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書里有天下，無蒼生

文：王鼎鈞 編：先知書店

這些年，常常看見有人在文章里質問：“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

中國人會生氣，敢生氣，也曾經怒不可遏。“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一齊怒火炙心的時候，也曾使“山岳崩頹、風云變色”，一個人忍無可忍的時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親”。

遠者固無論矣，以我及身所見所聞，中國人為了“華人與犬不得入內”而生氣，為了揮動東洋刀砍掉中國人的腦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氣，直氣得開著大卡車沖進黃浦江，氣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彈綁在前胸后背往坦克底下鉆。

中國人也為了從香港到重慶的飛機上有一只洋狗而生氣，也曾為了莊稼漢沿街叫賣他的小女兒而生氣，直氣得拋下老婆孩子遠走高飛、隱名埋姓，二十年后再回來清算他的親族鄉黨。

中國人生了氣，有時像滾水，有時像火山。

抗戰軍興，中國人蓄怒待發，出氣的對象有變化，先對外國，后對本國。

許多事我或在局外、或在局內，許多人我或者理解、或者迷惑。許多人，包括我在內，我們不知道何時、何故發生這種載舟覆舟的變化，我們不是秋風未動蟬先覺，而是秋風已動蟬先落。

原來人的情緒那么不可測，后果那么不可預估，許多人這才修心制忿。

出入于兩種怒氣（對外國和對本國）之間的我，以一個少年人的受想行識，構成《怒目少年》這本書的內容。

繼《昨天的云》之后，這是我的第二本回憶錄——應該說是第二部分。它記述由1942年我前往抗戰后方起，到1945年抗戰勝利為止，我對中國社會所作的見證。"兩種怒氣"的消長即發生在這段日子里。

寫回憶錄需要回憶和反省，需要資料幫助回憶和激發反省。要清理50年前少年事，得找到50年前少年人。

少年王鼎鈞

1982年，我對中國大陸展開了連續四年的通信搜索，向“隔世”尋找我“前身”的舊識。

那時，中國大陸的經濟繁而未榮，要他們花兩元人民幣回一封航空信是個負擔，我到集郵商店高價買進郵票貼在信封上，打好通信地址，把信封一個一個寄給他們使用。

那幾年，我幾乎每天收到由大陸來的信，補足這本書需要的資料（抗戰生活），也為我寫下一本書提供助力（內戰經驗）。

50年了，經過那么長的戰爭和那么多的政治運動，舊人怎會仍在原處？不錯，內戰期間的大遷徙，戰爭停止后的大整肅，他們在數難逃。

他們的星球爆炸了，他們散落在黑龍江、內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廣西、四川，做舊世界的碎片。謝天謝地，他們還活著。種種磨難都是事實，可是他們活了過來。謝天謝地，外面風傳的大滅絕并未發生。

我把他們的名字牢牢地記在心里，寫在日記里，保存在通信的檔案里，但是不必寫在這里。

我還需要閱讀。

我讀戰史、方志、名人的回憶錄，我從那些書里沒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

我說過，我關懷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貼近泥土的“黔黎”，歷史忽略了他們，不愿筆生花，但愿筆發光，由我照亮某處死角。

說來傷感，打開那些書，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數字，軍人只是一個番號，縣長鄉長無論有多大貢獻，總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張姓李，少將以上的部隊長才有個名字，下級官兵只在“傷亡過半”或“全部壯烈犧牲”之類的官式用語中含混提及，無定河邊骨向來不設戶籍，更無論老百姓的汗和淚了。

那些書里有天下，沒有蒼生。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東方圖書館發現一大批刊物，是中國大陸各省各縣印行的《文史資料》，這些刊物在各省各縣政協的主持下定期出版，他們長期搜集整理地方史料，做成記錄。這一批刊物對我幫了大忙。

以我涉獵所及，1982年以前你很難找到信史。

但《文史資料》記鄰里鄉黨之事，影響甚小，上級不甚指導，執筆者又多是十室忠信，樸實無華，他們大概還沒聽說“上帝給我們語言文字，正是要我們掩飾事實”，或者聽說過，還不能領會，他們居然不偏不倚地寫出許多真相來。——我自己身歷其境的事，是真是假我當然知道。

我從這些事件里走出來，現在又借著閱讀走進去。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書影

我找到日期、地點、某人的名字和數目字。我需要的正是這些，難遇難求的也正是這些。

本書出版以后，凡是我當年生活過的地方，嶧縣、阜陽、南陽、內鄉、漢陰、安康，我都會寄書給它的政協、文史辦公室，附一封我的感謝信。

一如第一本回憶錄《昨天的云》出版以后，我曾寄書到蒼山、嶧縣、郯城、宿遷。將來第三本回憶錄出版，我也寄書到寶雞、南京、上海、沈陽、秦皇島、天津、寶坻。

根據《文史資料》中的線索，我在大陸上買了一些書。隔洋買書，我的辦法是“不管有魚沒魚、先撒一網”。

看見書名，猜想它的內容，買來再說，網中也許空空，那么再撒下去。幸而大陸上出版的書，書名和書的性質大致符合，不像臺灣，書名往往脫離書本單獨供人欣賞。

感謝大陸親友，他們在官吏的猜疑下、在人與人還不能和睦對待的地方辦事，忍受公車司機的呵斥、乘客的互相踐踏、書店職員的白眼、郵局柜臺的頤指氣使，寄來我需要的著作物。

我也把他們的名字牢牢地記在心里，寫在日記里，保存在通信的檔案里，但是不必寫在這里。

那些書多半以內戰四年為背景，演說歷史巨變。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但是它使我重溫恐慌、焦慮、虛無，以及在絕望中掙扎的本能，到了我寫下一部回憶錄，成了無形的助力。感謝這些著述者。

在《昨天的云》里那樣年紀，我們思想單純，七竅混沌，受父母庇護，無須面對挑戰，眼睛明亮然而只朝空氣看。沒關系，只要你長大。

在《怒目少年》那樣的年紀，開始窗隙窺月，霧里看花，一路挺胸昂首，沒有天使指引、先知預告，自以為是，坎坎坷坷。沒關系，只要你長大。

人活著，好比打開一架攝影機，少年時底片感光，不曾顯影，一直儲存著，隨年齒增長，一張一張洗出來。

下一本書我寫三年內戰（即《關山奪路》）。那三年我又大了幾歲，“攝影機”的性能提高，并且知道世事有遠因近果，有表象內幕，有偶然必然，有真誠偽裝。

重要的是學會了作出決定并面對后果，在驚駭、抗拒、疑惑、悲痛中認識人性，長大真好。

長大了，由窗隙窺月、中庭步月進入“高臺玩月”，人生的秘密次第揭露，應驗了《圣經》上的話：“所有在暗室中隱藏的，都要在房頂上宣揚出來。”

種種昨日，作成了一個人，這人憑天賜的基料作成了一卷或幾卷書，這一生算是“還諸大地”。

米蘭·昆德拉說“回憶是依稀的微光”，我的回憶“在我大量閱讀有關史料之后”是望遠和顯微。

克莉斯蒂說“回憶是老年的補償”，我的回憶“在我洞明世事練達人情之后”是生命的對話。

有些中國老人怕回憶，如果他是強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是弱者，他有太多的恥，兩者俱不堪回首。他的回憶錄不等于回憶。

有些事情我還得仔細想。

生命不留駐，似光；不停止，似風。山川大地盡你看，“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浮云。”實際上也帶不走，連袖子也得留下。不能攜帶，只有遺留或遺失，這是生命的特征。

現在，電視、報紙天天有人談論青少年。正是：

水流少年色，風飄少年春。

這篇文章，是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四部曲”中的第二部《怒目少年》的序言。

王鼎鈞回憶錄記述的好些事，給人印象深刻。歷史學家高華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薦我們讀他：“他的書，既是為歷史做見證，也給我們啟示和教益。”

在臺灣，無人不識王鼎鈞，人稱“鼎公”。鼎公已97歲高齡，人到晚年，耗盡17年，完成四冊大書《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寫盡一代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

抗戰時期，王鼎鈞先后在日軍占領區，和抗戰大后方生活；內戰時期，他成了國民黨憲兵，看見了國民黨最巔峰狀態，后來淪為了解放軍俘虜，在解放區生活；1949年后，他來到臺灣。鼎公說，“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叫我做個見證。”

抗戰、流亡、內戰、白色恐怖……這四部回憶錄脈絡清晰，藉個人離亂的遭遇顯現火焰山似的動蕩年代，讀來仿佛章回小說，精彩故事一個連接一個——這，其實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與血淚換來的！

難得的是，鼎公并未將回憶錄寫成自己的血淚控訴，而是以文學的求美、史學的求真、哲學的求解，將血淚化成明珠，不見煽情，不見吶喊，平心靜氣，卻有史詩般的壯闊和觸及靈魂的力量。

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說，“這部書，簡直是可遇不可求。我們當即決定加入版權競爭。同時，我承諾，盡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變。”

這才有了這套書的大陸版。幸！

陳丹青：最近天天讀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好看極了，生怕讀完。

林達：王鼎鈞是我最喜歡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憶錄在大陸出版，是讀者的一件幸事。

席慕蓉：誰在告訴我們真話，誰在告訴我們每個人真實的心理所受到的傷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鈞這4本書。我們不能夠明白的問題，父母不能講的場景，都在他的書里出來。

亮軒：《昨天的云》，寫他的童年和家鄉。《怒目少年》，寫他抗戰逃難的初期。《關山奪路》，寫國共內戰，所見所聞，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絕倫，你才知道什么叫國共戰爭。我們都人云亦云了一輩子，讀到王鼎鈞才算打開我們的眼睛。《文學江湖》寫他在臺灣被特務折磨的經歷，我們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書都扔了吧，好好讀王鼎鈞的回憶錄，比什么書都有用。

為此，誠摯推薦“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隨著那一代人遠去，類似的回憶錄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這份記錄是極為稀缺的。如果相信歷史是有價值的，不妨讀一讀這位百歲老人的書，別人吃過的鹽，走過的橋，對我們不無禆益。

●最真實的歷史：融合微觀的自傳和宏大的歷史變遷，沒有枯燥的說教，只有個人活生生的經歷。這樣的文字，別處看不到。

●經典稀缺：大陸非常缺少這類完整記錄中國現代史且文筆絕佳的作品，數次上架，數次斷貨，口碑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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