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儒家，并不注重為知識而求知識，主要是在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生活，是中國哲學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學精神所在。

理想生活是怎樣？《中庸》說“極高明而道中庸”，正可借為理想生活之說明。儒家哲學所求之理想生活，是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又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是極高明之意；而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乃是中庸之道。所以這種理想生活，對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不即不離”，用現代的話說，最理想的生活，亦是最現實的生活。

理想和現實本來是相對立的。超越日常生活，和即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之中，也是對立的。在中國舊時哲學中，有動靜的對立，內外的對立，本末的對立，出世入世的對立，體用的對立。這些對立，簡言之，就是高明與中庸的對立。儒家所要求的理想生活，即在統一這種對立。“極高明而道中庸”，中間的“而”字，正是統一的表示。但如何使極高明和中庸統一起來，是中國哲學自古至今所要解決的問題。此問題得到解決，便是中國哲學的貢獻。

“極高明而道中庸”，所謂“極高明”是就人的境界說，“道中庸”是就人的行為說。境界是什么？這里首先要提出一個問題：人和禽獸不同的地方何在？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不同者只一點點。照生物學講，人也是動物之一。人要飲食，禽獸也要飲食；人要睡覺，禽獸也要睡覺，并無不同之處。有人以為人是有社會組織的，禽獸沒有，這是人獸分別所在。可是仔細一想，并不盡然。

人固有社會組織，而蜜蜂、螞蟻也是有組織的，也許比人的組織還要嚴密。所以有無組織，也不是人獸不同之點。然而人與禽獸所異之幾希何在？照我的意思，是在有覺解與否。禽獸和人同樣有活動，而禽獸并不了解其活動的作用，毫無自覺。人不然，人能了解其活動的作用，并有自覺。再明顯一點說：狗要吃飯，人也要吃飯，但是狗吃飯未必了解其作用，不知道這是怎么一回事，無非看見有東西去吃。

人不同，能了解吃飯的作用，也能自覺其需要。又如螞蟻也能出兵打仗，可是螞蟻不明白打仗之所以然，它之所以出兵打仗者，不過出于本能罷了。而人不然，出兵打仗，能知道其作用，有了解也有自覺。這是人與禽獸不同之點。

自覺和了解，簡言可稱之為覺解。人有了覺解，就顯出與禽獸之不同。事物對于人才有了意義。覺解有高低之分，故意義亦有多少之別。意義生于覺解，舉例以明之：比如現在這里演講，禽獸聽了，便不知所以，演講于它毫無意義。未受教育的人聽了，雖然他了解比禽獸為多，知道有人在演講，但也不知道所講的是什么，演講于他是沒有什么意義的。

假使受過教育的人聽了，知道是演講哲學，就由了解生出了意義。又以各人所受教育有不同，其覺解也有分別，如兩人玩山，學地質者，必鑒別此山是火成巖抑水成巖；學歷史者，必注意其有無古跡名勝了，兩人同玩一山，因覺解不同，其所生意義也就兩樣了。

宇宙和人生，有不同的覺解者，其所覺解之宇宙則一也；因人的覺解不同，意義亦各有異。這種不同的意義，構成了各人的境界。所以每人的境界也是不相同的。這種說法，是介乎常識與佛法之間。佛家說：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如眾燈明，各循似一”。一室之中有很多的燈，各有其所發的光，不過因其各居于室中，所以似乎只有一個光。但以常識言，此世界似無什么分別，各個人都在一個世界的。各人的境界雖然不同，但也可以分為四類：

一、自然境界

自然境界在其中的人，其行為是順才或順習的，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并不了解其意義與目的，無非憑他的天資，認為要這樣做，就這樣做了。如入經濟系的學生，他是認為對經濟有興趣，豈不知道讀了經濟有什么好處，這是由于順才。再如入經濟系的學生，亦有因為入經濟系人多即加入的，原無興趣關系，更不明白益處所在，看見大家也去了，這是由于順習。

《詩經》的詩是當時的民間歌謠，作者未必知其價值如何，只憑其天才而為之，也是由于順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不知作息之所以，也是由于順習。他如天真爛漫的小孩，一無所知，亦屬自然境界。高度工業化的人，只知道到時上工退工，拿薪水，也可以說是自然境界的。自然境界的人，所做的事，價值也有高低。而他對于價值，并不了解，順其天資與習慣，渾渾噩噩為之而已！

二、功利境界

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為利的。圖謀功利的人，對于行為和目的，非常清楚，他的行為、他的目的都是為利，利之所在，盡力為之，和自然境界的人絕然不同，其行為如為增加自己的財產，或是提高個人的地位，皆是為利。為利的人都屬功利境界。

三、道德境界

道德境界在其中的人，其行為是為義的。義利之辨，為中國哲學家重要之論。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說：“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這個分際，也就是功利境界與道德境界的區別。有人對于義利的分別，每有誤解，以為行義者不能講利，講利的不能行義。如修鐵路、辦工廠都是為利，儒家必以為這種事都是不義的。

有人以為孔孟之道，亦有矛盾之處，孔子既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則孔子就不應該講利。但是“子適衡，冉由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這不是講利么？孟子見了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足見孟子是重仁義的，但是他貢獻梁惠王的經濟計劃卻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都是講利的，和仁義是否有矛盾呢？不過要知道，利有公私之別，如果為的是私利，自然于仁義有背，要是為的是公利，此利也就是義了。不但與義不相背，并且是相成的。程伊川亦說：義與利的分別，也就是公與私的不同。然則梁惠王所問何以利吾國，這似乎是公利，為什么孟子對曰，何必曰利。殊不知梁惠王之視國，如一般人之視家然，利國即利他自己。這就不是公利了。總之，為己求利的行為，是功利境界。為人求利的行為，是道德境界。

一個人為什么要行義，照儒家說，并沒有為什么，如有目的，那就是功利境界了。據儒家說，這種境界里的人，了解人之所以為人，認識人之上還有“全”——社會之全。人不過“全”之一部分，去實行對于“全”之義務，所以要行義。這事要附帶說明全體和部分的先后，二者究竟孰先孰后，論者不一。以常識言：自然部分在先，有部分，才有全體。像房子，當然要先有梁柱，架起來才能成為房子。梁柱是部分的，房子是全體的，部分在先，似乎很明顯。

然而細細研究，并不盡然，假使沒有房子，梁也不成其為梁，柱也不成其為柱，只是一個大木材而已。梁之所以為梁，柱之所以為柱，是由于有了房子而顯出來的。這樣講來，可以說有全體才有部分，則全體在先，亦不為無理。孔孟亦說人不能離開人倫，意亦全體在先。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其意是：人必須在政治社會組織中，始能實現人之所以為人，否則不能成為人，無異一堆肉，俗諺所謂行尸走肉而已。

正像桌子的腿，離了桌子，不能成為桌腿，不過一個棍子而已。所以個人應該對社會有所貢獻，替社會服務。但也有人說：個人和社會是對立的，社會是壓迫個人自由的。可是在道德的觀點來看，便是錯誤。如果認為社會壓迫個人，主張要把人從社會中解放出來的話，無異說梁為房子所壓迫，應予解放；但是解放之后，梁即失了作用，不成其為梁了。

四、天地境界

天地境界在其中的人，其行為是事天的。天即宇宙，要知道，哲學所說的宇宙和科學所說的宇宙是不同的。科學的宇宙，是物質結構；哲學的宇宙，是“全”的意思。一切東西都包括在內，亦可稱之為大全。在這種“全”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所以我們不能說我要離開宇宙，也不能問宇宙以外有什么東西，因為這個宇宙是無所不包的。天地境界的人，了解有大全，其一切行為，都是為天地服務；照中國舊時說，在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在道德境界的人是賢人，在功利自然境界的人，那就是我們這一群了。

境界有高低，即以覺解的多寡為標準。自然境界的人，其覺解比功利境界的人為少。道德境界的人的覺解，又比天地境界的人為少。功利境界的人，知道有個人；道德境界的人，知道有社會；天地境界的人，除知道有個人、社會外，還知道有大全。不過他的境界雖高，所做的事，還是和一般人一樣。在天地境界的人，都是為天地服務，像《中庸》所說：“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并非有呼風喚雨移山倒海之奇能。

要知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有天地之化育。如了解其是天地化育之化育，我們的行動就是贊天地之化育，否則，即為天地所化育了。像禽獸與草木，因為它不了解，所以為天地所化育了。人如沒有了解，也是要為天地所化育。圣人固可有特別才能，但也可以做普通人所做的事，因為他有了解，了解很高深，所以所做的事，意義不同，境界也不同。禪宗說：“擔水砍柴，無非妙道。”如今公務員如果去擔水砍柴，意義也就不同。因為他的擔水砍柴是為了“抗戰”，并不是為生活。妙道即在日常生活。如欲在日常生活之外另找妙道，那無異騎驢覓驢了。

總而言之，圣賢之所以境界高，并非有奇才異能，即有，亦系另一回事，于境界的高低無干，無非對于一般人的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圣人的生活，原也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不過他比一般人對于日常生活的了解為充分。了解有不同，意義也有了分別，因而他的生活超越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所謂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他的社會地位里所應該做的生活。照舊時說法：就是為臣要盡忠，為子要盡孝。照現代的說法：就是每個人要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做他應該做的事。圣人也不過做到了這一點。有人這樣說：人人每天做些平常的事，世界上沒有創作發明了。也有人說：中國之所以創作發明少，由于儒家提倡平常生活，因而進步比西洋差。

其實這個批評是錯誤的。圣人做的事，就是一般人所做的事，但并沒有不準他有創作發明，每個人站在崗位上做其應做之事，此崗位如果應該有創作發明，他就應該去創作發明，我們并沒有說一個人在崗位上做事不應該創作發明的。

以上所說的四種境界，不是于行為外獨立存在的。在不同境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行為，不過行為雖然相同，而行為對于他們的意義，那就大不相同了。境界不能離開行為的，這并不是逃避現實，因為現實里邊應該做的，圣人一定去力行，圣人所以為圣人，不是離了行為光講境界。不然，不但是錯誤，而且是笑話。比如父母病了，我以為我有道德境界，不去找醫生，這不是笑話么？要知道德境界是跟行為來的。沒有行為，也就沒有境界了。人的境界即在行為之中，這個本來如此，“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就是對于本來如此有了充分了解，不是索隱行徑，離開了本來，做些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