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提交審議的《生態環境法典（草案）》，以1188條的超大體量呈現了我國部門法法典化的最新進展。這部涵蓋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三大領域的"鴻篇巨制"，表面上實現了環境法律體系的物理整合，但就其實質，卻也“暴露”了立法者對系統性治理的認知偏差。在生態文明建設亟需制度創新的當下，這種形式主義的法典化工程，不過是全能理性主義在立法領域的又一場盛大巡禮。

一、法典化迷局？體系整合的虛像與現實割裂的真相

立法機關宣稱的"適度法典化"模式，本質上是權力主導的體系拼接。將10部法律簡單匯編成典，卻保留森林法、草原法等30余部單行法繼續有效，這種選擇性整合制造了法律淵源的混亂：當法典總則編的"通用規范"遭遇特殊法中的例外規定，司法實踐中恐將陷入規范沖突的泥潭。草案第143條總則編對生態紅線的規定，與土地管理法中耕地紅線的制度設計如何協調？法典編纂者并未給出答案。

法典編纂對法律淵源的粗暴切割，暴露了立法技術的粗糙。將循環經濟促進法拆解到綠色低碳編，把清潔生產制度肢解后分置不同章節，這種"外科手術式"的規范移植，完全割裂了產業政策的完整性。更值得警惕的是，草案將電磁輻射、光污染等新型環境問題打包進"其他污染防治"分編，這種歸類方式既不符合污染治理的科學規律，也違背了風險預防的基本原則。

開放性條款的濫用更凸顯了草案擬訂者的投機心態。草案對碳達峰碳中和僅作原則宣示，對生物安全議題保持緘默，這種"留白藝術"表面上為未來立法預留空間，實則是回避制度設計的攻堅難題。當法典編纂淪為既有規范的陳列館，草案擬訂者便巧妙逃避了環境治理中的實質性制度創新。

二、結構失衡？形式理性的狂歡與實質正義的失落

總則編143個條文的龐雜體系，已然構成對法典理性的自我嘲諷。從生態分區管控到監測標準制定，從環評程序到補償機制，這些本應屬于特別法的技術性規范，被強行拔高為"基礎性制度"。當法典草案將突發生態事件應對與信息公開制度并列時，制度設計的邏輯鏈條已然斷裂，留下的只是立法者對體系化追求的偏執。

污染防治編五百多個條文的技術狂歡，暴露了路徑依賴的深重危機。沿用大氣、水、土壤等介質分類的傳統立法模式，使法典陷入"換湯不換藥"的窣臼。對噪聲污染仍按工業、建筑、交通、生活實施分類管控，這種上世紀90年代形成的治理思維，根本無法應對現代城市噪聲聲態的復雜演變。當立法者沉迷于條文數量的軍備競賽，制度創新的可能性早已湮滅在技術細節的汪洋中。

生態保護編的系統性承諾終究是鏡花水月。法典草案試圖用"自然資源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統攝土地、礦產、漁業資源管理，卻未觸及產權制度這個核心癥結。當集體林權改革困局、礦業權市場亂象、漁業配額制試點等實質問題都被懸置，所謂的"高水平保護"不過是文字游戲。將長江、黃河保護法內容簡單移植為"重要地理單元保護"章節，這種機械整合完全消解了流域治理的特殊性。

三、責任虛置？嚴刑峻法的表象與制度軟約束的實質

法律責任編142個條文構筑的懲戒體系，掩蓋不了環境執法的結構性缺陷。將行政處罰標準從單行法平移至法典，這種看似嚴厲的立法技術，實則回避了執法權分散、取證困難、執行乏力等真問題。當環保部門仍困在"九龍治水"的體制窠臼中，再完備的罰則也不過是紙面威懾。

法典草案對政企責任的設計延續了權責失衡的傳統。草案強化了企業的突發事件應對責任，卻對政府環境監管失職的責任語焉不詳；草案中的生態補償機制強調市場調節作用，卻對財政轉移支付中的權力尋租風險視而不見。這種不對稱的責任配置，本質上是將市場主體的義務絕對化，卻為權力任性保留了制度豁口。

最致命的制度漏洞在于司法救濟途徑的缺失。整部法典未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突破性設計，對生態損害賠償仍停留在原則宣示層面。當環境司法的專門化改革停滯不前，再完美的實體法規范都將淪為空中樓閣。草案擬訂者顯然不愿觸碰司法權與行政權關系的敏感神經，這種保守姿態使得法典的制度效能大打折扣。

這部生態環境法典草案，本質上是一場立法權力的自我展演。當編纂者將主要精力耗費在對既有規范的排列組合上，真正的制度創新已悄然退場。生態文明建設需要的不是法律條文浩浩羅列的龐然大物，而是能夠破解"公地悲劇"的制度密鑰。在環境治理的深水區，我們需要的不是法典化的虛假繁榮，而是直面產權制度、監管體制、司法機制等核心難題的改革勇氣。或許，立法者應當放下法典化的執念，在實質性的制度變革中尋找生態治理的真諦。