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大廠開始“強制下班”的背后，不是大廠們“知道錯了”，而是“怕了”。

去年年底，歐盟通過了一項《禁止強迫勞動法案》，這項法案規定出口至歐盟的產品，在生產過程的任何環節都不得出現“強迫勞動”的情況。

該法案中規定的“強迫勞動”，包括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或每周超過5天，即使員工“自愿加班”也不被允許。

但這個新聞在國內熱起來已經到了今年3月初，主要還是因為國內的一些大廠開始“強制下班”。

比如大疆從2025年2月27號起，強制員工晚上9點必須下班；還有像美的和海爾這些對歐洲出口業務較大的家電廠商，也開始積極避免歐盟將他們的“加班文化”認定為“強迫勞動”，禁止“惡意”加班。

這對于廣大“自愿加班”的中國牛馬來說，可謂是一劑安慰藥。一些牛馬們開始紛紛期盼每天996的日子能早點結束。

但這條法規還有三年的過渡期，要到2027年12月才能正式實施。聽到這，打工人心里瞬間涼了一截。

為什么我們落實雙休、每天8小時工作制這么難，甚至還要依靠歐盟的法案？

為什么在今年兩會后，“依法保障勞動者休息休假權益”才在《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中落地？

這些對中國擴內需的經濟結構轉型有什么影響？后續會有怎樣的具體措施落地？對我們普通打工人的切身利益會帶來哪些改善？

點贊關注，聽柏年給你詳細說。

一、再提工時改革

其實大家心里都清楚，大廠們這么做可不是出于改善勞工權益、響應“反內卷”，而是為了規避歐盟市場風險做出的讓步。

于是這些看似強制下班的政策，在政策實際執行過程中，也存在部門差異、工作量未減等問題，甚至可能催生“居家加班”這類隱性勞動形式。

那么，我們這些辛苦勞作的打工者們不禁要問了，難道落實雙休、每天8小時工作制，我們勞動的權益，只能通過歐盟法案這些外部因素來維護嗎？

我們自己內部就沒有良好的反饋機制來保障打工人的基本權益嗎？

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這些可都是寫在《勞動法》里的白紙黑字。

說實話，在2025年這個時間點前，國內這樣的反饋機制還真沒有多少。在中國職場這個超級內卷的環境，牛馬們背著房貸、車貸、孩子教育、醫療，你不“自愿”加班、你不卷，有的是人替你卷，領導們可不會管你干得累不累，只會埋怨你干得太少，不愿意干就走人。

所以廣大勞動者的心聲基本上都過不了直屬領導這個坎，最多也只能在網上發發牢騷。不過怨聲太多，蔚然成風，兩會期間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紛紛提案，表示強烈反對996，明確落實雙休。

其中最早的是人大代表——聯想CEO楊元慶，2021年兩會期間他就明確公開反對“996”，多位委員也呼吁遏制超時加班。然后22、23、24年也都有代表針對這個問題進行提案，但都是泥牛入海、落地無聲。

直到今年兩會才出臺了一些相關的政策。

所以為什么說2025年這個時間節點很重要，柏年先在這里埋個伏筆，后文會為你解答。

1980年代后期，鄧小平就提出了縮短工時的建議。理由包括借鑒國際經驗、提升企業效率和節約能源等。落實雙休也成了鄧小平推動效率改革的延續。

我國雙休制度正式實行，是在1995年。當時我們也面臨著西方的外部壓力，但其實也是內在需求的必然結果，正如今天這般情境。

當時美國以“人權條件”、要求實行雙休作為中國加入WTO的一個條件。但實際上國內仍有大量群體保持單休，人民生活與工作失了衡，工作效率不高。

說回現在，雖然歐盟的這一法案實際上是針對中國產業優勢、降低對中國商品依賴，而進行的貿易保護措施。

但更深層次的，明確落實雙休制度也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生產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的內在需求。

二、中國經濟轉型的必經階段

為什么說2025年是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原因很簡單，因為特朗普重新上臺了。

特朗普開始對全球各國發起廣泛的貿易爭端，特別是與中國接近4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中國將成為美國貿易戰中最被針對的國家。

所以在未來全球貿易摩擦和逆全球化加劇背景下，我國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需要內需成為新引擎。

其實，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在2018年發動的針對中國的貿易爭端時，中國決策層已經決定加快向“擴內需”的結構轉型。

當時對的癥是“房價過高是綁架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下的藥是“房住不炒”，讓房價回歸理性區間。

這造成的結果就是房地產市場萎縮，居民財富效應收縮，投資、消費下降引發GDP增速下滑，近些年經濟短暫通縮。

但這都是經濟轉型過程中不得不面臨的問題。經歷這些改革的短期陣痛后，就是中國經濟由房地產、基建拉動的高速低質增長轉變為由“新質生產力”拉動的高質低速增長。

而這次中國將面對更大規模的貿易沖擊，雖然從2018年至今，中國對美出口占比在不斷下降，也通過“一帶一路”戰略決策將更多的商品出口至非洲、拉美地區，但國內轉型的主線仍是“擴內需、增消費”。

內需無非兩點，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消費上去了，對商品的需求就會增加，企業也有動力增加投資、擴大生產，投資自然就跟著上去了。所以說，依據“凱恩斯定律”、“需求創造供給”，提振消費才是擴內需的關鍵。

為此，從去年9月起，國家就開始密集出臺增加居民消費的各項政策，比如以舊換新補貼、新能源汽車下鄉等。今年兩會后更是緊密出臺了《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首次將提高居民收入放在了方案首位，目的就是讓百姓們錢袋子“鼓起來”，愿消費、能消費、敢消費。

柏年在之前的文章《將提高收入放到首位！釋放了什么信號？》里詳細解讀過這項方案，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回看。

這項方案其中有一條，保障勞動者休息休假的權益，并要求“嚴格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將帶薪年休假執行情況作為工會維護職工權益的重要內容”，“不得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

收入若是提升了，但如果勞動者996模式沒有改善，后面沒時間和精力消費，這仍舊是“擴內需”道路上的一道阻礙。

比如，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繼續下滑，若剔除三年疫情異常時期，從08年到現在國內消費增速一直維持著下降趨勢。

經濟學上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工作-閑暇理論”，說的是勞動者會在工作收入和閑暇時間之間做權衡，當工資上漲時，勞動者可能選擇減少工作、增加閑暇，因為收入增加會讓勞動者更追求生活質量；但當工資較低時，勞動者可能更愿意加班，換取收入。

另外，這里有個關鍵的問題，在中國，廣大的勞動者基本上都沒有“加班費”。

如果雙休和8小時工作制落實了，在工資不變時，減少工時就等于變相提高單位時間收入，勞動者將更愿意花時間消費，可能還會有時間進行諸如短途旅行這樣的服務，增加生活質量。

落實了這兩項，無論對職場打工人，還是擴大內需，都是利民利國的好政策。

接下來，柏年再給大家列兩組數據。

自1995年中國正式實行雙休以來，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顯示，在1993-2000年間，雙休政策讓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了減少4個小時，擁有第二份兼職工作的概率提高了15個百分點，而實際月工資提高30%。1995年社零增速也較上一年快速增長。

雖然當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每周大約工作47小時，2024年為每周49小時。但廣泛的民意也說明了，真實數據可能被完全低估。

2019年一項關于中國工時跨省研究調查顯示，2017年中國勞動者每周平均工作時長為60.73小時，這遠超《勞動法》規定的每周44小時工作時間標準，沿海發達地區尤甚。

另一組數據顯示，自工業革命以來，歐洲社會工時制度發生了顯著變化，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持續提升，19世紀30年代普遍存在的每天工作15小時，逐漸縮減至當前的每天約7小時。

歐洲工時演變的過程說明，工時縮短的本質，實際上是勞動生產率進步的必然結果。而在生產與消費的良性互動下，與其同步形成的是歐洲消費社會形態。

1988年日本和2018年韓國在縮短周工時后，消費率分別提升了18%和15%，服務業就業占比突破60%，內需也成為當時兩國經濟增長的支柱。

海外在勞動者權益保障上的經驗，也向我們證實了縮短工時、落實雙休可以有效釋放家庭消費潛力，促進消費社會的形成。

而我們的企業家也應該摒棄依賴“人口紅利”的傳統思維，轉向技術創新與合規管理，進一步釋放勞動者的生產力和消費力。

畢竟有了消費才能促進再生產。

三、配套政策正在醞釀

所以說，落實雙休制和8小時工作制，不僅是勞工權益問題，也是中國經濟從“量”到“質”、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縮影。

可以預見的是，這次與“擴內需”相關的消費政策會快速落地，就像當初對房地產市場調整那般雷厲風行。而一些配套提振消費的政策也可能在醞釀中。

比如，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2025年放假安排，將法定假日增至13天，對調休機制進行了優化，也體現國家“以閑暇促消費”的戰略意圖。

將要到來的五一假期，五月份僅上19天班，預計會進一步釋放文旅、零售等領域的消費潛力。

而對于勞動者切身利益的法律保障上，未來可能會進一步修訂《勞動合同法》，明確“隱性加班”認定標準，并簡化維權流程。同時推動企業治理模式轉型和績效評估與工時脫鉤，加大監督力度與懲罰措施等，而非僅停留在呼吁階段。

除此之外，柏年認為，我們的政策應該進一步保障落實帶薪休假，推動文旅融合，這樣才能讓“閑暇紅利”持續且長久地釋放我們的內需潛力。

雙休與8小時工作制的落地，本質是通過“時間解放”和“權益保障”兩條路徑激活內需。

只有將勞動者從過度勞動中解放出來，才能將時間轉化為用于消費、學習和創新的資源；同時，通過收入分配的改革和社會福利的完善，也將進一步增強大家的消費信心與能力。

這項措施雖然只是中國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變的一個很小的縮影，但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必經階段。

2025，各項政策會相繼落地，柏年也會給大家做及時的解讀。

關于后續政策落地，將給我們帶來怎樣的結構性機會，我也會在私密圈子里為大家做更深度的分享，歡迎大家私信柏年加入與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