直接以數字人民幣向相關央企和國企提供資本支持，配合相關產業政策，可以相得益彰。

最后，筆者認為需要強化社會監管，鼓勵媒體和民間組織甚至個別民眾對資本行為進行監督舉報，通過社會輿論形成外部壓力，促使資本合規經營。金融行業的各類協會應加強自律，制定行業規范，引導會員企業遵守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理論上更應推進國際合作，加強國際間的互動監管，共同打擊跨境資本的無序擴張和異化濫用行為（例如AML和CFT，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維護公平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

總而言之，通過發行由央行背書的數字貨幣（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理論上可以提升資本治理效能，關鍵在總結經驗，把握規律，探索創新，增強資本治理的針對性、科學性和有效性；深化監管體制機制改革，堅持依法監管、公正監管、源頭監管、精準監管、科學監管，全面落實監管責任，創新監管方式，提高資本監管能力和監管體系的現代化水平。那么，誰能夠有效地監管中央銀行？這是另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期望中國經濟學的學者專家們能夠及時探討，提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