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維舟

有一次，在去長春的火車上，鄰座得知我是上海來的，感慨“上海好啊”，然后就滔滔不絕地數落長春這些年來城市發展的種種問題。聽到后來，我都有幾分尷尬，說：“其實上海也有自己的問題，像長春這樣的小城市自有其好處。”他看了我一眼，嘆了一聲：“長春再怎么說，也是三百來萬人的大城市，怎么在你們上海人眼里，就成小城市了？”

這是我后來在各地訪談中一再遭遇的現象：很多地方的人并非不知道本地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有時甚至自己也有尖刻的批評，但你務必小心翼翼照顧他們的自尊心，因為批評家鄉乃是他們留給自己的一項特權。

然而，如果連直視問題的勇氣都沒有，那還談什么改變和進步？

自我肯定的陷阱

東北近些年來的經濟失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以人均GDP來看，1990年東北仍是全國各大區中最高的，但到去年已經墊底，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就從高于全國平均值36%，變成低于全國平均值31%。沒有任何一個大區經歷了這樣戲劇性的滑落。

數據來源：《2002年中國區域發展報告》，國家統計局

然而，一位已到上海工作的東北人告訴我，他發現自己老家那邊的親友會用種種說法極力否認現實，力圖證明“我們這兒也很好”：

“北方和南方，各有各的好，別只說南方的好。”

“你怎么證明上海比錦州好？你看到的都是片面的，錦州有好的地方，上海也有不好的地方，只是你沒看到。”

“你說的只是錦州那樣，不能因為錦州說整個遼寧、整個東北都不行，沈陽大連才能代表遼寧、代表東北，你不能只盯著東北不行的地方說它不好。”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南方只是最近些年起來了，但東北也曾發達過，風水還會輪流轉。”

“南方只是靠著政策好，當初要是在東北劃四個經濟特區，我們也能發達。”

“南方的發達就是靠坑蒙拐騙，看看多少假冒偽劣產品，那種錢我們不掙。”

“深圳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仔細看看，它的建設也是靠著我們東北人。”

這些話語否認了南方值得學習效仿，或是強調彼此對等，或是根據循環時間觀來強調南方的興起不過是“運勢”使然的曇花一現，又或者將南方的經濟發展歸結于“政策扶持”（這其實是一種計劃經濟思路，不能解釋為何“東北振興”也給了政策卻振興不起來），再者就是鄙夷不屑地認為南方的經濟發展是靠了不道德手段，又或者，還是我們在出力。靠著這些說辭，人們得以獲得一種自我肯定的心理愉悅：“我們也不輸給人，他們只是運氣好，賺了錢也來路不正，不像我們是好人。”

這里面最具有自我麻痹效果的，是將經濟發展的成敗歸結為非人為因素：很多人將這些年南北差距的拉開，解釋為“自然稟賦”不同，尤其鐘愛這樣一些說法——“東北氣候太冷，不利于經濟活動”、“北方水運條件差，又缺乏良港，在當前世界貿易主要依賴海運的條件下，南方經濟發展當然得天獨厚”。然而問題在于，在1990年之前，解釋東北的成功時，人們也都覺得東北得天獨厚，黑土地肥沃、物產礦產富饒……那時可沒人覺得氣候冷會導致東北經濟發展滯后。何況，放眼看看世界，北歐可比南歐發達多了，加拿大當然也比墨西哥富裕。

按照歸因理論，這些都是“外歸因”，即歸結為外部因素，而不是當事人的內在因素（此人聰明、勤奮、能長遠規劃、善于把握機會等等）。或許這就是人的本性：通常大家都喜歡把別人的成功外歸因，而把自己的成功內歸因。這當然可以讓自己感覺好一點，好比說“那個人發財，只是運氣好”，這樣就無須為自己的失敗感到慚愧了。你說一個人發財，運氣難道不重要？但那只是原因之一，更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不過你要是覺得對方只是運氣好，那就沒什么可講的了，因為這么一來，你沒成功只是運氣不好，既無須改變，也不用反省，更不必努力了，等轉運就行了。

這多少還算有點道理（自然稟賦當然對經濟活動有影響），但另一種話語就只是詭辯，強調的是雙方的不可比：“別天天南方北方，北有棗莊二手車，南有寧波二手車，南方北方都有發展好與不好的，都有文化新與舊的”那意思是：南方也就只一小部分區域還行，我也可以挑出北方的優點來跟南方進行“田忌賽馬”式的打臉比較，那不就把南方比下去了嗎？

這種思維已經完全偏離了“參照學習”的本意，而將之看作是一場“你贏我輸”的零和博弈，并竭盡全力來證明自己這方的好。國學大師錢穆生于中國文化自信低落的時代，每每講到中西文化對比時，勝出的永遠是中國，這固然是出于他所說的“溫情與敬意”，但這種對所屬文化的親近感，加上無法選擇只能接受現實的無奈，到頭來只會轉化為對本鄉本土的肯定乃至熱愛，以及對參照物的否定，那就談不上自我反思和改變了。

經濟落后的

文化癥結

有位國外學者在研究發展問題后說過這么一句話：“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窮人不單是缺錢，你給他錢他也富不起來，他的主要問題是陷到了一種窮活法里去了。”

貧困亞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深陷其中的人們看不到自我改善的可能，轉而合理化自己的現狀，對此王小波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一種負面的生活都能產生很多亂七八糟的細節，使它變得蠻有趣的，人就在這種趣味中沉淪下去，從根本上忘記了這種生活需要改進。”

這種種生活趣味、觀念，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而這樣一種拒絕學習、調適，為自己的現狀百般辯護、不愿意走出舒適區的文化意識，肯定會阻礙經濟發展，因為人們既看不到更好的可能，也不愿意學習借鑒，還聽不得別人指出他們現狀中存在的問題。多年前，有記者在云南一個偏遠山村里和村民交談，說到當地的貧困狀況，有一個村民不滿地說：“我就不明白了，現在都有白面饃饃吃了，怎么就叫貧困了？”

有時候，人們自己也知道差距，但相比起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他們更樂于塑造一個讓自己舒心的故事，以此來捍衛自身脆弱的自尊心。當然，每個人都尋求并渴望獲得對自己的積極評價，然而心理學研究有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發現：越是那些自尊心很強的人群，越容易出現一種根深蒂固的“自利偏差”，那就是把成功歸功于自己，卻否認自己應為失敗負責。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認知歪曲，因為讓自己確信“我很好”就能讓人自我感覺良好，而可以無視現實。尤其是如果現實讓人痛苦不適，那么人們就更容易構建出一個故事來滿足自尊的需要，本能地進行自我辯護。

這些想法著眼的不是“學習他人的優點”，而是以自我為中心，強調自己的處境也是好的，情緒價值拉滿，也就是說，從本質上而言，它不是尋求成長、改變，而是獲得肯定和自尊，并把得不到的予以貶低。既然如此，那批評意見聽不見，但如果是夸他的，那他立刻就信了。

人都有本能的自我合理化傾向，要讓人正視現實差距，承認自己這邊是不好的，對很多人來說，這第一步就是令人痛苦、心煩的，“金窩銀窩不如家里狗窩”的想法才讓人心安。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常說的是“上海也排外，都不如咱家好”，又或是：“南方再好，和我有什么關系？你去南方，也很難混得比這里更好。”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人們之所以急于辯護，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和本地是緊密綁定的，因而批評家鄉就被自動視為攻擊他本人。這就是為什么有人對我說：“山東可以自嘲，但你沒有資格嘲笑山東。”當然，這么說的人，其實也不會自嘲，但這里的關鍵是，這種批評不能來自外部，內部又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還怎么發現問題、指出問題？

那些相對保守、閉塞的地區，人們對群體的歸屬感往往很強，大城市里的中產則更傾向于認為個人命運和前途不一定和集體是完全綁定的。可想而知，每當人們對自己所屬群體有強烈歸屬感的時候，就會對外人的“冒犯”極為敏感，自覺作為群體的一分子，切換到維護它的戰斗模式。既然如此，那也就談不上對問題進行客觀評價了，而是要看誰出于什么動機在說，并為了捍衛自己所屬的群體而不惜歪曲事實。人們之所以動用各種借口來回避問題，說到底其實是因為他們無力改變現狀，又感覺自己因為安于現狀而遭到了批評。

越是經濟欠發達地區，人們越是有一種無力感，個體難以獨立、自信地發揮自身才能，很自然地就集體認同感更強，他們不相信靠個人的力量能推動什么改變，也就越發認可現狀，不謀求改變，轉而接受現實、美化現實，又或告訴自己別無選擇，為自己的處境竭力開脫，然而，這種自我合理化其實無異于自我欺騙，而這些對所處環境的適應行為，反過來會阻礙他們看清現實，阻礙他們找到解決問題的真正辦法。

可悲的是，當人們為了捍衛自己那點自尊心而合理化自己的現狀，否認差距、拒絕批評，這反倒會進一步導致經濟落后，因為這樣自我封閉、自我固化的態勢，當然會導致新思想無法落地，而那些有意推動變革的人才卻可能在遭到邊緣化之后被迫離開。最終，“看不到改變的可能”就真的帶來了“現實無法改變”的結果。

這樣的惡性循環，要怎樣才能打破？

改變的動力

一個地方的經濟表現，并不只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總是與當地社會的一系列結構性特質緊密相關，受到地理、歷史、文化、資源、政策乃至偶發事件等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邏輯鏈極長，產生影響的動力也極其復雜。也是因此，當地人如果想自我辯護，幾乎肯定能找到自我合理化的說法，但關鍵點在于：這個復雜系統的變遷動力從哪里來？

可想而知，如果一個地方體制內就業的人口比例偏高，社會心態追求穩定、不變，那就更容易抗拒變動。這并不奇怪，因為進步、提升、變革，不管怎樣，首先是基于對現狀的反思和批評，但如果你覺得這現狀夠好了，或哪怕不好但無法改變，那當然就會站在對立面。如果你被困在一個不如人意的系統內部，還會產生一種苦悶感，所以有些人的口頭禪是“不然還能怎樣呢”，那意思是：抱怨除了讓自己不舒服之外，改變不了什么。然而，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是需要一種面向未來的信心的，那重點與其說是“現在不好”，不如說是“未來還可以更好”。

一個系統一旦形成，就會產生強大的慣性。比起運河的漕運，海運有諸多優勢，但明清時代的中國卻一次次錯失了機會，為什么？歷史學者樊鏵在《政治決策與明代海運》一書中研究后發現，漕運在制度化之后，已經成為平衡國家、地方與部分官僚集團利益的一套安排，“每個環節在當時都是合乎實際情況、可以被理解的”，“河運的交通和水系格局一旦確立，地方上就圍繞運河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經濟地理格局——這個格局在商業流通上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人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采納新模式，還會極力抵制。

兩位美國學者在研究鄉村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之后，在《鄉村社會變遷》一書中指出：“變遷對系統是否有益，取決于系統的適應能力。使變遷有益于系統的關鍵在于保持一個可以使系統維持動態平衡的變遷速度。如果變遷使系統陷入了不平衡，就是有害的。”他們發現，在這樣一個穩定、守舊的社區內，革新者一般只占2.5%，由于背離社區規范太遠而很難得到追隨，要引入新思想和新技術，因而格外困難，“對于一般的農民來說，只有他的鄰里已經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想已成為傳統的一部分時，他們才會停止攻擊新思想，開始試驗一下。”但是，一旦這一進程啟動，“隨著發展的進行，發展越來越容易”，這是因為發展的每一步都為下一步創造了條件。

如果我們按經濟發展和改變意愿來做一個四象限圖，就會發現，要避免陷入停滯，積極擁抱改變的社會文化心理是極為重要的，這樣才能形成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良性循環：

因此，要打破一個地方社會的自我固化，就需要更加開放的態度。誰不希望自己的家鄉變好？但那不應該只是抱著一種防御性的心態來自我肯定，以此維護脆弱的自尊心，相反，“變好”的第一步應當是以開放的態度看見問題的存在，并不卑不亢地看到本地有別于其它地方的比較優勢。很多人不是沒能看到問題，卻很少有人想辦法去解決，因為解決問題花費個人精力和大量成本，解決了大家一起受益，人人想著搭便車等別人解決，人人都無動于衷——有的人本身就是問題中的實際受益者，甚至是阻攔者。

真正能帶來改變的，是對本地面貌既有清醒認識，在看到缺點的基礎上認識其相對優勢，能著手努力去做事的那些人。這就是為什么營商環境那么重要，因為只有讓那些帶動經濟發展的人安心做事，其它變化才能隨之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