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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作家莫言的爭議人生

作者：大夢君
編輯：大夢君

圖片：網絡圖片

他是諾貝爾獎臺上“魔幻現實主義大師”，也是輿論場中“歷史虛無主義者”；

他是高密東北鄉的“鄉土審丑先鋒”，也是流量時代被符號化的“諾獎爭議者。

他是莫言，是首位摘得諾獎的中國作家，卻因“不反駁西方敘事”被斥為“全民公敵”；

他自稱“用文字為民族立傳”，卻又因作品中的“審丑美學”引發道德爭議。

本期內容，就讓我們聊一聊這位被諾貝爾文學獎推向世界舞臺，卻又極具爭議的的中國作家莫言。

01

從高密農村到諾獎舞臺：苦難記憶如何煉就魔幻筆觸

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而莫言，屬于后者。

1955年，莫言出生在山東高密縣河崖鎮大欄鄉，貧困的家庭讓他的童年總是伴隨著饑餓。

6歲進學校讀書，又因為罵老師是“奴隸主”，受到嚴厲處分，被迫輟學在家。

也曾做童工，長期忍受饑餓，還要遭受父親的冷酷毒打。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饑餓伴隨著我成長。這樣的童年也許是我成為作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吧！我的寫作動機一點也不高尚。當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頭地，想給父母爭氣，想證實我的存在并不是一個虛幻。”

這樣的成長環境，對莫言有著極大的刺激，孤獨也就成為常態。

于是他在生產隊放羊時偷聽民間故事，在棉花廠當合同工時貪婪閱讀禁書。

1976年，莫言參軍，這成為了他人生的轉折點，戰士、政治教員、宣傳干事。

他童年聽到的各種奇幻故事、看的種種書，在部隊轉變成了他寫作的源泉。

隨后他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和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學習，從此開始了新的人生。

這些經歷賦予他雙重視角：一方面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親歷者，另一方面是冷眼觀察的敘事者。

正如他在散文《大風》中所寫：

“爺爺的脊背繃得像一張弓，汗水從背上流下來，風把車上的茅草全卷走了，只剩下一棵草夾在車梁的榫縫里”。

這種對苦難的極致凝視，成為他魔幻現實主義的底色。

他的創作手法融合了多重養分：從《聊齋志異》的鬼魅傳奇到馬爾克斯的拉美魔幻，從蘇聯文學的宏大敘事到福克納的南方史詩。

在《生死疲勞》中，他讓地主西門鬧歷經六道輪回，借驢、牛、豬的視角解構階級斗爭史；

在《檀香刑》里，他將凌遲酷刑升華為暴力美學的儀式，用血腥場景叩問人性深淵。

這種“將現實撕裂后重組”的筆法，既是童年壓抑的宣泄，也是對歷史暴力的隱喻性反抗。

02

撕裂與誤讀：是榮譽，也是爭端

盡管莫言的作品一直伴隨著爭議，但一開始并未引起多大波瀾。

直到2012年，莫言以第一位中國作家的身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時名聲大噪。

都說人紅是非多，莫言自然也逃不掉。

有人以“小學輟學”貶低其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又因其作品入選教科書、獲諾獎等成就質疑“中國是否無人。

有人批評他在諾獎頒獎禮上針對“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或同情的世界”的爭議頒獎詞不做反駁，反而講述個人苦難經歷的表現為“不講政治原則”。

更讓人驚嘆的是2024年，某網絡主博以莫言部分作品存在“美化侵華日軍”“貶低解放軍形象”為由，向莫言提前了訴訟。

盡管法院以“缺乏法律依據”未予立案，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邱華棟也公開支持莫言，強調其作品“展現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力”。

但該事件引發全網熱議，將長期積累的爭議推向高潮。

面對各種爭議，莫言人如其名，極少作出回應，我想他想說的話，都寫進了一部部作品里。

03

誰該讀莫言？——從歷史學者到青少年的適配圖譜

盡管爭議常伴其身，莫言的作品卻如同一座多棱鏡，不同讀者總能折射出迥異的光譜。

如果你是歷史研究者，可以透過《豐乳肥臀》中上官家族的命運，解碼20世紀中國政治變遷的隱秘邏輯。書中母親與瑞典傳教士的私生子設定，暗喻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如果你是人性探索者，在《檀香刑》的凌遲場景中，劊子手趙甲將殺人技藝視為“國家藝術”，這種對暴力的審美化處理，直指權力與人性共謀的黑暗真相。

如果你是魔幻現實主義愛好者，《生死疲勞》中投胎為驢的主角，以荒誕視角見證土地改革的血腥，這種“人獸雙重視角”開創了中國文學的先河，或許能讓你“飽餐一頓”。

如果你是青少年讀者，散文《大風》中爺爺與自然抗爭的堅韌、《賣白菜》中母子間的貧困溫情，這些入選語文教材的篇目，既是寫作范本，也是苦難教育的入口。

但閱讀莫言需要勇氣，他筆下赤裸的性描寫、暴力的狂歡、歷史的混沌，都在挑戰傳統審美底線。

正如他在諾獎演講中所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所有的故事都是關于人性的實驗”。

04

在撕裂與共鳴中尋找文學的重量

莫言的筆觸始終游走于兩極之間。諾獎的桂冠與爭議的漩渦，歷史的傷口與魔幻的救贖，審丑的鋒芒與人性的微光。

他像一位手持雙面鏡的巫師，一面映照出高密鄉野的泥濘與血淚，一面折射出時代洪流中個體的掙扎與吶喊。

那些被貼上“歷史虛無”或“暴力美學”標簽的文字，實則是他對苦難最誠實的凝視，對記憶最倔強的打撈。

爭議從未遠離莫言，正如他從未遠離土地。

當輿論場用“愛國”或“叛徒”的二元標簽試圖將他釘入話語的牢籠時，他的沉默或許是一種更深刻的回應：文學本非答案，而是叩問。

在《蛙》中，他借姑姑之口說道：“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歌功頌德，那是對文學的背叛。”

或許，莫言的真正困境，恰恰在于他拒絕用簡單的頌歌或控訴來消解歷史的復雜性。

他的筆下沒有非黑即白的英雄，只有被時代碾壓的凡人，以及他們在絕境中迸發的、近乎荒誕的生命力。

我是大夢，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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