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來，世界形成了以中美為核心的全球化體系，美國作為最大消費國，通過貨物貿易輸出美元；中國發展成最大生產國，向西方提供廉價商品，賺取的美元外匯則以投資的形式流入美國。在很長時間里，中美雙方實現共贏，中國的經濟重心轉移到東南沿海，美國的科研中心則遷移至西海岸。

連上轉口貿易在內，2024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將近5000億美元，總貿易順差則逼近1萬億美元，特朗普認為中國在貿易過程中分走了大部分蛋糕，然而真的是這樣嗎？這里可以結合中美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來分析。

2024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

國際收支分為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經常賬戶包括貨物、服務、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2024年，外管局統計的我國貨物貿易順差大約7600多億元，然而海關統計的我國貿易順差將近1萬億美元，為什么前者數值會少很多呢？因為二者的統計口徑存在差異，前者統計的是“所有權轉移”的貨物，后者統計的是“物理上跨境流動的貨物”。對于加工貿易而言，前者僅計提增值的部分。因此我國真實的貿易順差存在被高估的問題，因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商出口，其商品所有權歸屬于外商，我國僅參與加工環節。

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出口分項（億美元）：

與貨物貿易不同，我國在服務貿易上處于逆差狀態，去年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將近2300億美元。服務貿易端最大的逆差項是出國旅游和留學，中國的富豪每年都要去國外購買大量奢侈品，上百萬留學生去歐美也會產生巨額消費。不僅如此，我國每年還要給西方國家支付高昂的知識產權費用。

經常項目中還包含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初次收入由外企投資收益和外籍勞工收入組成，去年我國初次收入產生的逆差是1300億美元，這是因為外企在中國很賺錢，特斯拉的上海工廠每年都要向全球傾銷電動車，賺取豐厚利潤，然而產生的貿易順差卻算在中國頭上。二次收入包括僑匯和國際援助，這部分數量較少可以忽略不計。

與經常賬戶對應的是資本與金融賬戶。資本賬戶包括政府間的債務減免、無償援助等，以及私人資產轉移（比如移民）。由于我國外匯存在局部管制，資本賬戶變動較少，可以忽略不計。

與經常賬戶相反，我國在金融賬戶端存在巨大的逆差。金融賬戶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金融衍生工具、其它投資和儲備資產。金融衍生工具以期貨、期權和互換合約為代表，規模較小，可以忽略，這里主要討論其它分項。

直接投資以企業海外收購和建廠為代表，包括本國對外投資（ODI）和外資對本國投資（FDI）。去年我國直接投資產生的逆差大約1500億美元，有兩個原因。一方面近幾年來中國企業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在世界各地創辦工廠，到處收購礦產基地。另一方面隨著中美關系惡化，西方對華投資額呈下降趨勢，導致FDI流入變少。

美國國債持有結構：

證券投資是以獲取短期回報為目的的跨境金融交易，比如國內居民購買美股或美債，就是算入證券投資賬目。去年我國證券投資產生了1800多億美元的逆差，這是因為很多散戶跑去買美股，然而要實現這一過程需要先把手中的人民幣兌換為美元，這就形成了資金流出。

其它投資則涵蓋存貸款、貿易信貸等，去年我國其它投資產生了1500億美元的逆差。為增近與亞非拉國家的經貿往來，我國向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大量低息貸款。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喜歡拖欠貿易尾款，這部分應收款也會計入其它投資。

儲備資產則是央行持有的能用于國際支付的流動性資產，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在IMF中的頭寸和特別提款權等。十多年前央行傾向于通過購買美元外匯來創造基礎貨幣，并形成外匯儲備（其中一部分拿來購買美債）。然而過于龐大的外儲并不容易管理，因此我國轉向藏富于民，讓民間持有大量外匯資產。過去兩年黃金價格節節攀升，老百姓積極購買黃金，使我國黃金儲備穩步增長。

因此可以發現，去年我國表面上賺取了1萬億美元順差，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潤歸外企所有，典型的代表是蘋果公司。如果算上服務貿易逆差，我國經常賬戶的貿易順差僅4200億美元。另一方面，我國賺取的外匯通過對外投資的方式流入海外，這部分產生的逆差達到3800億美元，這也是為什么最近幾年外匯儲備變動不大的原因之一。

美國經常項目收支狀況：

再來分析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2024年美國產生了1萬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逆差，這跟美國人奢侈的消費習慣有關。然而在服務貿易項，美國卻產生了3000億美元的順差。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很多美國富人喜歡通過向海外轉移資產以避稅，美國二次收入項產生了2000億美元的逆差，不過這賴不到中國頭上，是它自己的監管能力有問題。

美國經常項目收支狀況：

盡管美國在經常項目是逆差，但在資本與金融項目卻是順差。其最大的一塊蛋糕，是證券投資。由于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閑置的海外美元如潮水般涌入美國，購買美股、美債并推高了美國上市公司估值。為什么80年代以來美股能形成“慢牛”，很大的功勞是海外美元貢獻的。中日韓等出口國持有的美元外匯很多都被轉換為美國金融資產。另一方面，美國獲得的直接投資也不少，特朗普抱怨外國投資美國的錢不夠多是沒道理的。

可以發現，中國表面上通過貨物貿易賺取大量外匯，但這部分錢很大部分以利潤和投資的形式回流美國，形成了貿易和金融的雙循環。美國能長期壟斷全球金融和科技中心的地位，離不開中日韓等生產國的貢獻。

在某種意義上，中美都是全球化的贏家，自由貿易產生的好處被雙方平分。然而特朗普之所以對華加征關稅，不僅是為了遏制中國，也是為了報復民主黨。因為美國并不是一個整體，全球化的蛋糕大部分被藍州獲取，紅州則要承擔制造業外流的代價。在這輪關稅戰中，以金融和科技為支柱產業的深藍州損失慘重。

另一方面，本輪美股下跌，外資可能在定價三個因素：

1、經濟衰退；加關稅可能會觸發美國經濟危機，削弱美股盈利。

2、二次通脹；貿易壁壘或導致美國進口價格飆升，引起二次通脹風險，迫使美聯儲放緩降息節奏。

3、海外美元流動性危機；長期來看，全面關稅會增加生產國獲取美元的難度，大幅減少境外流通的美元，外國投資美國本土的能力持續下降。

前兩個因素是周期性問題，這類場景下美股或出現V形走勢。第三個因素是結構性問題，如果特朗普真的敢跟全世界打貿易戰，其任內美股估值可能會腰斬。這也是為什么特朗普要給大部分國家設置征稅暫緩期的原因，完全執行平均值25%的全球“對等關稅”，美國經濟會提前崩掉。

取消最惠國待遇或產生硬脫鉤效果：

按照我之前的設想，特朗普可能會在今年上半年征收10%的全球性關稅，在今年下半年通過取消最惠國待遇的方式對中國加征34%的關稅，達成硬脫鉤的效果。這個34%的關稅是怎么算出來的呢？已知美國最惠國基礎稅率是3.5%，非最惠國基礎稅率是37.5%，取消最惠國待遇后關稅稅率上升34%。拜登時期美國對華稅率接近20%，附加34%的額外關稅后平均稅率大約54%。相比行政手段加關稅，取消最惠國待遇走的是立法程序，效果更加徹底。

然而出乎我預料的是，美國對華脫鉤的進度居然提前了。在沒有搞定俄烏的情況下，美國選擇兩線作戰，在地緣上跟俄羅斯對抗，在經貿上跟中國較量。這不太符合外交慣例，但沒辦法，誰讓特朗普是個任性的總統呢。

美國對華關稅的負面沖擊呈邊際遞減（未考慮轉口貿易）：

這里作一種猜想，面對美國掀起的關稅戰，假如我國沒有報復，今年美國給中國設置的關稅可能就是54%，對全球大部分國家則加征10%—25%的關稅。因為如果單方面提高對華關稅，而不對其它國家作出限制，可能會鼓勵轉口貿易行為，削弱單邊關稅的效果。另一方面，當關稅超過50%時，大部分中美貿易都會被清空，此時繼續上調關稅對中國的負面沖擊會越來越小。

那為什么中國選擇正面硬剛美國呢？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為了起到帶頭作用，促使美國的盟友也對其展開反擊。如果連上轉口貿易，美國前四大貿易伙伴包括：中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這四家貿易額占美國60%。美國最害怕的，不是跟中國一對一打貿易戰，而是中國聯合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共同對美國加征報復性關稅，四打一的情況下美國根本扛不住。

春秋時期，晉國公室陷入內斗。晉文公重耳為了富國強兵，發展出 “六卿”制度，任用有才干的異姓勢力執掌朝政。六卿內部“長逝次補”，互相制衡。在集體領導模式下，晉國的霸權得到鞏固。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晉國的軍政大權逐漸落入六卿手中，君主則被架空。到了春秋晚期，在經過一系列兼并后，晉國內部形成智氏、趙氏、魏氏、韓氏四大家族，其中智氏實力最強。

智氏的領袖智伯試圖統一晉國，但又害怕其它三家聯手反對。于是他搞了個“服從性測試”，要求韓趙魏三家各拿出一百里土地，名義上是進獻給宗室，實際上則打算納為己有。迫于智氏強大的威懾力，韓、魏兩家只能忍痛割讓土地。但輪到趙氏時，其領袖趙襄子卻不干了，他認為智伯這個人貪得無厭，割讓再多的土地也無法滿足他的要求。

三家分晉：

最終趙襄子決定奮起反抗，智伯惱羞成怒，勒令韓、魏兩家聯合攻趙。趙人退守晉陽城，戰場一度陷入僵局。為迫使趙人投降，智伯掘開附近的河堤，選擇水淹晉陽。智氏的蠻橫讓韓、魏兩家產生恐慌，他們害怕趙家覆滅后自己會成為智伯的下一個目標。在趙襄子的拉攏下，韓、魏選擇倒戈，他們反向掘開河堤，使智氏軍隊陷入混亂，自己則趁機掩殺。最終，趙、魏、韓三家聯手滅掉了智氏，平分了晉國的土地。隨后，周天子承認趙、魏、韓為諸侯，華夏進入戰國時期。

如今的關稅戰，美國扮演當初智氏的角色，貪得無厭，試圖從各個國家身上榨取好處。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則類似韓、魏，雖然對美國不滿，但迫于壓力暫時屈服。中國則像趙氏那樣豎起了反抗的大旗，雖然一開始會很艱難，但如果能把美國拖入持久戰，美國的盟友未嘗不會改變立場，加入對美國的反制裁陣營，共同捍衛全球化。

這里值得重視的角色是歐盟。在地緣上，全球是中美俄大三角，所以拜登時期我國的策略是聯俄抗美。然而在經貿上，全球是中美歐大三角，所以特朗普時期我國的最優策略是聯歐抗美。作為老三，歐洲的態度很關鍵，它既可以與中國聯手對抗美國，也能以背刺中國為籌碼換取美國的關稅豁免（比如配合美國對華加征關稅）。在中美博弈的過程里，歐盟的立場很關鍵，它站哪邊哪邊的勝算就更大。

然而面對美國的敲詐，歐盟卻不愿采取對等反擊。一方面，歐盟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它害怕關稅報復會導致美國撤出在東歐的軍隊。另一方面，歐盟很難協調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分歧，出口競爭力較弱的南歐國家更傾向以談判方式解決美歐分歧，這限制了歐盟的反擊力度。

我國當然希望跟歐洲抱團，然而中歐關系的最大障礙在于俄烏問題，烏克蘭是歐洲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中歐在電動車和新能源領域屬于競爭關系，這增加了《中歐自貿協定》落地的難度。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如果我國在俄烏問題上調整立場，或許能換來歐洲在經貿上的配合。

美國對各國設定的“對等關稅”：

可以發現，特朗普所謂的“對等關稅”，主要面向歐盟、東南亞、印度等經濟體，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國加征的二級關稅，目的在于封死中國獲取美元順差的渠道。

2024年，歐盟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約2400億美元，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大約2500億美元。

東盟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約2200億美元，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大約1900億美元。

墨西哥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約1700億美元，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大約700億美元。

印度對美國的貿易順差460億美元，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大約1000億美元。

也就是說，歐盟、東南亞、墨西哥、印度這幾個經濟體，為中國貢獻了6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如果再加上中國對美國的直接貿易順差3600億，其總和與去年中國的賺取外貿順差大致相當。

因此特朗普對全球加征的對等關稅，對我國會產生間接影響。如果歐盟、東南亞、墨西哥、印度無法從美國身上賺取貿易順差，為平衡國際收支，它們只能減少從中國進口商品，壓縮對華貿易逆差。

具體來看，美國對中國加征了125%的關稅，對歐盟加征了20%的關稅，對東南亞加征了39%的平均關稅，對墨西哥加征了25%的關稅，對印度加征了26%的關稅。特朗普設置了90天的“暫停期”，迫使其它國家在中美之間二選一，要么接受美國加征的高關稅，要么限制從中國進口商品。美國嘗試另起爐灶，構建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國際貿易體系。

英荷爭霸：

除了關稅外，美國還嘗試對中國進入美國港口的船只征收150萬美元額外費用，特朗普試圖回歸重商主義的道路。17世紀，荷蘭曾是海上馬車夫，掌握了歐洲3/4的船只，其造船成本僅為英國一半。為保護本國造船業，瓦解荷蘭的海上霸權，英國頒布《航海條例》，規定只有英國生產的船只能運送英國殖民地貨物，且禁止向敵國出口戰略物資。不僅如此，英國還封鎖了多佛海峽，攔截荷蘭商船。荷蘭雖然掌握技術優勢，但由于本土市場狹小，再加上與周邊國家關系惡化，其造船業逐漸萎縮，失去了海上馬車夫的地位。

如今美國造船能力不到中國百分之一，美國無法在公平競爭的情況下跟中國爭奪訂單。共和黨試圖效仿當初的英國，通過保護性法案扭轉中美在造船能力上的差距。未來可能會有更多類似的法案出臺，安全取代效率成為各國決策出發點。在中美脫鉤背景下，我國需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變為消費導向型經濟。如欲擴大內需，光靠刺激性政策是不夠，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勞務報酬占比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