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宣判。

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法官在判決書中寫到：“被告人違背被害人意愿，強行發生性關系，構成強奸罪。”在隨后公布的《審判長答記者問》中，司法系統發出了清晰的聲音，重審了樸素的法律原則——“與婦女發生性行為不能違背其意志，與雙方是否訂婚沒有關系。”

過去兩年里，這起強奸案多次登上熱搜。其實案情并不復雜，但卻因雙方的訂婚關系、18.8萬的彩禮、性同意等議題，被迅速推入輿論漩渦。在復雜的輿論光譜中，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貞潔、動機與人格，經歷了一次次的殘酷審判。

早在2024年初，一場大雪過后，我就曾到過大同陽高縣，找到了案件中的兩個家庭，到達了案發現場，看到了與之相關的材料，包括視頻監控、通話錄音、聊天記錄、合同文件……試圖了解這個案件的全部細節。

被卷入的雙方，觀念不同、立場不同，但不得不面對一些共同的問題：親密關系里的性同意和性暴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對這兩個條件普通甚至是貧窮的家庭來說，彩禮到底意味著什么？為什么他們看待性的觀念如此不同？以及，對受害者來說，要怎么結束這一切。

文 |林松果

編輯 |姚璐

運營|起泡菌

圖｜（除特殊標注外）受訪者提供

3小時

2023年5月2日下午3點，山西省大同市陽高縣，一對年輕男女走進了縣城里一棟居民樓。

對陽高縣居民來說，這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節。這里與內蒙古接壤，北風勁吹，冬季漫長，土壤封凍。但這天氣溫在11度到27度之間，不冷不熱，正值五一假期，縣城比往日熱鬧。

下午3:05，電梯監控記錄了他們停留的一分鐘：女生長發，綁馬尾，穿一件黑色短袖，男生穿白色襯衣，戴眼鏡。女生穿的短袖是奧特曼的圖案，拍一拍會發光，她拍了一下，燈亮了，身邊的男生也伸手拍了一下。接著，男生抱住了女生。女生有沒有回應，視頻里看不清楚。14層到了，他們出了電梯。

他們再出現在電梯里，是3小時以后。下午6點左右，他們在13層上了電梯，又在14層下去——女生是被男生拽著的，她看起來情緒不太好，想掙脫，想往地上坐。第二天她母親拍攝的照片顯示，因為拖拽過于用力，女生的胳膊留下了淤青，有清晰的手指印。

電梯一進一出，兩段視頻，兩人的關系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

他們本是剛訂婚的情侶，男生27歲，女生24歲。前一天辦完訂婚宴，案發當天的午飯，也是兩家一起吃的，按照大同風俗，女方回請男方，叫“請女婿”。吃完午飯，他們進入的房子，是男方準備的婚房。但就在當晚10點52分，女生報警，電話里她說，自己被男生強奸了。

房間里到底發生了什么，在公安局做筆錄時，雙方陳述了各自的版本——他們到達房間后，因為忙訂婚太累，兩人睡了午覺。5點左右，男生提出發生性關系。至此，說法出現分歧。

女生說，她拒絕了這個提議。他們之前約定過，拒絕婚前性行為。為了抵抗對方，她躲到房間榻榻米的角落，對方搶走了她手上的被子；她大喊大叫、踢衣柜，男生讓她別叫；她躲到窗簾后面，男生一把揪下了窗簾。強行發生性關系后，她想走，男生不讓，她為此點燃了房間的柜子、客廳的窗簾。男生去檢查火的時候，她跑出房門。電梯不來，她就從消防樓梯往下跑，剛跑了一層，男生就追了上來，“我大喊救命，但是沒有人理”。

但男生說，女生當時沒有任何抵抗。至于點火、逃跑，是她事后情緒不穩定。

之后，警方進入房間，搜集了一些證據：除了女生的身體檢查結果、手臂淤青、證人證言外，他們還提取了電梯監控、案發時的床單（檢出了兩人的DNA）。客廳里有被燒焦的窗簾，臥室里也有被扯掉的窗簾，房間柜子有被火燒過的痕跡。

幾個月后，陽高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男方席某某違背受害人的意志，構成強奸罪，判刑三年。為了回應輿論質疑，陽高縣人民法院還發布了一份《答記者問》，法官解釋了判決的原因：雙方雖已訂婚，但女生明確表達過，反對婚前性行為。案發這天，男生還是強行與她發生了性關系。“雖然事后雙方有協商的情節，但不影響認定席某某的行為構成強奸罪。”

法官的講述，也認定了女生的說法——事后，她情緒激動，實施了點火燒臥室柜子和客廳窗簾等行為，還逃出房間，通過步梯下至13層呼喊救命，后被強行拖拽回房內。

其間，她的手機被拿走，直到回家途中，母親打來電話，她才重新拿回手機。

▲女生放火燒的窗簾，燒掉的部分已經被剪掉。

3個月

很難說清楚，這對情侶對彼此有多少了解——從2023年1月30日相親，到2023年5月2日案發，他們相識還不足100天。

男生席陽，27歲。他家在陽高縣龍泉鎮的一個村子里，兩間平房，兩張大炕，父母種地，種玉米，還養了上百頭豬。他有個姐姐，大他好幾歲，已經結婚生子。很自然，他一直是家里最受寵的孩子。他母親甄麗講，“我們家孩子是老小，家里的事不用他操心，就活得自由自在，衣來伸手，飯來張口。”

席陽中專畢業，十幾歲就出門打工，在上海待過四年，做地鐵安檢員。上海房價太貴，留不下來，疫情前，甄麗讓他去了北京——離家近，坐高鐵就一個多小時。在北京他做過外賣員、快遞員，最后一份工作是裝修公司的銷售。疫情期間工作不好做，存不下錢，爸媽貼補他。2022年底他決定回家，在陽高本地一家大數據公司找到了新工作，做運維，月薪4000元左右，兩班倒，公司給交五險一金。

回家了，工作也穩定了，他的婚姻就成了父母最著急的事。早在2017年，他們就在陽高縣城給他買了房子，兩室一廳，20多萬，連裝修、買地下室，一共花了40萬。2022年，又給他買了一輛車。

他家的話事人是他媽媽甄麗。甄麗短頭發，和丈夫濃重的口音不同，她能說普通話，和她打交道，能感覺到她的溫和有禮，里頭也有強勢。甄麗不愛社交，平常埋頭在家干活，“不好出門”，所以沒人給兒子介紹對象。2022年年底，她找到了縣城的一家婚介所，把席陽的資料，交給了媒人孫桃花。

沒過多久，孫桃花打電話給甄麗，說有個女孩，“很適合你家兒子”。這個女孩，說的就是朱斐。

朱斐，1999年出生，當時23歲，剛剛大專畢業。她也是陽高縣本地人，和媽媽住在縣城的平房里。朱斐的相親資料，也是媽媽遞過去的——她年紀小，沒想著找對象。這之前，她在太原讀書，在山東威海實習過一年，又到太原工作了一陣。2022年底，疫情嚴重，媽媽讓她辭工，回了家。

2024年1月，陽高剛下過雪，氣溫接近零下20度。來自內蒙古的北風吹過來，帶來雪與冰。在朱家院門口，我見到了朱斐的媽媽。她今年62歲，長頭發，白發一縷縷。她說，自從“出事”之后，女兒受了刺激，精神不穩定，所以她沒辦法邀請我進門。我們裹著襖子，站在院子里，在呼出的白汽里說話。

▲寒冷的陽高縣。

她告訴我，朱斐3歲時，她和前夫離婚，3個兒子歸丈夫，女兒歸了她，跟她姓。她管得嚴，女兒從來沒談過戀愛。“我經常教育孩子，咱們到什么年齡，辦什么事。咱們是學生，不搞對象”，“她膽子小，怕得不行，就怕遇上渣男”。

等到朱斐大專畢業，朱斐媽媽想法變了——她過了60歲，身體越來越不好，有萎縮性胃炎，睡眠也糟。她想趕緊“給孩子安排個合適家庭”，萬一自己哪天有什么閃失，女兒結了婚，她也安心。

2023年1月31日，席陽和朱斐，還有兩位母親，四個人在婚介所見面了。這就是相親。

在陽高縣，婚介所依然是一種挺有市場的婚配方式。除了線下門店，婚介們（通常是女性）也會在抖音、快手開號。介紹席陽和朱斐認識的婚介孫桃花，在快手就有近萬個粉絲。她經常在晚上開直播，找對象的男女可以在她的直播間連麥。這也是她們招攬顧客、增加知名度的一種方式。

通過婚介所找對象，對這些沒有門路和關系的家庭來說，是一個省心的選擇——婚介有一套完備的流程，會在男女相親的全程提供服務：找對象的男女，交幾十元報名費，把資料交到婚介所，婚介就會推薦相親對象；兩人第一次見面，婚介提供場地、茶水；見面后，婚介詢問彼此的意見，推進進程；如果男女談得來，她們就會催促訂婚。現在的彩禮重，一旦涉及到錢，為了避免糾紛，婚介還會提供合同，讓雙方簽字。

男多女少依然是一個普遍現象。婚介孫桃花發布的視頻可見，征婚的男嘉賓排號排到了590多位，而女嘉賓是200多位。

男女訂了婚，婚介才收中介費。席陽和朱斐訂婚后，雙方都付給了媒人孫桃花1000多元。

▲圖 /視覺中國

錢、情、性

2023年1月30日，這一天的相親算得上順利。席陽和朱斐，還有兩位母親，聊了一上午，一起吃了午餐。第二天，席陽邀請朱斐出去玩。之后他們又見了幾次面，確定了男女朋友關系。

甄麗看得出來，兒子喜歡這個姑娘。之前他也相親過，但沒成功，“（這次）一相就相中了，我還覺得挺好的”。

關系進展得很快。認識第5天，在微信里，席陽向朱斐提到了“訂婚”。這也是甄麗的意思，她想，既然兩個孩子合得來，她想看看女方家里要多少錢。如果太高，他們接受不了，就及時止損，“不想讓我兒子付出這么多”——他去女方家，水果一買就是幾百塊，還要約會，都花錢。如果真訂婚了，這樣付出，甄麗能接受。

認識第6天，也就是2023年2月5號，席陽向朱斐提出了一個彩禮的方案，18.8萬，包五金。他讓朱斐和母親商量，朱斐表示同意。18.8萬這個價錢，在當地算高，但也不算太夸張，為了兒子能結婚，家里咬咬牙掏了。朱斐的母親也說了，彩禮她不留，婚后會讓朱斐帶回小家。

但關系進展太快，雖然談著彩禮，但朱斐也表現出了猶豫和不確信。她大專畢業，覺得在陽高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本打算過完年，就和同學一起去西安工作，票都買好了。她還打算走，意味著這段感情在她心里的分量沒那么重。

席陽挽留她，讓她留在縣城工作，她沒有同意。但出發前夜，她母親攔住了她。母親的意思是，她既然相親了，找了個對象，就不要再出門了，留在陽高好好戀愛，在本地找個工作也行。

朱斐最初很難接受，她在微信里跟席陽抱怨，陽高的工作機會少。席陽建議她去做淘寶客服，或者去移動聯通營業廳工作。她找到一個招聘信息，發給了席陽，是縣城一家公司招聘辦公室人員。

交往時，他們呈現出不太一樣的愛情觀。甄麗說，她兒子比較大男子主義，挑選對象“也很嚴格”，濃妝艷抹的、穿衣服露肚臍眼的女孩，他不喜歡。他掙得不多，但卻說，只要朱斐愿意，她可以不上班，他來養家。甄麗問他，朱斐人怎么樣，席陽說的是，“收拾屋子啥的，這方面還行”。朱斐也在微信里問過他，哪個瞬間對自己心動？他說的是，看到朱斐為他整理好衛生間的洗漱用品，他很感動，還拍了照片。但這個答案，朱斐不滿意，她說，你娶的是老婆，不是保姆。

▲圖 /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

性，以及兩個人關系的尺度，在他們交往的三個月里，始終沒有達成統一。

認識半個月，朱斐就在微信里明確告訴席陽，“咱們也說好，拒絕婚前性行為”，席陽回復了一句，“領證了就是夫妻了啊”，發了三個捂臉的表情。但朱斐的語氣很認真，“不出軌，不家暴，不騙我，給我撐傘，別到時候撕爛我的傘”“想好，結婚是很認真的事，別一會一個樣”。

朱斐堅定的觀念，或許受到了母親的影響。她媽媽告訴我，她家“家教好”“從來沒有什么亂七八糟的事情”，她認為女人必須保護自己，說得更直接一點，不能有婚前性行為。“你搞對象，你不是女兒身了，別說別人，你自己就（抬不起頭）……你要是有孩子了，更羞恥，這咋弄呀？”“咱們還沒結婚，不受法律保護，誰能付出那么大的代價？錢（指彩禮）可以退，但是那樣（發生性行為）了，能補嗎？有孩子了，懷孕了，要是你不要了，我們找誰去呢？”

正因為此，他們交往后不久，有過一次不愉快——朱斐的媽媽要求，他們出去約會可以，但下午6點前必須回家。有一次，席陽接朱斐出去玩，晚上10點才送她回家，她媽媽不高興。席陽再約，朱斐就不出來了，“你是不是被圈禁了，怎么出不來？”朱斐回復，“還想出來？”“我把我媽微信推你，你問問我媽”。

但男方母親甄麗，愿意相信另一個版本的故事。案發后，她在網上發帖求助，說席陽與朱斐相識后不久，就去過縣城那間空置的婚房，因為她有一次去，看到門口拖鞋的位置動過了，床上有兩床被子，床單上有女生的長發。她當時挺高興，覺得兩人感情好，是好事。但后來，她這個說法逐漸演變成“他倆同居過”“他們都在一個被窩里睡過”——案發后，男女雙方的筆錄都顯示，他們此前未發生過性行為。

這3個月里，錢，是雙方之間另一個矛盾之源。

席陽與朱斐的聊天記錄里，常常談到錢。認識第一周，他們就在討論彩禮的價格，當地習俗要給新娘買新衣服，衣服該是多少錢，婚禮時上車、下車又是多少錢，婚戒多少錢……男方應下了18.8萬的彩禮。但甄麗說，她家養豬，豬價不穩，收入也有大小年，平均下來一年大概能掙6到10萬，這幾年花得多，彩禮家里一時拿不出來。訂婚時要先給10萬，家里沒有，她問，能不能先給58000元，朱家不同意。最后甄麗賣了34頭豬，又找席陽的姐姐借了3萬，湊了10萬。

另一個爭議是房子。席家為兒子準備的婚房，是席陽單獨所有，2023年4月，朱家提出，想在房本上加名字。對這個要求，甄麗不舒服，覺得他們要得太多了，但也不好意思撕破臉，怕婚事黃了。她說，等他們感情穩定了，結婚一年再加名。但女方看來，這個承諾比較虛，他們希望朱斐的未來有個保障。

于是，在5月1日的訂婚宴上，雙方鬧得“不太高興”——在宴席上，媒人孫桃花拿出已經寫好的信紙，一式兩份，作為契約，上面寫著：席陽本人與父母親，承諾并同意，席陽與朱斐結婚一年后，房本上加上朱斐的名字。

當時朱斐的大哥也在，看到這張紙上的內容，他指出，“一年后”這個說法不合適，一天也可以是“后”，幾年也可以是“后”，他建議，劃掉這個“后”字，在結婚一周年當天加名。

兩家就這個“后”字掰扯了很長時間。席陽本人倒并不在意，嘻嘻哈哈的，用手機拍了好幾段視頻。但甄麗不高興，“當時我就有那個心思，今天別訂婚了”。當然她沒說出來。他們家每個人都簽了字，訂婚宴就這樣結束了。

接著就是第二天，兩家一起吃過午餐，席陽讓朱斐陪他去自來水公司，補辦家里水表的票據。補完了，他說怕丟了，讓朱斐陪他去新房，把發票放下。

下午，強奸案發生。

▲圖 /視覺中國

協商

案發后的24小時，發生了很多事。不僅發生在這對男女之間，真正在博弈的是兩個家庭。

朱斐的母親是最早知道此事的家屬。案發后，下午6點51分，她做好了晚飯，納悶女兒怎么還不回家，給她打電話，過了好一會兒才接，一接通，那邊“哭得撕心裂肺”，朱斐說：“媽，我被席陽給強暴了。”媽媽安慰女兒，“不要哭，不要著急，回來再說”。

陽高縣人民法院在那份《答記者問》里提到過，席陽拿走了朱斐的手機。我查閱了多份強奸案的判決書，是否拿走受害者的手機，讓她無法與外界聯系，這是司法機關關心的問題，也是“違背婦女意愿”的一個標志。席陽確實也這樣做了——朱斐報警后陳述，事發后，她想回家，席陽拿著手機不給她，后來他們出了門、上了車，手機依然在席陽那里，直到朱斐母親打來電話。但席陽解釋說，當時朱斐的情緒變得很不穩定，“我怕她亂來，就沒給她手機”。

晚上7點多，席陽開著車，送朱斐回家。朱斐母親沒有讓他們進家門，而是讓席陽把車開到了僻靜處——她說，那天，朱斐的三個哥哥都在家，她怕他們打席陽。她想和席陽談談，但當時她知道的信息很少，只是電話里朱斐的一句話，她被強暴了。

談話時，席陽開了行車記錄儀，朱斐和她母親不知道。5月2日晚7點27分，錄音開始。

這段談話大概有半小時，一直是朱斐母親在說話。她大概是這樣講的：

“都跟你說過多少次了，慢慢地交往，給對方安全感、信任感，（你這樣）只能帶來反感。”“你不該得到的，你提前得到了……你要把我閨女一生毀了，說明你原來都不打算娶，你不敢擔這個責任。你要是現在做了（發生性關系），房本不敢那啥（加名），那你就是玩。你說玩，咱們就玩？

“明天民政局不上班，后天上班。后天我們去把結婚證領了，再寫個約，把房本（加上朱斐的名字）……等（你家）下一批豬賣了，把錢（剩下的8.8萬彩禮）給我拿過來。明年你們舉行婚禮（2023年是朱斐的本命年，當地風俗認為，本命年不宜結婚），就行了。”

她說話的間隙，席陽一直在附和，表示同意。朱斐沒怎么說話，一直在哭。半個小時錄音里，就聽見她說了兩句話。一句是，她跟母親說，“媽，他不讓我回家”。母親希望把事了了，倆人盡快結婚，但朱斐說，“我不同意，我要是有啥變動呢？”她母親問她，“能有啥變動？”

這場談話結束9個月后，我和朱斐母親談起當時的情況，她解釋自己的用意——發生這種事，女兒已經“平凡”了，不再純潔了。她想緩和關系，畢竟雙方訂婚了，得“帶著包容心”，但是該做的，男方也得做。“你已經把她女兒身給占了，你給她個名分，這是公道的呀。”她說自己不是為了錢，彩禮她一分不要，都讓女兒帶回去，“我走個過場，那也是咱的習俗”。談話時，席陽態度挺好，她就覺得，行，知錯改錯，不是毛病。

轉折發生在事發當晚。從這一晚開始，變成了兩位母親、兩個家庭的戰爭。

晚上8點多，席陽到家，進門就找房本。母親甄麗問他發生了什么事了，他說，要給朱斐在房本上加名，他們發生了性關系。席陽把甄麗拉到車上，讓她聽行車記錄儀的錄音。聽完，甄麗很生氣，“把孩子嚇成什么樣了”，她覺得既然訂了婚，（性關系）是可以發生的，但對方把它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

縣城另一頭的朱家，朱斐一直在哭，朱斐母親心疼，也著急。她一直在等，等他們的電話，打來道歉，說他們會妥善解決、彌補，但她沒等到——她說自己要的是一個態度，是尊重，是女兒婚姻的保障。

夜里10點多，她不想等了，主動打給甄麗，但甄麗說，他們成年了，訂婚了，“發生這點事也正常吧”，她說自己女兒（席陽的姐姐）就在訂婚后和未婚夫住在一起。這話讓朱斐母親很生氣，“你們閨女這樣正常，我家閨女這樣就不正常”，這事不解決，她就報警。“你想咋弄就咋弄吧”，甄麗回復她。

晚上10點52分，朱斐母親真的報了警。10點55分，警察打給席陽，是他姐姐接的電話，否認了強奸——為了保護兒子，甄麗把席陽的電話卡卸了，換到了自己手機上。無論誰想聯系席陽，都由母親代為回應。

事發第二天，5月3日，朱斐的大哥找到席家，再次提議，給朱斐房本加名、付彩禮，兩人結婚。但席家不同意，甄麗覺得被要挾了，“他們咄咄逼人，我接受不了”。朱斐的大哥憤怒地離開了，走時他說，自己在北京有房，在當地也認識人，甄麗回擊他，“你看你開那車，5000塊都沒人要”。席陽的姐姐還報了警，告朱家詐騙，警方沒有立案。

事發第三天，5月4日，情況有了變化——法律規定，刑事案件立案審查期不超過3天，如果3天內不撤案，就要進入司法程序。警方也不想把事情鬧大，4號晚上，在陽高縣一位民警的調解下，兩個家庭達成了和解方案：第二天上午，雙方在縣城行政中心，簽一份合同，男方承諾在房本上給朱斐加名，并注明共同所有，在公證部門公證，雙方領結婚證，此事結束。

但很巧的是，房本不在當地，它被席陽姐姐帶到了她的居住地北京。她要當天從北京趕回，送還房本。席家稱，這是她拿其他文件時不小心帶走的，但朱家認為，這就是故意的。

總之，5月5日上午，朱斐一家在民政局門口等到了快12點，席陽和他姐姐以及房本都沒出現。朱家人生氣地回了家。此后，該案進入司法程序。

在跟雙方母親的溝通中，我注意到了一個細節——案發當晚，其實兩位母親都不太清楚事情的全貌。第二天早上，朱斐在家里穿著短袖，母親看到她手臂上的淤青，才知道事發時，女兒遭受過暴力。而席陽的母親甄麗，也不知道有強迫的情節，兒子只告訴她，他們“睡了”。兩天后她到這間新房，才看到火燒過的窗簾、燒黑的柜子，這都是朱斐反抗的痕跡。但為時已晚。

這一對情侶，真正的當事人，事后也未進行深入的交流。所有的談判和拉鋸，都發生在長輩之間。

直到5月5號，席陽到了派出所，即將被拘留，警察給了他最后一次機會，讓他給朱斐打一個電話，兩人的談話是這樣的——

席陽：我馬上要被逮捕了，也不奢望你改變啥了。你記住，我出來還要娶你，還要追求你。

朱斐：你甭娶，我敢嫁嗎？我不敢嫁了（哭），不用你娶。

席陽：你不要哭了，我出來之后還會找你的。

朱斐：你這是在威脅我嗎……你別找我了，我想安安靜靜地過日（子），你意思是讓我搬家嗎？

席陽：不是，真的不是，我也和你表態了，做了啥事，我也挺對不起你，你好好休息。

朱斐：我真不敢嫁了，你看看你做的啥？

席陽：我真的不做過。

朱斐：你的不作為，就是你做的。

▲女生用來點燃紙團的煙灰缸。

污名

席陽被捕后，兩個家庭的關系徹底撕裂，司法和輿論都成為了戰場。

2024年1月，我們造訪陽高時，看到兩家人的院子外面都裝上了攝像頭。高高的院墻上，它們24小時工作，保衛家庭的安全。

為了營救兒子，甄麗后來還去過朱家，當時是檢察院起訴階段，如果朱家愿意出具和解書，檢察院也還可以不起訴。但朱家母女沒有讓她進家門，也不同意和解。之后，甄麗又找了同村的106位村民，在聯名信上簽字，證明席陽性格脾氣好，不是壞人，試圖表達一些“民意”，但這沒有影響一審判決。

▲陽高的冬天。

2023年8月，有媒體發布了關于該案的第一篇報道，標題是《回門宴婚房發生關系后女方控告被強奸，男方已被羈押105天》。這篇報道主要引述了甄麗的講述，而她提供的一些信息，讓該案受到更廣泛的關注——

比如18.8萬的高額彩禮；兩人曾在婚房同居、房中有女方的生活用品；兩人事前在電梯親密摟抱；席陽始終說女方是自愿的；事后女方借機施壓等等……女方家屬在這篇報道中只出現了一句，朱斐的母親說，“他強奸了我女兒”。

此后的幾個月里，圍繞這個案件，更多的謠言出現了。

陽高縣法院在《答記者問》里也專門澄清過：比如“騙婚”“以告強奸進行敲詐”“訂婚發生關系后第4天，女孩控告強奸”“雙方當事人為同居關系”“被害人有過婚姻史”“被害人給婚介所3萬元介紹費”，這些傳言均為不實信息。

很多討論都圍繞這18.8萬的彩禮展開。網友會想象，為什么女方要這么高的彩禮？是因為她有三個哥哥，彩禮要拿來給他們娶妻，但其實，她的三個哥哥都已結婚；還有人會說，這案子之所以發生，歸根結底就是高彩禮，男方舉全家之力娶到的妻子，會默認有對她的處置權，這會讓女性在婚內的尊嚴和權利受損。

在這個縣城里，相隔幾公里，兩個家庭在這種對立中，想象出彼此更多的不堪。

朱家始終沉默，從未主動對外發聲。就像2025年4月16日大同中院的審判長《答記者問》里說的，“被害人選擇相信法律，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謝絕所有上門媒體的采訪，拒絕輿論炒作”。但所有的網絡討論，他們都看到了。朱斐的母親告訴我，她看到那些謠言很傷心，“多損啊”，她女兒沒談過戀愛，成了她人口中二婚、三婚的“壞女人”。

她覺得真正騙婚的是席陽一家。最初相親時，席陽資料填的是大專，后來她才知道，席陽是中專畢業。她說，如果知道他是中專學歷，他根本連女兒的面都見不到。

或許是因為長久的防御狀態，這位母親對陌生人很警惕。此前有記者去找她，她會說，自己得了傳染病，不能開門見人。在我拜訪時，她開了門，但也會問，我們是不是對方派來的探子？

對席陽的母親甄麗而言，煎熬同樣強烈。她的兒子正在看守所。她經常在微信朋友圈轉發為他家辯護的自媒體文章。為了給兒子翻案，她也選擇了擁抱輿論——這起案件涉及隱私，核心案情不宜對外公開，但她還是一直在網絡發布消息。大同中院的《答記者問》里提到，她多次發布涉及被害人隱私的信息，因此，二審期間，法院對她進行了訓誡。

我在陽高時，也曾聽到法官打電話給她，讓她必須刪帖，否則她會受到處罰。她立馬答應對方，但是轉頭就說，沒事，傳播效果已經達到了。

一個愛兒子的母親眼里，看到的或許是她愿意看到的、不完整的真相。

甄麗會告訴我，她聽說女方家里有很多丑聞。那是民間社會常見的污名，對女性私生活的攻擊，指向朱斐母親，也指向朱斐，她說，朱斐可能生過病、結過婚，也會說，懷疑她家后臺硬、有關系。

至于核心案情——席陽是否真的強奸，她反復說，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告訴她，自己看了案情，這個案子里沒有暴力。

她也會在漫長的時間里，不斷想象這個她還并不熟悉的女孩。她告訴我，他們雖然只認識三個月，但“幾乎天天在一起”，朱斐還會在房子里洗澡，“那么年輕的、熱戀中的兩人，女方在里面洗澡，他們能干啥 ？”但無論是席陽、朱斐的陳述，還是朱斐的身體檢查都證明，他們此前未發生性關系。且從聊天記錄來看，他們也經常幾天不見面。

甄麗（包括很多網友）也會質疑，既然朱斐不愿意，那為什么只有手臂有淤青？如果她強烈反抗，她應該會陰道撕裂，她完全可以打席陽，攻擊他，讓他停手。

但一位來自某中部城市公安局的刑警告訴我，女方陰道是否撕裂，是否強烈抵抗、攻擊男方，男方身上有否有傷，并非強奸罪的構成要件——尤其，這起案件不是發生在陌生人之間，而是發生在親密關系里。

▲男方媽媽搜集的女生在新房留下的頭發。

看不見的女兒

最后該談談朱斐了。這場悲劇里，她始終是一個模糊的人。作為受害者，過去這兩年，她到底經歷了什么？

她有一個抖音賬號，是個小號，只和幾個相熟的朋友互動。2024年初，她還比較活躍，有時會發自己簡單的跳舞視頻，她眼睛很大，頭發長，嘴巴彎彎的，笑起來很好看。

但檢視案發后的所有記錄，朱斐相當沉默，出現時常常在哭。案發當晚，母親和席陽在車里討論怎么善后時，她哭，說自己“不愿意”；她后來告訴母親，發生了這種事，就算最后真的領證了，她也不想和席陽同居；案發四天后，席陽在公安局，最后一次打電話給她，她也一直在哭，說不敢嫁了。

對家庭，她有一種順從和依賴。母親37歲生下她，獨自撫養她，是某種權威般的存在。讓她離開太原回老家，她照做了；讓她23歲就相親，她也同意了；叮囑她不能有婚前性行為，下午6點前回家，她也認同；最后被順勢推著訂婚，至少在訂婚宴上，她是笑著的，沒表現出猶疑或沮喪。

但在某些時刻，她有她的剛烈。與席陽相處時她很講原則，說好的事情，如果對方食言，她會很生氣。5月2日，強奸案發生后，她反鎖了臥室門，打算跳樓，結果窗戶裝了鐵絲網，席陽把門踹開，把她拉下來。她后來告訴母親，為什么她又點燃了窗簾——席陽不讓她走，她覺得如果著火了，鄰居看到了，會報警，這樣她就會得救。

▲臥室的門鎖已經壞了。

2024年1月，在她家院門口，她母親說，沒辦法邀請我們進門，而且我們得小聲說話，因為朱斐在家，她精神狀態不好，不愿和外面的人接觸，怕刺激到她。

案發后，朱斐的精神一直不太穩定。在公安局做筆錄時，她母親也告訴過警察，朱斐晚上睡覺時會驚厥，“一會兒瞎叫，一會兒哭，要么就是很冷漠，不說話”。吃飯比以前少，睡覺也睡不好，要靠吃藥入眠。家里想帶她去醫院看看，她反應很激烈，“一到醫院，弄也弄不住她”。

她這樣的狀態，也無法工作，據她母親說，她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就出去散心，去親戚家或同學家，有段時間她離開陽高，去了太原。

這起案件的一審和二審，朱斐都沒有出庭，朱家表示，她的精神狀態不穩定，無法出庭。另一邊，席家不斷釋放信息、把案件一次次推上熱搜。律師的朋友圈里，常常分享這起案件沖上熱榜的截圖。

2024年1月，席家啟動了對朱家的民事訴訟，想要拿回最初付的10萬元彩禮，以及戒指等一萬多元的花費。在上訴狀里，他們寫到，“原告席陽仍幻想與被告朱斐喜結連理、永結同心、白頭到老、共度余生，由于無法與其取得聯系，現通過訴訟的方式，向被告提出結婚請求”。這樣寫的原因，是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份關于彩禮糾紛案件的規定，按規定，如果朱斐不愿與席陽結婚，且她沒有和席陽長期共同生活過，那么她應該退還這筆彩禮。

我和朱斐的母親見面時，不可避免地談到了這筆彩禮。她語氣里有壓抑許久的憤怒：退錢可以，但女兒所承受的謠言和污名，她要一個公開的道歉。“物資、戒指、錢，都可以退。你給我一個公道的道歉，我會一分不差還給你。”很快，她把收到的10萬元彩禮和7.2克金戒指，送回了婚介所，讓對方轉交給席家，但甄麗沒有取回，執意上訴。

在這個案件里，朱斐和她的家庭表現出了克制和剛強。她的反抗足夠強烈，退回了彩禮，堅決推進司法程序。那句“不”，說得很清楚，也付出了代價——困在審判里的兩年時間，和難以計量的精神創傷。

我們最后一次得到她的消息，是2024年春天，她改掉了社交平臺的名字，刪掉了過往所有動態，關閉了與外界的小小的窗口，劃定了邊界。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朱斐、甄麗、席陽均為化名）

▲圖 /《初步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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