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21日，寧波月湖邊的一戶書香門第迎來了一個男孩的降生。

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在紫薇街長大的孩子，日后會成為中國核能科學的奠基人之一。

戴傳曾的祖父是清朝舉人，父親是中學數理化教師，家里八個兄弟姐妹中，他是最小的兒子。

這樣的家庭環境，讓他從小就浸潤在知識與愛國情懷中。

1938年，17歲的戴傳曾考入西南聯大，成為這所傳奇大學的第一屆學生。

那時的西南聯大剛遷至昆明，條件極其艱苦。

40多個學生擠在一間茅草房里，晚上靠煤油燈照明，日本飛機頻繁轟炸，師生們不得不躲進山里，晚上再回來上課。

盡管生活艱難，戴傳曾仍然堅持學習，靠獎學金和做家教維持生計。

1942年，他在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的指導下完成畢業論文，題目是用分析力學解決天體運動中的行星運動問題。

畢業后，他留在西南聯大擔任助教，同時繼續深造。

1946年，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降臨——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考試。

全國八大城市共有400余人報考物理專業，戴傳曾一舉奪魁，獲得赴英國留學的資格。

1947年，他進入利物浦大學，師從中子的發現者、諾貝爾獎得主查德威克教授。

在英國，他利用回旋加速器開展核物理實驗研究，成為國際上首批通過核反應測定原子核自旋宇稱的學者之一。

1951年，他獲得博士學位，面臨人生重大抉擇。

當時英國多家研究機構極力挽留他，但抗美援朝的消息傳來，戴傳曾毅然決定回國。

"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這句話讓他熱血沸騰。

同年冬天，他登上回國的輪船，開啟了中國核科學事業的嶄新篇章。

回國后，錢三強親自到火車站迎接他，并讓他負責核探測器組的研發工作。

當時中國核科學研究幾乎從零開始，實驗室條件極差，但戴傳曾毫不退縮。

抗美援朝期間，王淦昌從朝鮮帶回一項緊急任務：研制便攜式輻射探測儀，以監測美軍是否使用原子彈。

戴傳曾帶領團隊迎難而上，自己騎自行車到北京天橋舊貨攤淘零件，吹玻璃管、設計電路、焊接組裝。

短短時間內，他們成功研制出鹵素蓋格計數管和強流管探測器，填補了國內核探測技術的空白。

這項成果后來推廣到華東電子管廠批量生產，1956年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三等獎。

更大的挑戰還在后面——中國當時既沒有加速器，也沒有反應堆，如何開展中子研究？

戴傳曾打聽到協和醫院有一廢棄的500毫克鐳源，便與放射化學家楊承宗合作，修復設備提取氡氣。

他將從英國帶回的鈹粉與氡氣封裝，制成了氡-鈹中子源，這成為中國早期中子研究的唯一來源。

有了中子源，他又帶領團隊攻關三氟化硼中子計數管，很快突破技術瓶頸，產品性能優良并實現量產。

20世紀50年代，他指導研制出中國第一臺中子晶體譜儀，獲得首批中子截面數據。

隨后又成功研制中子衍射譜儀，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

這些成就為中國核物理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進入60年代，戴傳曾在核潛艇動力堆等國家重點項目研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他參與中國第一個大型材料熱室的工藝設計，使該項目接近70年代初國際水平，為材料輻照實驗研究創造了條件。

在戴傳曾的科研生涯中，他創造了中國核電領域的五個"第一"：

第一臺"東風一號"中子晶體譜儀、第一臺中子衍射譜儀、第一座快中子零功率堆、第一批中子嬗變摻磷的單晶硅、第一座微型中子源反應堆。

這些突破性成果，讓中國核能研究一步步走向世界前沿。

1980年，戴傳曾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作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院長，他不僅推動科研，還培養了大批人才，如李德平、唐孝威等杰出科學家。

他促成中國與美國核管會的合作，派遣骨干出國培訓，為核電安全研究打下基礎。

即使功成名就，戴傳曾始終心系家鄉寧波。

1987年，他牽線搭橋，促成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與寧波玻璃廠合作，建成首條生產自動化線，推動了全國玻璃行業的技術革新。

1990年10月，69歲的戴傳曾率團赴法國考察，因勞累過度病倒。

回國后病情惡化，于11月18日不幸逝世，恰巧錯過次日快中子增殖反應堆研究中心的奠基儀式。

中國核物理學家王淦昌這樣評價他："風雨同舟共建核能三十載，感君子德高才廣為我楷模；重任在膺突罹惡疾僅匝月，慨扁倉竭智盡術難挽鶴翔。"

從寧波月湖邊的少年，到中國核能科學的開拓者，戴傳曾用一生詮釋了"科學報國"的崇高理想。

他留下的不僅是五個"第一"的輝煌成就，更是一種迎難而上、自主創新的科學精神。

這種精神，至今仍激勵著中國科技工作者不斷攀登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