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國家的歷史與記憶，都會有一段不愿提及、但又不得不提、且不能遺忘的“特殊時代”。這個時代可能記錄了他們最黑暗、最禁錮的歲月，可能封藏了他們最瘋狂、最激進的意識，也可能保存著他們最痛苦、最悲傷的記憶。但無論如何，這樣的時代都不應被遺忘，它應該明亮在每一個人的心里，永遠對災難銘記與警惕。

在中國，也有這樣的時代。這一“特殊的時代”離我們并不遙遠，但卻由于種種歷史的遮蔽，逐漸被模糊、被遺忘。人們對這一時代均有所耳聞，但卻很少有人能真正走入它的內部，探究它的細節。所幸，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親身經歷了那一時代，并用自己真實的經歷與感受，將那個時代在記憶中勾起，描摹出一個個悲劇的個體或群體，匯成一部部悲愴、又具有一手史料價值的好書。

《我是落花生的女兒》

特殊時代的個體——一曲女性命運的悲歌

落花生，是民國著名學者許地山的筆名。落花生的女兒出生于1933年，她幼年喪父，抗戰中隨母親四處漂泊，好不容易迎來安定的生活，卻在1958年的一場全國運動中被捕入獄。剛剛結婚三年的丈夫與她斷絕關系，她的孩子也不幸流產。歷經11年的獄中與勞改生活后，心灰意冷的她來到陜西農村，嫁給了一個目不識丁、離異帶娃、大自己十歲的當地農民。

《我是落花生的女兒》，就是她晚年所寫的一部真實回憶錄。作者許燕吉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中再度揭開命運的傷疤，完成了這部回憶錄。本書出版后不久，許燕吉便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那一天，整好是她81歲生日。

《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特殊時代的個體——一位“革命者”的信仰崩塌

這本書的全名是《一個戴灰帽子的人：1960-1965 “文革”前夕，一位you派分子的迷失》。本書作者邵燕祥，生于1933年，14歲便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一腔革命的熱血。但心有信仰，依然逃不過歷史的厄運，他自稱“死在了1958”，那一年他被劃為you派、開除黨籍，心中崇高的革命信念，在現實的磨難下一點點崩塌。讀這本書，不只是對歷史的還原，更是一個真實個體對當時歷史真實的心境反應。

▲1990年11月21日，邵燕祥先生在家中

《監獄瑣記》

特殊時代的特殊群體——“反動分子”監獄眾生相

這是一本視角極為獨特、且以后不會再有的書。很多人記錄那個時代，要么從大時代寫起，要么從個人遭遇寫起，而王學泰的《監獄瑣記》，則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記錄了那個時代因政治原因入獄的人，是如何在監獄中生存度日的。

他們如何吃穿、看病、看電影？如何接受審判與回答問題？以及最后如何平反？等等百態。王學泰以自己入獄三年多的親身見聞，描摹了那個時代一群特殊“獄友”的眾生相，記錄了一個個真實的案件審判，他們有著名導彈專家、錢學森的同學徐璋本，也有普通工人，甚至地痞流氓，然而在時代的洪流面前，他們都是“平等”的。

《人有病，天知否》《故國人民有所思》

特殊時代的特殊群體——思想改造運動中的“知識分子”

如果說知識青年是那個時代屬于年輕人的特殊群體，那么已然歷經半個世紀苦難的老“知識分子”群體，則是那個時代最具有悲劇性的人群。特殊年代，首當其沖的是一個個已有聲名與成就的知識分子，老舍、梁思成、沈從文、馮友蘭、周培源、馬寅初...他們的故事已為大多數人所知，然而作者陳徒手翻閱大量被封塵的原始資料后發現，我們所知道的與所認知到的，只是歷史真相的九牛一毛。于是才有了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國文壇紀實》《故國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這兩本出版殊為不易的書。

對特殊時代的歷史回憶，雖然有很多，但是能出版成書的卻少之又少。盡管這些書籍只能描摹出那個巨大時代的狹小一隅，但仍是公眾了解那段歷史不可多得、甚至唯一的窗口。以上五本書，分別從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方式記錄了那個時代，三部私人回憶記錄，兩部“知識分子改造”研究。這樣的書有再多也不會顯得重復繁冗，因為在每一本不同的書中，我們都能發現一段讓人悲傷、震驚的不為人知的隱秘歷史。

誠摯推薦這些珍貴的書籍，組成“暴風雨時代回憶錄”五書，其中《人有病，天知否》《故國人民有所思》更是有幸獲得作者親筆簽名。本套書出版不易，宜提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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