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對自己的一生進行總結，馮雪峰經過認真思考后，決定寫一部自傳。在這部自傳中，馮雪峰特意提到了一件往事，說在這件事情上，博古曾批評他是托派意見。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56年，馮雪峰已經53歲了。此時，馮雪峰決定將自己的革命經歷寫成自傳，以供后來人閱讀參考。

為了將這部自傳寫好，馮雪峰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以便對自己和戰友們有個客觀公正的交代。

在這部自傳中，馮雪峰寫道：“大概在南京已開始成立辦事處，上海辦事處必將改組的時候，周恩來和博古同志來上海。在一次談問題時曾同博古吵斗，我態度很暴躁……”

馮雪峰自傳中和博古吵架的事情，發生在1937年7月。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全國的抗戰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為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條件。

事實上，1936年西安事變后，在蔣介石便答應張學良和楊虎城等人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

然而，由于蔣介石的固執，國共合作抗日進展得很慢。

那時候，來自于各方面的情報都表明，日軍將要在華北有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開始進行全面侵華。

7月7日，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組成的中共談判代表團飛抵上海，準備前往南京，與蔣介石再次進行國共合作談判。

當天夜里，便爆發了盧溝橋事變。

7月8日，周恩來找到潘漢年，讓他打電話給馮雪峰，叫馮雪峰到山海接受新的任務。

于是，在隨后的幾天里，馮雪峰便作為非正式談判代表，陪同周恩來率領的中共談判代表團，前往南京，轉到廬山與蔣介石進行談判，以期加快合作抗日的進程。

在此過程中，由于對代表團在“改編紅軍、取消番號、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原則問題上的討論產生了不滿的情緒，馮雪峰一個人先行回到上海。

本來這也沒有什么，但馮雪峰卻沒有及時將這種不滿情緒排空，而說了一些發牢騷的話。對此，胡愈之在后來回憶說，馮雪峰從南京回來后，跟他說過一些“賭氣似的”話。其中包括“他們要投降，我不投降”等。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后關頭”演說和《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指出：

“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

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蔣介石氣場十足，聽之讓人熱血沸騰。

當天，毛主席和張聞天給周恩來等人發來一封電報。

在這封電報中，周恩來等人看到了這樣的內容：“為大局計，可承認平時設指揮人事等之政治制度，請要求設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統帥。請酌辦?！?/p>

然而，蔣介石卻堅持紅軍在改編后，不設統一的指揮機關。在這樣的情況下，談判陷入了僵局，周恩來等人也來到了上海。

7月20日，毛主席和張聞天再次發來電報，指出：“日軍進攻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的可能，我們決定采取蔣不讓步不再同他談判的方針。”

此外，毛主席和張聞天還要求周恩來和林伯渠、博古暫時留在上海，觀察形勢的發展。就是在此期間，馮雪峰和博古大吵了一架。

當時，馮雪峰根據自己多年在上海做統一戰線工作的成果和經驗，提出要給支持中共政策的“左翼人士”一個交代，或說是一個表態。

本來，這樣的意見也不過是一種想法，但博古卻不認可，兩人為此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然而，在吵架的時候，博古突然給馮雪峰的頭上扣了一頂“托派”的帽子。對此，馮雪峰在自傳中說：

“我當時提了一個意見，認為中央在發表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同時，應向左翼人士發表另一個文件，說明我們并不放棄無產階級的立場和革命的主張，以適應當時許多左翼人士的情緒……博古同志聽了我的后，即刻用很重的口氣批評我說，這是托派意見……”

當時，在聽到博古的話時，馮雪峰心里大驚。

因為，馮雪峰知道，自己一旦被扣上“托派”帽子，事情的性質就不一樣了。好在，馮雪峰頭上的這頂帽子沒有戴牢，馮雪峰也沒有因此而受到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