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憨哥比我大十歲，他的大號叫王大龍，小名叫大憨。大憨哥是1940年出生的，屬龍，所以他大（父親）給他起了王大龍這個大號。別看大憨哥的小名叫大憨，可他一點都不憨，人也很善良，我是到山西插隊落戶時和大憨哥認識的，至今還和他保持著聯系。

有關我和大憨哥的故事，聽我慢慢給大家講述。

1968年12月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再次掀起高潮，當時我高中畢業后不能繼續讀書，街道上也沒有辦法為我安置工作，十八歲的我留在城里只能吃閑飯，街道干部就到我家作動員，動員我聽毛主席的話，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到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當時我雖然過了十八歲生日，可我長得很瘦弱，個子也不高，我媽不放心我去農村插隊落戶。我看同學們都積極報名去山西插隊落戶，我也不甘落后，就偷出戶口本，和同學們一起注銷了城市戶口，決定去山西省呂梁地區的農村去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時為什么選擇去山西呂梁，其實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插隊落戶好，就和我最要好的同學李玉軍一起報名選擇了山西呂梁。

1968年12月26日，我們一幫十七八歲的孩子告別父母和親人，乘坐火車離開了北京，開啟了我們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知青生涯。

下了火車坐汽車，最終我們八名北京知青跟著幫我們挑行李的老鄉，從公社駐地出發，步行十二里山路，來到了呂梁地區一個叫王家坡的小山村。從那以后，我們八個人就插隊落戶在王家坡大隊，成了王家坡三隊的社員，大家臨時分散開借住在老鄉家中，輪流在老鄉家里吃派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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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玉軍沒去老鄉家借住，就住在了生產隊飼養室旁邊的一孔土窯里，和隊里的飼養員大憨哥睡在一鋪土炕上，也和大憨哥在一口鍋里吃飯。

文章的開頭我就說過了，大憨哥的大名叫王大龍，可全生產隊的人根本就沒人喊他的大名，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大憨哥的大名，不管大人娃娃都喊他大憨，大憨哥也不惱，誰喊他大憨，他都笑著答應。

飼養室旁邊的那空土窯很寬敞，一鋪土炕能睡下四五個人，和土炕連在一起的是灶臺，灶臺和土炕連接處是一道用土坯壘砌的矮墻，矮墻上有一盞馬燈，那盞馬燈是大憨哥夜里起來喂牲口照明用的。灶臺上有一口七印的鐵鍋，我們仨就用那口鐵鍋做飯。

大憨哥當年二十八歲，是個光棍，他很淳樸很善良，把炕頭讓給我和李玉軍，把他自己的鋪蓋挪到了炕梢上，和我倆的鋪蓋隔著一米多寬的距離。大憨哥說他身上有虱子，怕傳給我倆。

王家坡三隊一共有四頭毛驢三頭牛，就大憨哥一名飼養員，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來去喂牛喂驢，然后挑水生火做飯，做好了飯才叫我和李玉軍起來吃飯。 別看大憨哥是個光棍，他做飯還挺利索，蒸的發面窩頭喧騰騰的，好看也好吃。大憨哥也會燉菜，會熬菜湯，會熬糊糊。最關鍵的是大憨哥講衛生，做飯前先洗手，放碗筷的墻壁洞，洞口還掛著一塊布簾子。

春節前的那段時間，隊里也沒給我們知青安排農活，我和李玉軍就幫著大憨哥喂牲口，幫他鍘草料，幫著挑土墊圈，也學著挑水。每次我倆幫著干點活，大憨哥都很感激，他總是拿我倆當客人，好像我倆不是來插隊落戶當農民的，是來王家坡走親戚的。

春節過后，天氣逐漸轉暖，王隊長就帶領社員們往山上送糞（運送土雜肥），準備春耕。第一天往山上挑糞，我和李玉軍都累得腰酸背痛的，肩膀也壓腫了，收工回來就倒在了土炕上，大憨哥做好飯叫了我倆好幾遍，我倆才爬起來吃飯。

那頓晚飯跟平時的不一樣，發面窩頭里有菜葉子，吃在嘴里有咸味，很好吃。咸菜條也是用熟棉油拌過的，還有半鍋菜湯。大憨哥說我們剛參加生產勞動，特意給我倆改善一下伙食，和面時加了一點菜葉和鹽面，這樣蒸出來的窩頭好吃。

吃罷晚飯，大憨哥不讓我倆刷鍋洗碗，還端來熱水讓我倆泡腳解乏。他看我倆的肩膀又紅又腫，就告訴我倆挑糞的時候要學著換肩，累了就放下擔子歇一下，剛學著干農活不要性急，要慢慢適應。大憨哥就像一位長輩，關心我們愛護我們，我和李玉軍心里很溫暖也很感動。

第二天出工勞動的時候我倆才發現，大憨哥把我倆的鞋都烤干了，扁擔中間還給我倆綁上了棉墊。看著大憨哥憨厚的笑容，我倆心里暖暖的。

后來我和李玉軍才知道，大憨哥還有一個弟弟，叫王二祥，王二祥比大憨哥小兩歲。因為大憨哥的母親去世早，大憨哥小時得過小兒麻痹癥留下了輕微的后遺癥，到了二十二、三歲還沒找上對象。大憨哥的父親就四處求親告友托媒人給大憨哥介紹對象，村里的媒婆說河西（黃河西岸）棗林坪（陜西地界）那邊有一個叫秋英的女子，人挺精明也很勤快，就是臉上有麻子。人家不要彩禮，就要兩布袋小麥。

1965年春天，就在大憨哥準備迎娶棗林坪的秋英女子時，大憨哥的父親突然患了重病，大憨哥的父親臨終前對他說：“大憨，你是哥哥，二祥你不能不管，咱家窮，二祥的婚事不好辦，等你娶了婆姨，你哥倆就一起……”大憨哥的父親話沒說完，就咽氣了。

第二年初冬，經過媒婆的說合，原本要和大憨哥結婚的那個秋英女子跟二祥領取了結婚證，臘月初就迎娶進門。秋英很善良，她同意讓大憨跟他們一起生活。可大憨說人家是弟媳，自己是個光棍，在一起吃住不方便，他就去找隊長，隊長就安排他到飼養室當了飼養員，吃住都在飼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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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大憨哥不跟著他弟弟一起吃飯，他弟媳做了什么好吃的，都會給他送到飼養室來，他的棉衣和被褥，也是他弟媳婦幫著拆洗，鄉親們都夸二祥的婆姨賢惠，是個好婆姨。

我和李玉軍在飼養室跟著大憨哥吃住了了大半年的時間，大憨哥給了我倆很多關愛和照顧，我倆發自內心地感激大憨哥。等麥收過后交完了公糧，隊里給我們北京知青箍了三孔闊氣的石窯，成立了三隊知青點，我和李玉軍就搬到知青點吃住了。搬家那天，大憨哥眼淚汪汪地對我倆說：“我還真舍不得你倆搬走，你倆走了，沒人跟我拉話了……”

我們搬到知青點居住的第四天，大憨哥給我們知青送來了十六個雞蛋，他在飼養室的院子里喂了三只老母雞，平時他自己舍不得吃雞蛋，都換成錢留著打油買鹽。我們搬走了，大憨哥心里舍不得，他把攢下的十六個雞蛋給我們知青送來，讓我們增加營養。

之后的日子里，大憨哥有點好吃的都想著我和李玉軍，過八月節的時候，他弟妹給他送來了烙糖餅和扁食，他自己沒舍得吃，硬是把我和李玉軍拉到飼養室，我們三人一起過的八月節，大憨哥還給我倆一人煮了兩個雞蛋。

1977年秋后，國家發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我第一個報名參加高考。大憨哥聽說我為了考大學天天學習到深夜，他就把我的鋪蓋卷搬到飼養室，讓我在飼養室安心學習，一日三餐不用我操心，他來照顧我的生活。大憨哥推了十斤留著過年的小麥，隔三差五給我烙一回白面餅，還跑到后溝割來羊肉給我增加營養，鼓勵我一定要考上大學。

不分晝夜苦熬了兩個月，我順利參加了高考。春節過后不久，我收到了北京工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我成了全公社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北京知青。

離開王家坡那天，大憨哥早早喂上生靈，給我挑著行李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車站，大憨哥還給我烙了幾張白面餅。分別的時候，我看到了大憨哥眼睛里轉動的淚花，他沖我揮揮手，一個人扛著扁擔默默地回了王家坡。

在縣汽車站吃午飯時我才發現，包著烙餅的籠屜布一角，還卷著二十塊錢，四張八成新的五元票。那時的二十塊錢對大憨哥來說，可不是一個小數目，頭年初冬分紅，我們生產隊分紅最多的就是大憨哥，他分了十九塊二毛錢。

大學畢業后，我分配到重工局工作，工作后第二個月開了工資，我給大憨哥買了一身中山裝和兩雙北京布鞋寄回了王家坡。我在王家坡插隊落戶生活了九年多，從沒見大憨哥穿過一件像樣的衣裳。

因為平時工作很忙，我一直也沒抽出時間回山西看望大憨哥。唯一能做的就是逢年過節給大憨哥寄一點錢，寄幾件衣服，有時也寄一點北京的特產和糕點。

2011年春天我退休了，退休后第一時間，我和李玉軍就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第二故鄉。到了王家坡我倆才知道，王家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年低矮的土窯都變成了闊氣的石窯，也都安上了明亮的新式門窗。村里的小路都打上了水泥地面，寬敞了也平坦了。

當時大憨哥都七十歲了，身子骨很硬朗，他一個人住在當年我們知青點的那三孔石窯里，還耕種著兩畝責任田，院子里養著羊喂著雞，看樣子家里的光景還不錯。時隔三十多年再相見，大憨哥看到我倆先是一陣驚喜，接著就圪蹴在院子里哭起來。看大憨哥哭了，我和李玉軍也禁不住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我們三人哭成了一團。

那天大憨哥讓他弟弟殺了一只羊，叫來他弟媳幫著熬羊湯做飯，叫來了村支書和村主任作陪。大憨哥把我倆當成了貴客，斬羊待客在王家坡那可是最高規格了。

吃飯的時候，大憨哥的弟弟二祥說早就想讓大哥跟他們一起生活，可他大哥是個犟板筋，說啥也不同意。大憨哥笑著說：“我身體好，生活能自理，咋能給你們添麻煩哩。”

那次我和李玉軍在王家坡待了三天，還是和大憨哥睡一鋪土炕。看大憨哥家的電視機壞了，我和李玉軍跑到縣城給大憨哥買了電視，還給他買了新被褥，買了煤氣罐和煤氣灶。大憨哥非要給錢，看我真生氣了，他才把錢收起來。

目前，過完八十四歲生日的大憨哥身體還很好，他還是一個人生活，前兩天我和他通電話，大憨哥說去山上挖地剛回來，他喜歡喝小米稀飯，年年都播種半畝谷子。除了這半畝谷子地，其他的責任田都讓他弟弟耕種了，他已經跟他弟弟說好了，以后就跟著他弟弟一起吃飯，自己就不開伙了。

這么多年過去了，至今我還牽掛著大憨哥。大憨哥心里也牽掛著我和李玉軍，去年春節前，他還讓他侄子（二祥家的二小子）給我和李玉軍寄來了山西的紅棗和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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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大憨哥，愿你晚年生活健康快樂，我和李玉軍永遠都牽掛著你，過一段時間我們就去看看望你。

作者：草根作家（講述人：張朝陽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