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訪問學者”岳健勇先生的一篇文章：《在情感與理性之間——非敵非友的中美關系》，其對于流傳久遠的三大“中美合作神話”之歷史性事件，進行了正本清源的解讀，讓人們對此間的誤解，得以明了、清晰。

一是所謂尼克松對華“友好”，美中聯手“做掉蘇聯”事件。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結束世紀性對立，從此開始握手言歡，并因此對蘇聯集團形成了極大的逼仄壓力，也成為最終蘇聯倒掉的重要外部因素。

確實，尼克松實現中美關系破冰之舉，在客觀上當然利于我們國策的重大轉型——為后來的改革開放，令中國重返國際社會，促成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實現了當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偉大成就，顯然奠定了重要根基。

但是，尼克松的出發點，當然不只是為了幫助中國達此目標，他顯然是首先和主要基于美國的國家利益，在充分考量了當時的世界形勢后，才做出所謂的“聯中抗蘇”決策。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美蘇是世界對抗的兩大集團之代表國家，而游離其外的中國，就成了重要的第三極力量——此時，美國將社會主義的中國變成互為利用的重要援手，顯然對于蘇聯集團的打擊極大，使得當時意識形態對立的世界兩大集團之力量對比，從此發生了嚴重的偏斜，美西方因此認為這是其取得戰略優勢的一大成就。

而當時的中國，已與“修正主義”的蘇聯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但顯然，蘇聯的綜合實力、集體動員能力等，仍然全面壓制中國。

特別是兩國數千公里邊境線上，有著百萬強兵壓境，這對于中國的威脅極大，更是嚴重牽制了中國的發展精力，我們應對外部環境的成本極大。

雖然在咱們官方敘事中，尼克松一直被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豈不知，正是因為尼克松的堅定“反共立場”，才促成了他對中國的破冰之旅，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沉重打擊當時最重要對手的蘇聯集團。

由此可見，尼克松的戰略意圖，并非主要出于對中國的善意，而是想充分利用中蘇分裂形勢，通過拉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最終削弱蘇聯這個意識形態集團的潛在威脅，以此重塑全球戰略格局。

具體而言，當時尼克松訪華的眼前目標，是借助中國對于”北越“的影響力，幫助美國達到從越戰脫身的目的——當時尼克松治下的美國，欲擺脫“陷入越戰”的泥潭，才是彼時美國最迫切的政治目標。

而在1994年尼克松臨終時，他曽向友人懊悔自己一手設計的“遏制但不孤立中國”政策，并稱:“我可能造出一個弗蓋肯斯坦（科學怪物）”

二是所謂1969年時，美國警告蘇聯核武威脅中國，因此“拯救”中國事件。

在互聯網等媒介上，華人圈里廣泛流傳著一個“中美攜手的神話”：即認為1969年時，蘇聯想用核武器對中國進行訛詐，而美國則出于“道義”保護了中國，以其實力阻止了蘇聯想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

但岳健勇先生卻認為：“這一說法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

其稱：“實際情況是，尼克松原本寄望于蘇聯解決越南問題，并推動與蘇聯達成削減戰略武器的協議”。

”但蘇聯看到美國深陷越南泥潭，并在國內政治中分裂，拒絕回應美國的請求”。在此背景下，才促使尼克松實施‘聯中制蘇’戰略”。

像哈佛大學克法夸爾教授曾指出，“如果蘇聯在此時伸出援手，幫助美國體面撤出越南，美國很可能對蘇聯核打擊中國的計劃，會持‘善意中立’態度”。

首先，這一表述，當然證明了“當年蘇聯確實知會美國，要對中國實施核打擊”這一事實——由此可見，當年意識形態相同的蘇聯，原來竟想用如此殘酷的方式摧毀中國，所以，對于蘇俄這個國家，我們仍應警鐘長鳴、不得不防！

但是，美國原來也并非如傳說中的那樣，是出于什么“道義”幫助中國，免除了一場重大核危機——如果當時蘇聯做出利于美國的選擇，很可能美國就會成了蘇聯核打擊中國的一個“隔岸觀火者”，甚至還有可能是一個“火中取栗者”吧？

三是所謂美國“幫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令中國成為當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還有可能威脅到美國超級霸權的地位。

其實，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中，美國是最頑固、極難纏的一大因素，其要求條件最為苛刻——如果沒有其干擾和作梗，中國入世其實要輕松的得多了。

像劍橋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彼得·諾蘭對此曾言：“中美入世協議，堪比作《南京條約》”。他認為：美國“歡迎”中國入世的動機有三個：

其一、中國當時國力尚弱，完全不為美國所慮；其二、是美國想借此機會，將其大量的跨國公司引入廣大中國市場，以此賺取最大化利益；其三、美國有意借此“遏制而不孤立”中國的策略，推動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走向，實現所謂的“自由化、民主化”。

還有像英國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權威學者考克斯指出，“美國對外政策從未基于利他主義，而始至終以‘自利目的’為驅動，對華政策亦不例外”。

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也曾指出，自尼克松時期起，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目標，始終是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即“維持現狀的大國”——而絕非某些中國理論家所幻想的，與美國共治世界的“共同經營者”。

當然，仍不得不說，美國作為后起的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其最終反超老牌超級大國——英國，美國與其他超霸國家，還是有一些略為不同的特質。

比如，當年侵略、殖民中國的國家中，美國是首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用于中國創辦近代教育的國家——這當然有其“文化殖民”的目的，但在客觀上，卻顯現出與其他侵略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即美國首先會利己，但也有可能相應在客觀上容許“利他”的產生。

像二戰時美國的主要對手德國和日本，在戰后，美國都能在利己為主導之下，還能兼顧“利他性”，帶動德日很快翻身，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中的重要代表性國家。

還有像二戰期間，美國開始只是隔山觀虎斗，成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最大贏家。

但仍不得不說，美國后來下場參戰，對于中國當年抗日的幫助極大——這要比蘇聯在最后勝利局面已定之下，更多出于搶奪抗戰果實的目的才出兵相比，美國對于中國的助力，要明顯大得多。

“主觀為自己，客觀利他人”——美國確實是一直這樣干的，這也符合美國人推崇的“叢林法則”思維，但其能同時客觀上達到利于他國的效果，比如，包括利于中國的結果出現，我們當然也應對此實事求是地認同，甚至說，因此對于美國有一種“感恩”心理，也應不算為過吧？

我們要客觀的尊重歷史，而不要“加戲或減戲”——既不要自作多情，虛妄地夸大美國的所謂“世界道義性”；當然，也不能睜著倆眼說瞎話，對于美國在歷史上，曾客觀上幫助了中國一把的這些事實，卻要選擇性的失明，予以忘記或否定了。

中國堅持走和平崛起之路，不管包括美國在內的他國是否相信，但我們自己一定要堅守這樣的原則和立場——“不走世界霸權之路”，歷來也是我們的重要國策與終極目標。

所以，能爭取包括美國、俄國這樣的大國更多的與我們相向而行，而不是反向對立、走向戰爭，真正做到“和而不同”，才能為中國的發展爭取和創造出最大化、最久遠的和平環境。【原創評論：瑜說還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