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陽離開昭通后，村里似乎才有了酒。每逢春節，他都會帶著酒回到昭通，偶爾看到村里酒鬼的身影，聽家人講酒鬼的故事。后來他才知道，他的家族曾經酒香浩蕩。

?作者 | 段志飛

?編輯 | Felicia

一年多以前，一家知名酒企邀請雷平陽去鑒賞會演講，這場活動在他生活的城市云南昆明舉辦。因為“著名詩人”和“魯迅文學獎獲得者”的頭銜，他似乎成了對方眼中的不二人選。畢竟，“酒與詩”自古以來有著某種天然的神通，酒沒有惡意，雷平陽便成人之美了。

回到詩歌，回到云南昭通的村莊，生長在這里的雷平陽并非嗜酒之人。比起酒，詩歌更像致幻劑，把他對故鄉的深沉與撕裂，都浸泡在永遠的暮色里。他在《快和慢》中寫道：

在這兒，只有我的心是快的

其他都很慢，最慢的

是我的那些不能直呼其名的

死去的鄉親，或他們還醒著的墳

雷平陽的童年記憶里也沒有酒。因為極端的貧困，鄉村生活中很少看到酒和喝酒的人，村里也從來沒有人釀酒——這些冰冷的記憶，到如今開始反噬他——隨著時間坐標上的故鄉的消失，他隱隱感到自己以前關于“鄉愁”的說法和詩歌，都變得矯情。

一個曾經反復書寫故鄉的人，在故鄉沒有安身立命之所，這或許是寫作者的漂泊宿命。很多年后，當一些同齡的昭通作家興奮地回憶一種產于昭通的酒“葡泉二粬”時，雷平陽總是一臉麻木——與酒有關的鄉愁和記憶并不屬于自己。他離開昭通后，村里似乎才有了酒。

每逢春節，雷平陽都會帶著酒回到昭通，偶爾看到村里酒鬼的身影，聽家人講酒鬼的故事。村莊的葬禮上也擺上了酒，人們喝了酒后，唱起現編的“孝歌”，跳起有著簡單動作的“烏蒙四筒鼓舞”。有一次，他還無意間發現家譜中有“得魚便沽酒，一醉臥江流”這樣的句子，才知道雷氏家族曾經是個酒香浩蕩的家族。

關于暢飲的記憶，雷平陽在采訪中回憶起自己經常與幾位寫作者在鹽津縣城的大江邊上喝得酩酊大醉。有的時候，他們站在礁石上，朝著江對岸一個個有光的窗戶，歇斯底里地唱：“……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還有的時候，他光身躍入江水，隨著水流向下漂，等到在江水中醒酒了才爬上岸，再從江邊小路赤條條地走回去……

我們與雷平陽聊起他與酒的故事。

2024年6月，雷平陽在瀾滄江中游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徒步尋訪守山人。（圖/受訪者提供）

在云南，酒“暢神”也“悅己”

《新周刊》：云南昭通作為你“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故鄉”，當地的民間酒文化，如自釀酒、節慶飲酒習俗如何塑造了你對“酒”的認知？酒是否承載著某種鄉愁或集體記憶？

雷平陽：25歲前，我生活在昭通。前段時間編輯自己的四十年詩選，除了《親人》之外，我還選了一首《出了昭通路就平了》。客觀上說，之前我對故鄉的體認是一廂情愿的、單向度的，是“我”在賦予“體認”這種和那種的意義，我怎么說都不為過。可隨著“記憶中”的故鄉和“知識性”的故鄉在時間與時代的“戰爭”中灰飛煙滅，我發現自己以前的許多說法和詩歌都變得如此矯情，不可理喻。

故鄉和世界早已同步變得像機器一樣冰冷，而這種現代性的“冰冷”，卻又意外地對應了我在童年和少年時代感受到的、故鄉賜予我的那份冰冷。因為貧困的鄉村生活中很少能看到酒和經常喝酒的人，村里也從來沒有人釀酒。我的父親在交完公糧或上交一半豬肉后，會到供銷社的柜臺前買點酒，但他都是當場喝掉，從來不帶回家。

在我16歲離家求學之前，我也只接觸過一次酒。就是6歲那年，我的一個表姐出嫁，我被一些不認識的親戚逼著喝酒，我被嚇哭了，就把酒倒在飯里吃。那時候的酒是傳說，不是生活里的實物。

云南省昭通市鹽津縣。（圖/Unsplash）

《新周刊》：在你眼中，云南的酒隱喻了怎樣的文化性格？

雷平陽：離開昭通，尤其是在行走了云南其他地方后，我覺得昭通所在的滇東北更像云南的一塊“文化飛地”。

在云南的更多區域，生活著一個個自成文明體系的兄弟民族。在一些風俗文化中，酒始終是“暢神”和“悅己”的載體，酒仿佛是他們的血液，可在飲用酒之前，他們會先以酒祭拜天地和祖先。

酒是通靈的，與茶葉一樣，有著肅穆、清潔和興奮的多重文化屬性和高于人格的、神化了的精神品格。當然，在日常生活中，當酒成為悅己之物、生活的火焰，它的神性是收斂的，也常常被濫用或低俗化。

《新周刊》：在你生活的城市昆明，那里的酒文化是否與昭通的鄉土酒文化形成反差？你如何看待這種城市化的變遷？

雷平陽：酒文化是大眾文化，這是共識，但就其精神品質而言，它很多時候是小眾的、個體化的。昭通的、昆明的還有不知名的村莊的酒文化，沒有顯眼的反差和變遷，變化的無非是飲者、醉鬼和酒中仙。

飲酒可識人，酒是永固的存在主義

《新周刊》： 在你過往的經歷當中，酒是否曾成為與陌生人、山川對話的“通行證”？

雷平陽：1985年從師專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一個江邊縣城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一個山村做黨政工作的前期調查。那個地方找不到一塊平地用來修足球場，到處都是山。我去的村落同樣如此，在山上走一天遇不到幾戶人家。

有天晩上，我寄宿在一戶山頂人家，半夜時被主人叫醒，他說他走了幾十里路買回了酒，一定要請我喝——飯桌上有花生和核桃，然后就是兩大碗清汪汪的白酒。之前我對酒幾乎沒興趣，讀書時偶爾與詩人何曉坤去學校旁邊的“向陽飯館”喝酒，主要是他買醉，我象征性地喝一點兒，不覺得酒對我來說有什么吸引力。

半夜面對一大碗白酒，我當場就嚇暈了，但聯想到此處山高皇帝遠，毫無安全感，只好在主人神秘目光的注視下，端起來就一飲而盡。我和他都沒有想到，一碗下去，如火焰穿腸，但我沒醉，接下來竟然跟他連干了幾碗。而我也在與他對飲的過程中，讓他看了一個19歲的“小同志”筆記本上干凈的文字。上面更多的是詩歌，還有筆記本主人記下的用竹子造紙的工藝流程。

《新周刊》：你過去提到，自己的詩歌“每一個文字都來源于自己的業力”。酒是否在你的寫作中起到“去偽存真”的作用？

雷平陽：我酒后幾乎不寫作。對我來說，酒于文字沒有去偽與存真的作用。不過，我的不少好友都是通過酒結識的，飲酒確是辨識人的渠道之一。

《新周刊》：你寫的《白鷺在冰面上站著》給人以“人鬼神在村莊里同住，也在文字里同在”的感覺，而現代工業，比如水電站、橡膠制造，正改變云南的山水。酒作為傳統農耕文明的產物，是否成為你抵抗“資本侵蝕”的象征？

雷平陽：酒有將自身農耕文明產物的身份轉變為工業文明產物的天然屬性。對于我筆下的和生活中的酒，我都視作松竹梅一樣的文化符號，其象征性乃是“有古意”和“無今態”，不俗，不變，是永固的存在主義，見證什么但從不抵抗什么。

《新周刊》：劉文典當年在西南聯大說的“詩就是觀世音菩薩”，你好像也很喜歡這個說法。那么酒是否也像“癲僧”般打破語言的規訓，讓詩更接近神性？

雷平陽：哈哈，“酒意”與“醉態”盡管很多時候不一定需要酒，卻能讓文字增加接近“樂盡天真”的可能性。

吃飯時小酌幾杯的中年男子。（圖/李政德）

通向現在與未來的酒文化，香味才持久

《新周刊》： 你在演講中曾提到李白“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中的三種飲酒境界。云南的釀酒工藝是否暗合了你對“慢時間”的追求？

雷平陽： 工藝需求與時間觀念的巧合，說明事物有著秘密的內在秩序和邏輯。

我的時間觀不是什么新東西，蘇軾《行香子·述懷》中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到“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的轉換，也是我的渴望。文人在文字中的天真與虛無從來都是心學或修辭學，與永逝的時間并不匹配。徒喚奈何！

《新周刊》： 你認為李白的“醉后失天地”與蘇軾的“樂盡天真”有何異同？在你的創作中，酒是否能幫助你抵達“忘我”或“天人合一”的狀態？

雷平陽： 棄世與盡興，飲酒的人都知道它們在語意上有區別，但向度上本無大的區別。“忘我”是一種被追求的境界，在創作中與酒無關，而以酒“忘我”的行為是物理性的，人們借酒而寫“忘我”乃是一種簡單的創作方法論。

《新周刊》： 你曾批評《長安三萬里》忽視文人風骨。你認為現代人是否在快節奏中失去了“酒中悟道”的能力？

雷平陽：這倒不是，任何時代都是快節奏的，可對那些執著于道的人來說，飛鳥不動，他們一直在酒中悟，在野悟，在任何地方悟，無非是不足為外人道也。現在也不缺風骨，只是我們忽視了，不以為然。

（圖/《長安三萬里》）

《新周刊》：你曾說“美酒若沒有文化基因，只能流到胃里”。在短視頻時代，酒文化如何避免淪為膚淺的消費符號？

雷平陽：視頻是新時代的“語言”，未必是膚淺的消費符號；而文字曾是我們的“語言”，在現在也未必是高貴的。

對美酒所需的文化元素，承襲或重構是必然的，而且也許得重點考慮其未來性和可能性。傳統的酒文化未必是通向現在和未來的圓通路，創造、發明文化元素，酒的香味會更持久。

《新周刊》：在你看來，酒對于年輕創作者而言，是“靈感捷徑”還是“精神陷阱”？

雷平陽：哈哈，在我看來兩者都不是。由他們自選吧。

作者丨段志飛

編輯 | Felicia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總第680期《都在酒里》

原標題：《詩人雷平陽：與酒有關的鄉愁不屬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