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對蔣介石的幾個評價太準確！張學良：這就是真實的老蔣！

1989年，張學良在長達50年的囚禁生活后終于獲釋。他的命運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風云變幻，而在重獲自由后，張學良沒有選擇完全回避過去，反而主動與歷史學家唐德剛取得聯系，邀請他為自己編纂一部口述回憶錄。

這一舉動對于唐德剛來說，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榮譽，張學良的選擇讓唐德剛感到受寵若驚。張學良特別提到，他之所以選唐德剛為自己的回憶錄撰寫者，主要因為他曾閱讀過唐德剛所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并認為其中展現了非常深刻的歷史洞察力。張學良認為，唐德剛能夠深刻地呈現李宗仁眼中的蔣介石，這種精準的歷史還原，正是他所需要的。

張學良對唐德剛的口述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并且認為自己雖然并未親眼見過李宗仁，但他對蔣介石的了解非常深入，唐德剛所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對蔣介石的描寫絕對沒有刪減和美化，無疑是“百分之百真實的蔣介石”，這讓張學良對唐德剛充滿了信任和依賴感。

張學良這樣一個身經百戰、見證過無數歷史風云的人，能在1989年選擇唐德剛作為他的回憶錄編纂者，足見唐德剛在史學界的聲譽以及他在張學良心中的獨特地位。

對于唐德剛來說，能夠參與張學良的回憶錄編寫，不僅僅是一次榮譽的肯定，也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如何準確地捕捉張學良的歷史體驗，尤其是他與蔣介石、李宗仁等一代政治人物的關系，需要唐德剛在語言和史實的表達上做到嚴謹無誤。

這也是為什么唐德剛在接到這個任務后，感到既興奮又壓力重重。正是因為唐德剛不僅需要深度了解張學良的內心世界，還要能夠將歷史人物的復雜性與歷史事件的深遠影響在回憶錄中傳達出來。

李宗仁與蔣介石的第一次會面

李宗仁與蔣介石的第一次見面發生在1926年5月11日。那時，李宗仁從廣西趕到廣東，意圖與蔣介石會談并推動北伐。

但蔣介石當時正陷入了與汪精衛、胡漢民的黨內斗爭，以及國共摩擦的復雜局勢中，因此他對北伐的計劃并不熱衷，甚至表示廣州的局勢過于復雜，暫時不宜發起北伐。盡管如此，李宗仁堅持自己的立場，希望通過與蔣的會談推動國家的統一和北伐的進程。

此次會談持續了數小時，但最終并未說服蔣介石采納李宗仁的提議。李宗仁和白崇禧談及此事時，使用了三個詞來形容蔣介石：嚴肅、勁氣內斂、狠。

李宗仁認為，蔣介石這樣的性格，連共患難的過程都難以做到，尤其是在共享富貴的情況下，更難與之合作。白崇禧對此表示了認同，并認為蔣的性格特點確實如李所說，難以在長遠的合作中保持和諧。

李宗仁對于蔣介石的首度見面印象并不算積極，他感到蔣介石的個性充滿了嚴肅和壓抑。李宗仁后來分析蔣介石的性格，認為他不僅嚴肅，而且內斂的氣質使得他難以與人建立真正的合作關系。

尤其是在蔣介石身上，李宗仁看到了“狠”這一特點，這種狠勁使得蔣介石即使在政治斗爭中也能顯得無所畏懼，但這也導致了他在處理復雜關系時的單一方式和沖動決策。

從李宗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性格已經顯現出他日后作為國民黨領袖時的關鍵特征：決策的果斷性和對同僚的冷酷無情，這種性格在未來的政治斗爭中無疑會成為他的一大優勢，也會成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缺點。蔣介石的這種復雜性，使得李宗仁對他產生了深刻的理解，同時也埋下了兩人之后矛盾的種子。

蔣介石的權力運作

蔣介石的政治手腕在李宗仁的眼中，體現了“權詐”這一特點。在李宗仁看來，蔣介石能夠迅速崛起并掌握國民黨實權，背后主要依賴的就是權力的謀略和巧妙的手段，而非過多的軍事或政治才能。李宗仁回憶道，蔣介石在粵軍的起步階段，就展現了他精于權力斗爭的能力。

他憑借與許崇智的關系，順利接管了粵軍的指揮權，而蔣的黃埔軍校學員則成為他在軍隊中的重要支持力量。

李宗仁的分析揭示了蔣介石的政治運作手段，蔣不僅通過軍事手段建立自己的地位，還通過黨內的權力斗爭鞏固了自己的領導地位。蔣介石在國民黨改組初期，表現出積極靠攏蘇聯及其顧問鮑羅廷的姿態，這一策略幫助他成功獲得了左派的支持。

1924年，蔣介石在第一次國民黨改組后成為黃埔軍校校長，依靠蘇聯的支持加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蔣介石通過這一系列的政治手段，不僅排除了政敵，還通過黨內外的復雜博弈，成功鞏固了自己在黨內的權力。

在此期間，蔣介石與左派合作的姿態并不持久，隨著局勢的變化，蔣很快轉向右派，開始實施排共政策。

通過中山艦事變，蔣介石進一步削弱了黨內的左翼力量，穩固了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中山艦事變發生在1927年3月，這一事件對蔣介石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蔣介石的這一系列行為，表面上看似屈從于當時的局勢，實際上卻是在進行深思熟慮的政治布局。李宗仁對蔣的這種做法表示理解，同時也認為這正是蔣介石能夠在復雜政治斗爭中勝出的關鍵所在。

蔣介石的軍事領導風格

蔣介石的軍事領導風格在李宗仁眼中存在顯著問題，尤其是在戰術決策方面，蔣介石表現出極強的個人主義和決斷力，這往往導致了戰局的失敗。

李宗仁認為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中往往意氣用事，忽略了《孫子兵法》中關于戰爭理性與策略的重要性。李宗仁舉例指出，蔣介石在北伐期間就因為過于自信，強攻南昌城池，最終導致了慘敗。蔣介石不聽從白崇禧等將領的建議，強行圍攻堅固的南昌城，結果不僅未能取勝，反而耗費了大量兵力，影響了北伐的整體進程。

蔣介石在戰場上的這種決策方式，顯然不是基于全面的戰略分析，而是依賴于他個人的直覺和決斷。這種不理智的決策方式，往往導致部隊在戰術上吃虧，最終影響了整個戰局的發展。

李宗仁指出，蔣介石的軍事指揮風格不僅僅是對個人意志的強加，更表現出他在管理軍隊時的偏私和不公平。蔣介石偏愛自己的黃埔學生，常常不按軍法辦事，而是通過個人關系來影響戰局，這種做法顯然是導致軍隊內部矛盾和戰斗力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李宗仁還特別提到蔣介石的軍事領導失敗案例，如徐州會戰的失敗。蔣介石未能及時作出戰略調整，導致國民黨軍隊的全線潰退，造成了巨大的軍事損失。

蔣介石自己也承認，自己的軍事決策有失誤，并為此感到后悔，但李宗仁認為蔣介石并未從失敗中吸取足夠的教訓，反而將責任歸咎于其他人，未能深刻反思自己的領導缺陷。

整體來看蔣介石的歷史地位無疑是復雜且具有爭議的，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崛起，依賴于復雜的政治操作和巧妙的權力運作；而他的軍事領導風格，盡管在一些關鍵時刻展現了果斷，但也因意氣用事和偏私造成了不少失敗。

從李宗仁的回憶中，我們看到的蔣介石不僅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家，也有著極大的軍事決策缺陷。這種復雜的歷史人物形象，至今仍在歷史學者和公眾中引發了激烈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