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澤平宏觀團隊

全球貿易戰迅速升級，各國有反制、有妥協，股市大幅震蕩。 特朗普重返白宮短短3個多月，從2月1日對中加墨打響貿易摩擦第一槍，到4月2日對等關稅落地，全球關稅水平升至大蕭條時期、創百年新高，對中國最為強硬，對盟友也毫不手軟，過去40多年基于WTO的自由貿易規則已經演化為全球貿易戰。面對美國的威脅，中國最先反制，歐盟、巴西等大型經濟體積極表態反制，小型經濟體多數妥協讓步，全球經濟和貿易前景暗淡，各國股市紛紛下跌。

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將對多數國家立即暫停征收“對等關稅”90天，維持最低關稅稅率為10%，以便與這些國家進行貿易談判。隨后美股以及全球主要股市大跌后大漲。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對全球實施對等關稅，避險情緒引發資金涌向美債；但伴隨對等關稅臨近生效和中國強硬反制，本周美債遭遇拋售潮，4月9日，10年期美債收益率升至4.3412%。

美國兩黨總體上延續并強化“鷹派共識”，采取對華施壓、單邊主義等策略重塑全球貿易格局，但并非鐵板一塊，對激進的關稅政策仍有分歧。以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為代表的“關稅支持派”認為關稅能夠有效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并促進制造業回流美國，“所有國家都知道他們一直在欺騙我們，這種行為結束的日子已經到來”。而以馬斯克、鮑威爾為代表的“反對派”擔憂經濟風險，強調關稅將加劇美國通脹壓力和供應鏈脫鉤風險。

貿易戰蔓延和特朗普逆襲并非偶然現象，過去40年的全球化幫助大部分國家實現經濟增長，但利益分配不均衡。美國中部鐵銹州因產業空心化、就業機會減少等原因而淪為全球化的典型受損部門。美國引以為傲的高端制造和科技牛市難以惠及底層人民，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孤立主義抬頭。特朗普2016年勝選以及2025年重回白宮，正是利用了美國政治極化與社交媒體碎片化，簡單粗暴地把美國貿易失衡和制造業衰落歸責于貿易伙伴，認為存在貿易逆差就是“占美國的便宜”，只要實現“公平貿易”，就能讓制造業和就業機會回流美國。將自身塑造為“美國優先”“使美國再次強大”的旗手，精準契合了部分選民的焦慮與期待。

特朗普全球貿易戰以巨大市場為要挾，迫使貿易伙伴讓步，本質上是關稅武器化，以達到“美國優先”。具體有六大訴求：一是增加美國財政收入；二是減少貿易逆差；三是增加談判籌碼；四是保護美國產業和就業，倒逼制造業回流；五是遏制中國；六是保護國家和供應鏈安全。

美國的霸權地位不僅建立在軍事霸權、科技霸權、金融霸權之上，更重要的是其作為國際秩序的引領者和自由民主的燈塔，讓眾多盟友受益跟隨。如今特朗普舉起關稅大棒四面開戰，損人不利己，既不能“拯救”美國，而且動搖根基，自毀長城。第一，對全球經濟而言，關稅戰必然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和貿易顯著放緩，全球主要資產暴跌已經用腳投票。第二，對美國自身而言，激進的關稅政策將把美國推向滯脹邊緣，侵蝕底層人民利益，與其政策初衷背道而馳。第三，由于勞動力成本易上難下，美國制造業衰落和空心化很難逆轉，2024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10.25%，比2018年11.35%還要低1個百分點。第四，根據特里芬悖論，美元霸權建立在貿易赤字之上，美國加征關稅并不能有效改善貿易逆差，反而削弱美元霸權基礎。2018年-2024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從9434.4億美元上升到12947.9億美元；2022年創歷史新高，為13130.1億美元。第五，美國從自由民主的燈塔國到秩序破壞者，任性將關稅武器化，極大破壞貿易伙伴安全感，削弱了盟友互信基礎。

展望未來有三種情形：樂觀情景下，關稅政策因經濟壓力或政治博弈出現反轉，談判緩和，部分高關稅取消，影響有限；中性情景下，關稅維持現狀，邊打邊談，但執行力度弱于表態；極端情況下，各國反制措施超預期，貿易戰全面升級，以鄰為壑，地緣沖突升級。

對美國一味順從并非最優解，美國盟友已有覺醒。面對美國的戰略遏制，中國最好的應對是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打鐵還得自身硬，全力拼經濟，“對內攻堅、對外破鏈”，把發展放在首要任務，保護民營經濟，加強法治，提振股市樓市，擴大內需，加大地方化債。面對關稅大棒，深刻估計嚴峻形勢，做好充分應對準備，東升西降和信心牛可期。

目錄

1 進展：四面開戰，對中國最為強硬，對盟友也毫不手軟

2 各國反應分化：大型經濟體普遍反制，小型經濟體選擇讓步

3 美國各方態度：對華延續鷹派共識，但對關稅政策分歧加劇

4 本質：貿易戰蔓延和特朗普逆襲并非偶然現象

5 特朗普的六大訴求：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貿易逆差、談判籌碼、保護美國產業和就業

6 影響：貿易戰損人不利己，更救不了美國，全球經濟和貿易面臨沖擊

7 未來沙盤推演：三種情形

8 中國應對：做好自己的事情，打鐵還得自身硬

正文

1 進展：四面開戰，對中國最為強硬，對盟友也毫不手軟

特朗普2.0短短3個多月掀起全球貿易戰，美國關稅重回大蕭條時代，徹底改變貿易規則。特朗普視關稅為談判武器，認為美國在國際貿易中吃了虧，要通過關稅手段重構貿易關系。以2月1日美國宣布對中加墨加征關稅為標志，新一輪貿易摩擦正式拉開帷幕，4月2日對等關稅落地，對6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面開戰，單點貿易摩擦已經演化為全球貿易戰。

對中國針對性最強，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疊加，累計加征54%的關稅。特朗普認為中國不僅是一個占美國便宜的貿易伙伴，而且還是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因此下手最狠。2月和3月，特朗普以芬太尼為由，共計對所有中國輸美商品進一步加征20%關稅；4月2日，對中國加征對等關稅34%；4月9日，對中國加征關稅進一步提高50%；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將中國商品關稅提高至125%，是本輪全球貿易戰被加征關稅最多的國家。此外，美國還針對中國出臺“定制化禮包”，例如對含有中國制造成分的船舶停靠美國港口征收費用、取消小額包裹免稅政策、針對與委內瑞拉有石油貿易的國家征稅等，無一不是針對性指向中國。

對傳統盟友亦毫不手軟，主因經濟利益驅使，新興市場影響大，對加墨留有一定余地。對等關稅政策基準10%，對亞洲新興經濟體加征關稅加高：老撾48%、緬甸44%、孟加拉國37%、泰國36%、印尼32%、南非30%、巴基斯坦29%等等；歐亞盟友情況：歐盟20%、越南46%、中國臺灣32%、日本24%、韓國25%、印度26%；符合美墨加協定（USMCA）商品免稅，不符合商品則征收原有的25%關稅。

對涉及美國安全的重點產品，汽車、鋼鋁、能源等單獨加征。2月10日，美國宣布對進口鋼鐵、鋁和衍生產品征收25%的關稅生效，3月12日生效，但目前為止尚未實現；3月24日 計劃對進口委內瑞拉石油的國家加征25%關稅，擬于4月2日生效；從加拿大進口但不符合 USMCA 原產地資格的能源或能源資源和鉀肥目前需繳納 10% 的額外從價稅。

美國關稅幅度直逼大蕭條時期。4月2日對等關稅落地后，高盛估計這將使美國平均關稅稅率達到18.3%，高于此前預期的15%，相較于2024年平均2.5%的稅率上升15.8個百分點，幅度堪比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水平。

2 各國反應分化：大型經濟體普遍反制，小型經濟體選擇讓步

對于全球貿易戰，各經濟體態度大致分為三類：

一是中國堅決快速反擊，關稅從汽車、農產品到全品類覆蓋，實體清單與出口管制升級作為非關稅手段。2月4日，中國宣布對煤炭、液化天然氣征收15%關稅；原油、農業機械、大排量汽車（排量2.5L及以上）、皮卡征收10%關稅，2月10日生效；3月4日，宣布對雞肉、小麥、玉米、棉花加征15%關稅，對高粱、大豆、豬肉、牛肉、水產品、水果、蔬菜、乳制品加征10%關稅，3月10日生效；4月4日，宣布將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征34%關稅，4月10日12時01分生效。在非關稅方面，分批次27家美國實體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或出口管制名單，涉及國防、醫療、科技等領域，制裁損害中國企業利益的美國實體；對稀土出口管制，卡住美國半導體產業鏈、軍工等的咽喉。

4月9日，中國反制措施再升級。關稅方面，對原產于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的加征關稅稅率由34%提高至84%，4月10日12時01分生效。非關稅方面，商務部將護盾人工智能公司等6家軍工實體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禁止從事與中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和在境內新增投資；將美國光子公司等12家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禁止向其出口兩用物項。

二是歐盟、巴西等大型經濟體表示反制，但行動滯后。4月9日，歐盟通過對美國進口產品征收25%關稅的反制措施，以報復特朗普政府3月12日宣布的對歐盟鋼鐵和鋁征收關稅的措施；對等關稅反制措施仍未決定；巴西表示制定貿易報復框架，考慮“一切可能行動”。

三是妥協派，多為小型經濟體。如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或是選擇接受美國對等關稅，或是尋求與美談判，又或是加征范圍難以承受、需要積極謀求美國豁免的。如越南甚至表態購買美國國防和安全產品，以換取美國延期對越南的高額關稅。此類經濟體面臨選邊站問題，有可能跟隨美國步伐對中國加征關稅。

3 美國各方態度：對華延續鷹派共識，但對關稅政策分歧加劇

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總體上對華基本延續并強化“鷹派共識”，采取對華施壓、單邊主義等策略重塑全球貿易格局，但并非鐵板一塊，對激進的關稅政策仍有分歧。

一方面，以“美國優先”、“制造業回流”為核心理念的支持派，將關稅定義為抹平貿易差額的“戰略武器”。

4月2日對等關稅公布以來，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農業部長布魯克·羅林斯、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等分別對關稅措施表態，試圖撫平市場不安情緒。

財政部長貝森特認為關稅可談，否認關稅會導致美國經濟衰退。并表示美股暴跌是短期反應，“市場一直低估唐納德·特朗普”；貝森特強調，已有50多個國家就關稅問題與美國進行接觸，特朗普“為自己創造了最大的談判籌碼”。

農業部長羅林斯支持貝森特觀點，但是無法明確表示關稅是否會繼續存在或者是否有達成協議的空間；政府可能會為受到關稅影響的農民提供救濟支持。

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認為關稅可“糾正不公平貿易行為”，特別強調對華關稅的“戰略必要性”，稱中國長期“利用非對稱規則損害美國利益”。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表示，關稅不會影響美國工人和公司，“因為他們的工作機會將回流到國內”。

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為特朗普的關稅計劃辯護，并宣稱這將帶來每年約6000億美元的新收入；曾強調“美國不應該長期持續出現貿易赤字”，關稅能夠有效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并促進制造業回流美國。

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對關稅措施持強硬態度，并在CBS News發表激進言論，強調“關稅將繼續存在”，“所有國家都知道他們一直在欺騙我們，這種行為結束的日子已經到來”；當被問及是否有可能推遲征收關稅，以便各國與美國談判達成協議時，“沒有推遲，關稅肯定會持續幾天或幾周，這是顯而易見的”；“特朗普打算重置全球貿易”。

另一方面，以“擔憂經濟風險”為代表的反對派，特朗普團隊也出現反對聲音，強調關稅將加劇美國通脹壓力和供應鏈脫鉤風險。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西特認為，關稅將給經濟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馬斯克發聲抨擊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表態希望歐洲和美國之間實現“零關稅局面”。“希望歐洲和美國能夠達成一致，在我看來，理想的情況是走向零關稅，從而有效地在歐洲和北美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批評特朗普關稅措施，“將全力對抗特朗普的關稅”，鼓勵參議院議員支持一項關于要求終止國家緊急狀態的法案。

鮑威爾表示，新一輪關稅對經濟的影響遠超美聯儲預期，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給企業帶來壓力。鮑威爾在3月議息會議承認，特朗普政府的貿易、移民、財政、監管等領域將影響美聯儲決策，尤其是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加劇美聯儲對經濟前景擔憂。

美國加州長加文·紐森指示加州政府與其國際貿易伙伴建立新的戰略關系，“提高經濟韌性，保護加州的制造商、工人、農民、企業和供應鏈”；強調“加州不是華盛頓”，美國政府關稅政策“并不代表美國人民意愿”。

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認為，關稅是“歷史上對經濟造成的最大自殘”，美國消費者的總損失為30萬億美元，相當于加油站的汽油價格翻倍。

4 本質：貿易戰蔓延和特朗普逆襲并非偶然現象

過去40年的全球化幫助大部分國家實現經濟增長，但利益分配不均衡。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大量經濟體乘上全球化浪潮實現產業躍升，提高全球經濟和生產效率，但全球化的紅利并不是完全均等地分配給每一個群體。正如“大象曲線”描繪的場景，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發達國家富裕階層和發展中國家的中產，而發達國家的藍領則因為產業空心化、就業機會減少等原因成為全球化的受損部門，典型代表就是美國中部鐵銹州。

美國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資產價格大漲難以惠及底層人民。2008年次貸危機，QE和零利率導致資產價格大漲，2020年美國開啟無上限QE，疊加地緣沖突等因素，民眾經歷長期高利率高通脹，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1968-2023年美國基尼系數從0.36升至0.41，2018-2023年美國基尼系數維持在0.41左右。4月5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采訪時透露，美國排名前10%的人持有88%的股票資產，占據了88%的股市份額；中間40%的人持有剩下的12%股票；底層50%的人基本沒有股票。引以為傲的美國股市和科技牛市難以惠及底層人民。

美國階層撕裂孕育民粹主義土壤。2010年以來民粹主義快速崛起，已接近1930年代的最高水平。民粹主義強調平民百姓的利益和訴求，反對精英階層，具有極端化、情緒化特點，傾向于將復雜問題簡化為人民與精英的對立，排斥外來者。美國社會階層的絕對流動性從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意味著兩極對立固化、年輕一代幸福感和希望逐步喪失。

特朗普2016年勝選以及2025年重回白宮并非偶然。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孤立主義抬頭，特朗普兩次上臺正是利用了美國政治極化與社交媒體碎片化，將自身塑造為“美國優先”“使美國再次強大”的旗手，精準契合了部分選民的焦慮與期待。由此不難理解其掀起貿易摩擦的意圖：簡單粗暴地把美國貿易失衡和制造業衰落歸責于貿易伙伴，認為存在貿易逆差就是“占美國的便宜”，只要實現“公平貿易”，就能讓制造業和就業機會回流美國，以巨大市場為要挾，迫使貿易伙伴讓步。

5 特朗普的六大訴求：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貿易逆差、談判籌碼、保護美國產業和就業

目的一：增加美國財政收入。

美國債務規模高企，財政平衡難以為繼，特朗普曾多次提及關稅增加財政收入。自2008年美國政府債務規模急劇攀升，疫情期間大規模刺激計劃使美國國債總額從2018年21萬億美元激增至2024年3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從104%提高至123%。高企債務導致利息成本劇增，美國聯邦財政支出中利息成本從2018年3250億美元大幅攀升至2024年8811億美元，占GDP比重從1.59%上升至3.06%。

特朗普在就職首日宣布成立“對外收入局”（ERS），旨在通過向“從美國賺錢的國家”收費來增加財政收入，支撐經濟發展與債務償還；1月24日，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稱“關稅讓美國更富有”；1月25日，拉斯維加斯演講，引用1913年關稅歷史，稱“1913年關稅結束前是美國最富裕的時期”，特別提到威廉·麥金萊總統（1897-1901年在任）時期的保護主義政策，稱其為“美國黃金時代的經濟基石”，并計劃通過關稅政策“紀念麥金萊的遺產”。

目的二：減少貿易逆差。

美國長期面臨巨額的商品貿易逆差，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家。202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創下新高，商品貿易逆差為12947.9億美元，其中農業領域逆差約400億美元。特朗普認為，貿易逆差的根源在于激增的“非互惠貿易壁壘”削弱了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造成產業空心化、就業崗位流失。

美國主要的貿易逆差國家是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中國臺灣、加拿大、日本、韓國、印度和泰國，其中，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分別占總貿易差額的24.6%、19.1%、13.6%和10.0%。

在逆差商品上，特朗普多次表示汽車、半導體、藥品、芯片、木材加征關稅，多數為美國貿易逆差較大的類別。美國貿易逆差前五大商品分別為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電氣機械和設備及其零件等，車輛及其零件（除鐵道及電車道車輛），藥品，家具等，分別占美國貿易逆差的21.5%、21.0%、19.1%、9.1%和4.9%。特朗普3月26日在白宮簽署行政令，對美國進口汽車征收25%關稅，相關措施將于4月2日生效。

目的三：通過威脅加征關稅，增加談判籌碼。

對等關稅政策使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談判中擁有更大的主動權和籌碼。通過威脅加征關稅，迫使其他國家降低對美關稅、調整貿易政策、取消非關稅壁壘、擴大對美貿易等，從而推動美國出口增加。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曾表示，“4 月 2 日部分關稅可能不必繼續實施，因為協議是預先協商好的，或者各國一旦收到互惠關稅編號，就會立即來找我們，希望通過談判降低關稅。”

2017-2019年，特朗普將關稅手段作為談判籌碼，滿足了執政強權需要，確實為美國經濟帶來一定紅利。與中國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要求在2020-2021年這兩年里，中國在2017年的基準水平上額外購置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及服務；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美墨加協定》，在知識產權保護、數字貿易等領域達成了新的共識；對鋼鐵產品加征關稅，保護本國相關產業、創造就業機會等。

目的四：保護美國產業和就業，抬高全球成本，倒逼制造業回流，完成競選承諾。

特朗普認為，高關稅政策迫使制造業企業將生產環節從海外遷回美國，刺激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重振本土制造業、創造就業。

特朗普在2016年的意外勝選代表著“沉默的大多數”對“精英主義”的成功挑戰，是美國民眾對謀求新出路的愿景。威斯康星、密歇根、賓夕法尼亞等“鐵銹州”隨著產業變遷而快速衰落，藍領工人經歷失業、收入下降、社區衰敗、夢想破滅，正是這些未被精英階層關注的沉默的大多數。截至2024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員占比僅為8.1%，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10.25%，比2018年11.35%還要低1個百分點。

2024年“鐵銹再次變紅”背后是美國藍領工人生存空間日益狹窄。疫情后高收入群體繼續從股票和房地產等資產的升值中受益，而低收入家庭的財富增長較為緩慢，美國罷工事件頻發。2023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20.7%的總收入，前10%的人口擁有46.8%的總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分別為10.4%和33.8%；后50%的人只擁有13.4%的總收入，而1980年則有20.1%。

目的五：遏制中國，新冷戰思維引發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尤其是高新技術創新成果已經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科技霸權構成了有力的挑戰。

近年來，中國雖然面臨美國的封鎖堵截，但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導體等新興技術取得重要進展，引發美國作為霸權在位者的焦慮。中國在光伏領域占據全球主導地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裝備制造和新能源利用大國；以Deepseek、Manus為代表的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新成果挑戰美國應用層霸權，人工智能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應用場景的拓展，逐步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并在某些領域實現了超越。

目的六：保護國家和供應鏈安全。

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2月至3月期間，以加征關稅為手段多次施壓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強邊境安全管控，主要針對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問題。

上一輪貿易戰，以鋼鐵關稅為例，2018年3月特朗普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全球鋼鐵產品征收25%關稅，美國鋼鐵產品的產能利用率從2017年的平均73.65%增加到2019年的78.15%，2020年一季度達80.83%。

6 影響：貿易戰損人不利己，更救不了美國，全球經濟和貿易面臨沖擊

美國的霸權地位不僅建立在軍事霸權、科技霸權、金融霸權之上，更重要的是其作為國際秩序的引領者和自由民主的燈塔，讓眾多盟友受益跟隨。如今特朗普舉起關稅大棒四面開戰，損人不利己，既不能“拯救”美國，而且動搖根基，自毀長城。

第一，對全球經濟而言，關稅戰必然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和貿易顯著放緩，損人不利己，美國和全球都將面臨效率損失和增長放緩，全球主要資產暴跌已經用腳投票。特朗普發動的全球關稅戰，違背經濟規律，破壞了全球分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早就研究過，分工提升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和貿易。OECD下調了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率0.2個百分點至3.1%；標普則將2025年全球GDP增長預測下調至2.5%，這將是2009年以來除疫情沖擊之外最弱的結果。

第二，對美國自身而言，激進的關稅政策將把美國推向滯脹邊緣，侵蝕底層人民利益，與其政策初衷背道而馳。回顧上一任期，隨著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越演愈烈，2019年底美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速明顯放緩。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測算指出，2018年美國對華2500億商品加征關稅致使美國普通家庭每年支出增加414美元，影響美國中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世界銀行、美聯儲和美國研究機構均發布報告顯示，美國關稅的主要承擔者是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支持特朗普的美國藍領工人在美國四面開戰、外需不足的外部環境下成為事實上的“受害者”。本輪美國面臨通脹水平更高，雪上加霜，耶魯預測PCE短期上漲1.7%-2.1%，實際GDP增速下降0.6%-1%。關稅是一種累退稅，給收入底層的家庭帶來的負擔比收入最高的家庭更大。

第三，貿易戰難以帶來制造業回流。美國制造業衰落和空心化很難逆轉，勞動力成本、技能不適應等，疊加貿易摩擦帶來高通脹持續，制造業回流前景暗淡。截至2024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員占比僅為8.1%，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10.25%，比2018年11.35%還要低1個百分點。

第四，美元霸權建立在貿易赤字之上，美國加征關稅并不能有效改善貿易逆差，反而削弱美元霸權基礎。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這導致美國必須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供應美元。美國購買其他國家商品和服務實現美元投放，其他國家投資美國國債、股票等金融資產實現美元回流。上一輪貿易戰以來，2018年-2024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從9434.4億美元上升到12947.9億美元；2022年創歷史新高，為13130.1億美元。雖然美國在經常項下呈現貿易逆差，但資本項下美國坐擁巨額順差。這是美元霸權的基礎和代價。如今美國掀起貿易摩擦、背叛盟友關系，殊不知會減少各國對美元的需求，瓦解美元霸權的根基。

第五，美國從自由民主的燈塔國到秩序破壞者，顛覆全球秩序規則，關稅武器化極大破壞貿易伙伴安全感，削弱了盟友互信基礎。過去美國常以全球經濟發展的引領者和規則制定者的形象示人，強調自由貿易、多邊合作等理念，為全球經濟繁榮貢獻力量。而當前，美國已經從“文明燈塔”到“利益優先”，利用霸權攫取利益，“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朋友”。這種轉變表明，美國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一個倡導開放合作的領導者，轉變為一個更注重自身利益、不惜以犧牲多邊關系為代價的逐利者。

7 未來沙盤推演：三種情形

樂觀情景：出現反轉、談判緩和，部分高關稅取消。關稅政策因經濟壓力或政治博弈出現反轉，特朗普以關稅為談判籌碼，通過利益交換達成階段性協議，部分高稅率可能被削減或豁免。則美國滯脹風險緩解，仍有軟著陸可能，中國出口壓力邊際減弱，國內經濟影響有限。

中性情景：關稅維持現狀，邊打邊談，實際執行力度弱于表態。美國保留談判空間，但對華、歐盟等關鍵經濟體維持高稅率，中美產業脫鉤持續推進，美國滯脹壓力顯現，中國出臺更大力度對沖政策，并與歐盟、東南亞、日韓等抱團，出海目的地多元化布局。美國的關稅政策更類似于談判的起點，而非談判的結果和終點，對美國一味順從也并非最優解，美國盟友已有覺醒。

極端情況：各國反制措施超預期，貿易戰全面升級，以鄰為壑，地緣沖突升級。各國采取報復性關稅，美國進一步擴大關稅范圍，美國滯脹演變為衰退，全球貿易體系崩潰，重回大蕭條時代。貿易戰沒有贏家，將陷入嚴重反噬。

目前來看，如果125%的關稅落地，一是拖累出口，高額關稅基本等同于中美貿易停滯，同時轉口貿易也受到約束，中國出口平均下降30%左右，GDP將下降1-2個百分點。二是加劇國內產能過剩，中國的產能是為世界準備的，美國又是第一大市場，供需失衡將進一步導致我國物價下行壓力，居民和企業負擔加重。要充分估計今年外貿嚴峻形勢，做好充分應對準備，全力拼經濟，推出增量措施，大力擴大內需。

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嚴峻性，警惕向金融戰、匯率戰升級。4月9日，被視為避險資產的美債遭遇史詩級拋售，10年期美債收益率最高漲至4.5%；同時，特朗普的經濟主管米拉恩透露對外國持有的美國金融資產征稅的計劃，此舉無異于債務違約，摧毀美元信用根基。

大國博弈，貿易戰不如改革戰。貿易戰無贏家，也解決不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對于中國，打鐵還得自身硬，全力拼經濟，推進以保護民營經濟、發展新質生產力、提振股市樓市等為代表的供給側改革，時間站在我們這邊，東升西落和信心牛可期。

8 中國應對：做好自己的事情，打鐵還得自身硬

面對美國的戰略遏制，中國最好的應對是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對內攻堅、對外破鏈”。對內，打鐵還得自身硬，全力拼經濟，保護民營經濟，市場，法治，刺激經濟，穩住股市樓市，地方化債。對外，組成關稅反制聯盟，重構國際經貿多邊合作體系，提升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地位和話語權。

當前有必要開啟一攬子大規模刺激計劃，擴大內需。我們有較大政策空間，子彈充足，七大措施：

一是加大加快財政支出力度，中央政府杠桿率僅25.6%，必要情況下考慮增發特別國債，消費、收儲、投資、生育等領域需求巨大。

二是降準降息，降低實際利率，央行加大國債購買力度，央行持有政府債占其總資產不到6%，相比之下國際主流央行持有政府債普遍在其總資產60%以上。

三是從穩住樓市升級到提振樓市，樓市是最大的內需，放松限購勢在必行，住房銀行加大收儲力度，股市樓市回升的財富效應帶動消費。房地產體量大、產業鏈條長、占中國居民財富比重高，是提振內需的重要抓手。

四是提振消費，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不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還低于主要新興經濟體，提振消費，短期對沖外需下滑，長期促進產業轉型。

五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面對卡脖子挑戰，未來加大在新質生產力領域投入，加速“卡脖子”領域的國產替代。

六是鼓勵生育，可考慮加大育兒補貼力度，降低生育養育成本。

七是加速出海布局，開拓新市場，找尋新機會，全面深入建立與東南亞、歐洲、日韓、“一帶一路”等自由貿易體系，構建新型產業分工體系。

中國需要在美國回歸到本國利益優先的霸權思維大背景下，樹立并宣揚一種對全世界人民具有廣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進文明；在美國回歸貿易保護主義的大背景下，以更加開放大氣的姿態走向世界；在美國四面開戰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與東南亞、歐洲、日韓、中亞等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實現合作共贏；歷史是有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礙時代潮流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