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在推動經濟增長和踐行社會責任中的力量，很多時候并不在于捐贈多少資金，而在于能否以市場邏輯激活內生動力，讓農民從“抱著金飯碗要飯”變為“掌握點石成金的手”。

撰文丨艾川

“這里的農民，是在捧著金飯碗要飯。”

2025年4月13日晚，央視鏡頭前的鐘睒睒站在云南高山的茶園田間，連續幾次都忍不住向主持人陳偉鴻發出類似的感嘆。

實際上，早在去年8月第一次的訪談中，鐘睒睒就已經提前劇透了下一個目標：“這個（茶）產業當中，我認為我們在后端，因為我們依靠了中國的茶的產量，就是種植面積，我們掐了它的尖，但是我們農民的收益率仍然是非常低的。”

僅僅是幾個月后，這個目標就有了可見的成果。

不到一年時間里，鐘睒睒三次登上央視。看起來每次講的內容似乎都并不相同，但仔細看這三次訪談會發現其中都有一個共通的關鍵詞——“農業”。

鐘睒睒為何如此聚焦農業？到底又是因為什么讓鐘睒睒下定決心，讓農夫山泉的新目標是扎根云南？

01

找方向、垂直型、往上卷

在央視的訪談中，鐘睒睒就像是一位普通的茶農，他對茶餅的制作、發酵的溫度、水分的控制等制茶過程如數家珍。

不過，他對茶的理解顯然不止于技藝本身。

在鐘睒睒看來，云南擁有良好的農業資源稟賦，卻因為未能夠實現足夠的產業化，而使得產業的真正價值沒有發揮出來。而他為農夫山泉設定的下一個目標，就正在于改造云南的這片想象空間巨大的廣袤茶園。

而改造的思路，鐘睒睒也已經基本想清楚了：

農業的出路在于工業，我們不向下卷，我們一定是往上卷，我們向下管理質量，向上去卷市場，我們還是要把茶價賣上來的。

在最早的那次央視訪談中，鐘睒睒就提及了“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跨越”，而在贛州的對話更是觸及了他的“農業夢”以及對農業品牌的理解。

這一次在云南，能夠很明顯看出，鐘睒睒的思考已經不止于當下的商業本身，當他開始談及產業化的邏輯時可以清晰看到，作為企業家，他正在探觸更多關于農業的底層思考——“很多時候農業是一定要根據產業來做，產業不發展，農業是發展不了的，反正農夫（山泉）是準備下決心在這個地方了。”

確實，傳統農業中，農戶分散經營導致產品品質參差不齊，難以滿足現代市場對標準化、安全性的需求，這也意味著茶農在面對市場時的議價權過低。而改變這種現狀，出路正在于工業化。工業化通過統一技術標準（如精準施肥、溫控倉儲）和嚴格流程管理，確保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的全程可控。

也就是說，工業化能夠通過技術、管理和產業鏈重構，系統性解決傳統農業的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市場脫節等問題，同時推動農業向高附加值、可持續方向發展。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鐘睒睒的“往上卷”戰略會發現，其本質想說的，還是以工業化重塑農業基因，以市場化激活資源價值、重構產業話語權。

可以看到，在云南，農夫山泉在提升和擴大茶葉收購的同時還捐贈初制加工廠，以工業化和標準化，改變整個產業的生產觀念和方式。通過供應鏈的逆向整合，突破茶產業的分散化困境，并以溢價收購激發茶農的生產積極性。

這不僅是授人以魚，更是長期性的“授人以漁”。

因為這樣的“往上卷”并不是內卷，而是跳出零和博弈的競爭框架、打開新的增量，其意義遠超商業范疇：它證明了中國農業完全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設計，跳出“低價競爭－低質循環”的困境，走向高附加值、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回過頭看，在贛南、新疆、廣西和云南這些地區，農夫山泉助農和產業改造模式都選擇在農業產業鏈上的垂直深耕。

這其實也符合農夫山泉的戰略長期主義。按照鐘睒睒不久前公開分享的經營哲學，在“方向選擇”上，農夫山泉選擇了農業型垂直企業的方向，并在這個領域通過農夫的路徑，積累和創造農業知識，提升系統性能力。

02

標準化、產業化、品牌化

從工業的視角回過頭看農業，會發現有待補足的空間是巨大的，這也會是未來經濟增長的巨大增量所在。

傳統農業以出售原料為主，利潤空間有限。而工業化能夠通過深加工和品牌化，顯著提升附加值。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云南古樹茶原料收購價僅幾元/斤，但制成標準化茶飲后，售價可翻數十倍。

而且，產業化的好處不僅僅是利潤的增加，一旦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就意味著能夠進一步增強抗風險能力。工業化整合種植、加工、物流、銷售等環節，形成閉環產業鏈。例如，農夫山泉在云南建廠后，既能穩定收購茶農原料，又通過自有品牌“東方樹葉”直接對接消費市場，減少中間環節的利潤流失和市場波動風險。

現代農業的競爭已從“產量比拼”轉向“價值爭奪”，而工業化是連接農業生產與消費市場的核心紐帶。當消費需求從“量”轉向“質”，從單一轉向多元時，工業化賦予農業的不僅是生產方式的變革，更是一種主動適應市場、創造價值的能力。

正如鐘睒睒在訪談中所提到的，不可能所有茶葉都能夠成為“勞力士”，同樣重要的是如何占領“斯沃琪”的市場。單一的“勞力士”鉗制生產端的產業格局，必定是不健康的。

今天的消費者對茶飲的需求早已超越解渴功能，轉向健康、便捷與品牌認同，農夫山泉這套以價提質，并引進先進生產線的改造思路，不僅解決了茶葉品質波動的問題，更通過標準化生產將云南茶原料轉化為符合當代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這種轉變背后，恰恰就是工業化對市場需求精準把控并進而推動農業產業化的結果。

從更大的視野來看，全球化競爭進一步凸顯了工業化的重要性。中國農業長期面臨“優質原料、低價出口”的尷尬局面，比如日本綠茶憑借工業化生產的穩定性與品牌溢價，國際均價高達中國茶的十倍。

這種差距并非資源稟賦的差異，本質上其實是工業化水平的直接體現。日本茶園通過等高線種植、機械化采摘和全流程溫控，確保每一批茶葉品質高度一致，從而支撐起“靜岡茶”“宇治茶”等高端品牌；反觀中國茶產業，盡管擁有千年歷史與多樣品類，卻因標準化缺失、產業鏈割裂，難以在國際市場建立統一認知。

農夫山泉在云南推動的工業化改造，正是試圖破解這一困局——通過建設現代化茶廠、統一初制工藝，將分散的農戶生產納入標準化體系，將云南茶原料轉化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商品。這種模式不僅提升了農民收入，更重新定義了中國茶的價值鏈：從“原料供應者”轉向“品牌主導者”。

03

重新認知農業

說到底，農業工業化的本質是“進化”而非“替代”。工業化不是消滅傳統，而是升級其內核將農業從“生存經濟”升級為“效率經濟”和“價值經濟”。

但工業化并非簡單復制工廠模式，而是結合地域特色與文化基因，打造“有根的現代化”。日本保留茶道文化，但制茶環節全面機械化；云南古法制茶可轉型為高端手工品牌，與工業化量產產品形成差異化互補。

工業化是工具，目的是讓農業煥發新生——既留住土地的饋贈，又擁抱現代文明的紅利。就像鐘睒睒在第一次訪談中說到的：

中國農業為什么有非常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這是它在全世界國家當中，非常非常稀少的。但真的是需要長期有人，包括我們現在的高等院校，要把論文變成產品，要在中國的大地上扎扎實實到地頭去、到田頭去、到山里去，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地把這個地基打扎實。

過去30年中，鐘睒睒無疑是與農民走得最近的企業家之一。

鐘睒睒的三次央視訪談之所以聚焦農業，與他的人生經歷也有關系。在去年8月的《對話》訪談中，他提到，“對農業我是有情懷的，因為我本身就是個農民。”從他在《浙江日報》時曾專門跑農業線，到他開啟第一個創業項目種蘑菇，再到新疆種蘋果，到東北種大米，以及花近20年時間在江西贛州種臍橙，鐘睒睒的大半輩子幾乎都在研究農業問題。

在農民與企業的關系重構上，鐘睒睒推行“契約農業”模式，通過長期穩定的收購協議，保障農民收入，打破“靠天吃飯”的困境。例如，在贛南臍橙項目中，他與農戶簽訂高于市場價的收購合同，即使在2013年臍橙黃龍病危機中，仍以高于市場價收購滯銷果品，并投入資源幫助農民消滅病害、研發無毒苗種。

對于鐘睒睒而言，這些投入是不設限的。在去年12月《對話》節目中，鐘睒睒指出，這些產業投入上的賬，“是對農民、工人、工廠、社會，這四個方面都有價值的賬”。

現在鐘睒睒的新目標是云南的廣袤茶園。

面對中國茶葉的產業困境，他開始嘗試推動云南茶產業對標國際標準，重塑“中國農產品”的全球形象。

這無疑是需要勇氣和決心的，因為這一目標，意味著要重新定義的農業圖景，為行業提供了兼具經濟價值與社會意義的轉型范式，將農業從傳統“弱勢產業”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現代產業。

不過，對話中鐘睒睒也認為，這件事也不是農夫山泉自己能夠完成，“我希望跟當地的企業家一起參與進來，重新認識云南的茶產業的天然稟賦與它的可以發展的前景的廣闊性。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工廠能給大家帶來一個示范的作用。”

從贛南臍橙到云南茶葉，鐘睒睒也已經明晰了農夫山泉的發展目標，即“垂直型企業”。在這次節目中，鐘睒睒也提到，“我們捐贈這個工廠，希望這個工廠能夠起到培訓、幫助、提升產業化水平——讓農夫山泉有一個根在這里。”

企業在推動經濟增長和踐行社會責任中的力量，很多時候并不在于捐贈多少資金，而在于能否以市場邏輯激活內生動力，讓農民從“抱著金飯碗要飯”變為“掌握點石成金的手”。

對于商業來說，這也是一條共贏之路，正如鐘睒睒所言：“唯有跟土地產生鏈接，這個產業才是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