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北京，中南海。

“搞錯了吧？”

說話的人，是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他瞅著眼前兩個年輕的后生，越看越不對勁。

眼前的兩個年輕人，年紀相仿，其中一個姓林，叫林秉蘇，是林伯渠的兒子；另一個姓鄧，叫鄧蘇生，是鄧子恢的兒子。

楊尚昆找到林伯渠和鄧子恢，大大咧咧地說：“林老、鄧老，你們的兒子搞錯了吧？我看秉蘇眼睛大、皮膚白，活脫脫是鄧老的翻版；鄧老的蘇生，反倒像林老的兒子呢！”

林伯渠和鄧子恢愣了，我們自己的兒子，怎么會搞錯呢？！可仔細一想，還真是這么一回事？自己的兒子長得還真是不太像自己呀？如果真是搞錯了，這烏龍可大了去！

林伯渠和鄧子恢趕緊派人去調查，這一查不要緊，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傳了回來：

真的搞錯了！他們兩個的兒子被人“調包”了！

一個姓林，湖南人；一個姓鄧，福建人。這一年，他們的兒子已經19歲，怎么會鬧出如此大的烏龍？這背后是一個令人心碎又無比感動的曲折故事……

鄧蘇生與林秉蘇合影

我們這段故事，一共有6名主人公，我們先介紹林伯渠和鄧子恢。

說到林伯渠，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即董必武、徐特立、謝

覺哉、吳玉章。林伯渠之所以位列“五老”，不僅是因為他年齡大，更重要的是資歷深。

1886年，林伯渠出生于湖南省臨澧縣修梅鎮涼水井村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比湖南老鄉毛澤東還年長7歲。

林伯渠參加革命很早，他18歲赴日本留學，19歲加入中國同盟會，成為同盟會的第一批會員，從此開始了漫長的革命生涯。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林伯渠在尋找光明的道路上選擇了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動。

但是反動勢力的反撲、革命道路的曲折讓林伯渠一度對中國的革命前途產生迷茫，這個時候，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深深被這一思想所吸引。1921年初，林伯渠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也就是后來的中國共產黨，而他的入黨介紹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李大釗、陳獨秀。

林伯渠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仍然留在國民黨內工作，協助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并且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總務部副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農民部長和國民政府軍委會秘書長等重要職務，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做出了很大貢獻。

從這一個角度而言，不管是在國民黨內，還是在共產黨內，林伯渠都是當之無愧的老資格，難怪日后毛澤東見了他，也要尊稱一聲“林老”。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實行“寧漢合流”，全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林伯渠毅然選擇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參與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大部分部隊轉戰南下，而林伯渠被黨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為今后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1933年，林伯渠學成回國，進入中央蘇區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兼任財政人民委員部部長，而他的前一任部長正是本篇故事的另一位主角——鄧子恢。

林伯渠

鄧子恢是福建龍巖人，出生于1896年，比林伯渠小了整整10歲，但是鄧子恢早年革命經歷之艱難曲折，一點不亞于“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

與林伯渠相似，鄧子恢年紀輕輕就萌生了革命救國思想，他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19歲在中學讀書時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開始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此后，鄧子恢當過小學教師，干過雜貨店員，看慣了社會的動蕩和底層的生活，逐漸領悟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并不具備拯救中國的力量，逐漸接受了一種全新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并在席卷全國的大革命風暴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加入中國共產黨后，鄧子恢很快展現出自己的杰出才能，他不僅能搞政工，還能搞軍事。

從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鄧子恢就義無反顧地走上紅色革命道路，冒著被國民黨通緝的危險，在家鄉龍巖一帶從事地下工作，參與領導龍巖后田暴動，建立了閩西第一支農民游擊隊，開始了創建閩西蘇區的偉大斗爭。

土地革命時期，敵強我弱，革命斗爭異常艱苦，但是鄧子恢沒有絲毫畏懼，也從來沒有輕言放棄。從1927年到1930年，鄧子恢主要干了三個方面的大事：一是領導發動工農暴動，建立工農武裝；二是開展游擊戰爭，武裝反抗敵人；三是開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

這些招數是不是很眼熟？沒錯，跟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出奇地一致，不成功才怪。

靠著這“三把火”，鄧子恢僅用短短3年時間，就讓自己一手創立的閩西蘇區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方圓縱橫300里，人口近百萬，擁有8個縣委、53個區委、546個支部，1萬余名黨員，在6個縣、60多個區、597個鄉建立了蘇維埃政府，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遙相呼應，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眼中釘”。

與此同時，閩西各地方工農武裝正式編組為中國工農紅軍第12軍，身為中共閩西特委書記的鄧子恢兼任紅12軍政治委員。

從鄧子恢早年的革命經歷看，他是一名能力全面、善于開拓的優秀干部，這樣的干部當然不會久居地方。

1931年11月，鄧子恢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長，并兼任代理土地部長，后來又兼任國民經濟部長。

鄧子恢

土地革命時期，土地和財政的重要性無需多言，沒有錢，紅軍就沒法革命；沒有土地，老百姓就不支持紅軍，而這兩項工作正是鄧子恢擅長的，他這個“財神爺”兼“土地爺”一手抓財政，一手抓土地，把中央蘇區財的稅經濟搞得有聲有色，有利保障了蘇區建設和中央紅軍反“圍剿”的后勤供給，屬于“沒有軍功章的革命功臣”。

正是在中央蘇區時期，林伯渠和鄧子恢，這兩人“財政部長”第一次相識，開始了并肩戰斗的革命歲月，也藉由他們的后人開啟了一段曲折動人的故事。

接下來，這段故事的兩名女主角登場了。

1934年10月，兩個男嬰高聲啼哭著，先后來到江西瑞金，這個紅色的革命世界。這兩個男嬰，分別是林伯渠和鄧子恢的兒子，也是本篇故事的另外兩位男主角。

為林伯渠生下兒子的，是他的妻子范樂春。

范樂春是福建永定人，1903年出生，比林伯渠小了足足17歲。她是一名真正的巾幗英雄，參加過農民運動，發動過永定暴動，當選過中共閩西特委委員，跟鄧子恢關系非常好，還是首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唯一的女性中央執行委員。

正是在中央蘇區工作期間，范樂春結識了林伯渠，盡管兩人有17歲的年齡差，但這并不能阻礙革命眷侶的愛情。1934年10月，林伯渠和范樂春的兒子出生了。

為鄧子恢生下兒子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黃秀香。

黃秀香也是福建龍巖人，跟鄧子恢的家很近，兩人在革命中相識，但一開始只是同志關系，并未走在一起。1932年，鄧子恢、黃秀香先后來到瑞金，鄧子恢擔任財政部長，而黃秀香后來在財政部當會計，兩人日久生情，最終走在了一起。

1934年10月，鄧子恢和黃秀香的兒子呱呱墜地。

然而，迎接兩個新生嬰兒的，不是父母溫暖的懷抱，而是敵軍日益臨近的槍炮聲，還有中央紅軍倉促離開中央蘇區的腳步。

此時，中央紅軍已經決定長征，前途艱險，生死未卜，帶著兩個襁褓中的嬰兒沖鋒陷陣，完全是九死一生，不管大人還是孩子，都會陷入極度危險的境地。

為了孩子的安全，兩對父母忍痛做出一個難以割舍的決定：把孩子留下。

鄧子恢與妻子陳蘭合影

兩個第一次做母親的女人——范樂春和黃秀香狠了狠心，把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連同僅有的幾塊銀元，一起交給了在贛南會昌謀生的范樂春的堂哥堂嫂。

范樂春顫抖著雙手把孩子送出去，看了孩子最后一眼，含淚留下一句話：“嫂子，這倆都是紅軍的娃崽，一個姓林，一個姓鄧，拜托你找人給養大吧！”

堂嫂只是一名普通婦女，她接過孩子，點點頭，同意了。

這一天，林伯渠和范樂春的兒子只有15天大，而鄧子恢和黃秀香的兒子出生只有3天。從此以后，這兩個孩子再也沒有見過親生母親，因為他們的母親都在戰斗中犧牲了。

將孩子托付之后，兩對夫婦踏上了不同的方向，林伯渠以年近半百高齡踏上了長征的艱苦征程，鄧子恢則冒著九死一生，奉命返回閩西，領導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范樂春和黃秀香，在淚別孩子之后，又與自己的丈夫分別。范樂春和鄧子恢一樣返回閩西南，參與領導了三年游擊戰爭和地方抗日戰爭。

1941年5月，范樂春因積勞成疾病逝于西溪白葉湖山上，年僅39歲。

黃秀香選擇了隨軍向會昌方向突圍，慘烈的會昌突圍戰中，黃秀香身受重傷，被國民黨軍隊俘虜，被敵人殘殺于會昌城外，年僅24歲。

兩個年輕的母親先后病逝，而兩個父親一心革命，也無暇找尋自己的孩子，這在當時那個戰火紛紛的年代是再常見不過的常態，多少仁人志士失去了自己的至親，沒有他們及其家人的犧牲，哪有后人的安定和家庭幸福！

范樂春的堂哥堂嫂都是貧農，無力同時撫養兩個帶著紅色印跡的嬰兒，只得把鄧子恢和黃秀香出生僅三天的孩子留給自己，把林伯渠和范樂春的孩子轉給一戶賴姓的人家。

我們很難想象，在當時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下，在自己家庭都吃不飽飯的惡劣形勢下，這兩位善良的阿媽到底是以什么用的情感、什么樣的勇氣撫養兩個孩子的，但我們知道的是，她們把兩個紅軍的兒子當成親生的孩子，不，她們讓自己的親生兒女去種地，卻把兩個紅軍的孩子送去讀書。

鄧子恢

她們一貧如洗，她們沒有文化，但是她們懂得這兩個孩子是紅軍的根，她們在孩子們身上傾注了對紅軍的情和愛。這就是我們的人民，我們最可愛最偉大的人民！

在數不清的老區媽媽乳汁哺育下，兩個孩子長大了。發仔阿媽（范樂春的堂嫂）給孩子起名叫范宜德（鄧子恢和黃秀香的孩子），滿姑阿媽給孩子起名叫賴平亞（林伯渠和范樂春的孩子）。

唯一的遺憾是，賴平亞后來生病，高燒不退，受當時醫療條件限制，導致一條腿殘疾，但是他的滿姑阿媽很疼愛這個苦命的孩子，供他讀了幾年私塾后，又送他去學做裁縫。

時光荏苒，轉眼間，兩個孩子長大了，我們的國家也迎來了和平與新生。

新中國成立后，大局初定，林伯渠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還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了開國大典；鄧子恢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 兩名經歷了無數磨難的革命者，已經成為我黨我國的高級領導干部。

這個時候的林伯渠和鄧子恢，想起當初留在蘇區的兒子們，委托贛州軍管會的同志協助查找。一開始，他們并沒有抱太大期望，畢竟十五年過去了，兵荒馬亂，人人自危，他們的母親都已經犧牲，兩個襁褓中的孩子，還會活在這個世上嗎？

令人驚喜的是，兩個孩子真的找到了！他們還在各自的阿媽家里，已經15歲，成了大小伙子。直到這時，他們才知道自己是紅軍的后代……

就這樣，兩個孩子依依不舍地告別了患難與共的阿媽們，一起到了武漢。

行走不便的賴平亞被送到時任中南軍政委員會第一副主席鄧子恢家中，54歲的鄧子恢百感交集地摸著兒子的頭，眼淚忍不住地流了下來。為了紀念壯烈犧牲在蘇區的妻子黃秀香，鄧子恢給孩子起名鄧蘇生，意思是出生在蘇區。

（鄧子恢一家合影，后排左一站立者為鄧蘇生，實為林伯渠之子）

另一名叫范宜德的孩子則被送進了中南海，到了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林伯渠家里，63歲的林老與兒子重逢，激動地熱淚盈眶，給兒子更名為林秉蘇，意思是秉承蘇區革命傳統。

不管是鄧蘇生，還是林秉蘇，都與中央蘇區結下了不解之緣，兩個父親也是希望通過此舉讓他們不要忘記蘇區人民的撫養之恩。

遲到的幸福也是幸福，從此以后，重逢的兩對父子過上了寧靜幸福的日子。

直到1953年初，出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舉家遷到北京，鄧蘇生和林秉蘇這一對在蘇區長大的兩兄弟才終于在中南海再度相聚。

一開始，兩家人都沒察覺出什么問題，可是時間一長，見到兩個孩子的人多了，大家卻看出了問題。

第一個發現問題的是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他第一次見到兩個孩子，瞅來瞅去就覺得不對勁，驚訝地地叫道：“搞錯了吧?秉蘇眼睛大，皮膚白，活脫脫是鄧老的翻版，跟林老不像呀！”

蔡暢媽媽也看出了不一樣，她愛憐地望著鄧蘇生說：“這孩子和范樂春烈士長得一模一樣，太像了……”

這下子，林伯渠和鄧子恢都驚呆了，難不成真的搞錯了？他們趕忙派人去江西找到發仔阿媽詢問，老人見推脫不過，這才含淚說了實情。

林伯渠一家合影（林伯渠身后者為其子鄧蘇生）

原來，當政府派人來找紅軍的兩個孩子時，發仔阿媽（收養了鄧子恢和黃秀香的孩子，身體健康）覺得另一個孩子（賴平亞，林伯渠和范樂春孩子）一條腿殘疾是自己沒有照顧好，對不起犧牲的范樂春烈士，所以善良的她故意“掉包”，把健康的范宜德（鄧子恢和黃秀香的孩子）送到了林伯渠家，而把傷殘的賴平亞（林伯渠和范樂春孩子）送到了鄧子恢家！

一切水落石出，發仔阿媽很懊悔，但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沒有一點怪罪之意，相反他們始終感激蘇區人民的養育之恩，孩子錯了，再換回來就是嘛！

于是，鄧子恢又給自己真正的兒子林秉蘇改名鄧瑞生，寓意出生在瑞金；林伯渠則只是給自己真正的兒子把姓改為林，名字不變，叫林蘇生，寓意出生在蘇區。

按理說，被“掉包”的兩個孩子該各歸自家了，可沒想到已經懂事的兩個孩子卻不同意，覺得姓名只是一個符號，沒必要改來改去，我們還是用原名，并且兩人都跟各自第一任“父親”及其家人產生了感情，便決定以后林家、鄧家兩家輪流居住，擁有兩個幸福的家庭。

這件“換錯兒子”的懸案傳開后，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又感動不已。第二年，林伯渠當選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子恢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人們便津津樂道：“副委員長和副總理認錯了兒子，卻同時擁有了兩個兒子……”

此后，兩個命運特殊的孩子在父親的身邊成長起來，他們沒有忘記撫養自己長大的兩位阿媽，他們用自己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報老人家的養育之恩。

鄧子恢感念兒子的孝敬，每個月都從原本就不寬裕的工資中擠出10元錢，讓兒子林秉蘇寄給他在江西的發仔阿媽。林秉蘇在大學畢業后特意返回江西，探望自己的阿媽、奶媽一家人，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全家福。盡管他已經是副總理的兒子，仍然把農家阿媽視為自己的親娘，后來回到湖南，在湘潭電機廠做了一名普通的工程師。

林伯渠的兒子鄧蘇生在大學畢業后選擇回到江西贛州，就職于贛州中級法院，當了一名人民法官，他每個月發工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生活費寄給滿姑阿媽。在贛州，提起“跛子法官”，人們都豎起大拇指稱贊說“那真是一個熱情的好心人！”

這就是林伯渠和范樂春、鄧子恢和黃秀香、林秉蘇和鄧蘇生，及其阿媽們之間的傳奇故事。他們每一個人都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有的壯烈犧牲，有的受苦受難，有的艱辛成長……他們用超越血脈的親情，譜寫了一曲人間大愛、魚水情深的革命長歌。

（鄧子恢之子林秉蘇與養母、奶媽合影）

謹以此文，致敬革命烈士和志士仁人們！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